儿童社会学研究范式——兼论中国经验与反思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颁布,许多国家的社会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儿童社会学研究.在一段不算长的时期内,儿童社会学已经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社会化研究范式、社会建构论研究范式及权利论研究范式.就儿童社会学的中国经验来看,虽然学科呼声较早,但后天发育不足.通过反思儿童社会学的中国经验,表明无论是国际层面的儿童社会学还是国内层面的儿童社会学都没有摆脱分支学科丛中的边缘地位;同时,对儿童社会学中国经验的反思,也引发了有关中国社会学自主性问题的思考.无论如何,儿童社会学到了以行动社会学和解放社会学的姿态、实现自我解放和儿童解放的时候了.     

当代中国法律本质理论的研究范式

法律本质理论反映着法律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交往本质的理论反映,是社会变迁的理论表现。当代中国法律本质理论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在前苏联的影响和自我探索的过程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与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相适应,当代中国法律本质理论的演进经历了接受与建构、质疑与超越、深化与发展三个阶段。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反思

哲学研究范式蕴涵着哲学运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体现着哲学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变革。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本身就是哲学研究的创新范式。反思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继承和创新,合理对待学科与学术、问题与意识、规范与自由、文本与精髓、心性与治学的关系,是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自觉意识。     

作为研究范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它首先应该成为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应该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目标、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该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以外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学术研究的根本范式。只有自觉地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才有可能真正地走向世界,也才能真正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科学发展观:新世纪中国发展政策的新范式

本文旨在运用政策范式概念,分析中国发展政策领域的范式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政策经历了两个明显的范式阶段:单纯经济增长(GDP主义)政策范式(1978-2003),以及正在形成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标志的新发展政策范式(2003年开始)。自改革开放伊始,发展政策主要由追求GDP数值所主导,权力下放和市场化是主要的政策工具。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出现的急剧变化,使得GDP主义政策难以为继。旧的政策范式受到了挑战,政策制定者们在寻求新的政策范式。2003年非典疫情的爆发,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发展政策范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出现的范式转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者的平衡。     

“殷鉴不远”:当代中国的哲学建设必须直面由现代范式向后现代范式的理论转型

自20世纪上半叶开始,一种近乎普世性的现代主义发展潮流的诸多弊端日渐显露,并逐渐由强盛走向危机.这一危机最终导致了一种作为迥异于现代主义哲学范式的后现代哲学范式的出现.后现代哲学范式转型包括理论场域上从思辨世界向生活世界的转型,叙述方式上从独白模式向对话模式的转型,以及形态聚焦上从共时向度向历时向度的转型.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当中,我们也将同样不得不面临现代性的诉求和与之相偕而来的现代性危机问题.因此,作为时代精神表征的中国哲学在进行当代建设过程中,也需要在从事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同时,自觉地对现代主义思维范式进行一种新的反思,从而在西方哲学、马克思哲学以及中国古代哲学等研究领域开创一个由现代主义的思维范式向一种后现代的思维范式转型的新的理论时代.可以说,只有认识到这一理论转型的需要,我们才能使中国哲学建设跟上时代步伐并与当代人类哲学接轨,我们才能使中国哲学的发展提升到战略性发展的思考高度,在永葆其哲学的批判性和使其成为"时代的先声"的同时,为中国哲学发展迎来又一个新的"理论春天".     

网络化治理多元主体的互动交流:解释框架与研究议题

在日益兴起的网络化治理中,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交流是对需求的不确定性、资源的专用性、任务的复杂性以及交流的频繁性等条件的回应.这些条件推动着组织朝着与他者交互活动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其能够协调和维护各方的互动交流.这些条件的满足使得网络化治理形式能够摒弃科层制和市场两种方案的缺陷,并融合它们的优点,最终实现优良的社会治理.因此,必须建构一种新的解释框架阐释在何种条件下网络化治理各方的互动交流能使其具有比较优势,并通过对关键研究议题的分析来回应“如何实现各方互动交流”的问题.     

权力制约的社会学范式:理论与路径的探讨

权力制约的社会学范式在当前政治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以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进行系统捉安的梳理,指出权力制约的社会学范式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前提与现实资源之上的.而中国目前并不具备这些前提和资源,这就决定了在培植民主的社会基础方面,以社会制约权力的实现,要建立在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变革之上.     

中国社会转型制度研究的新范式:“互动式”研究

制度研究存在多种范式,以往无论是社会学的"结构决定论"、"理性选择理论",还是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关注的焦点或理论前提都集中在了制度上,而忽视了行动对制度能动的反作用,致使其理论视野"作茧"于制度本身。在针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制度研究中,应当克服以往"单向式"研究的不足,努力融合社会学与经济学制度研究的优长,把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结合起来,既要研究制度对行动的限制,又要研究行动对制度的反作用,从制度与行动的双重关系这一实践逻辑入手,用新的范式——"互动式"研究来代替以往的"单向式"研究,进而明确制度与行动是不可割裂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     

范式问题与问题范式:“中国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无疑处于初创阶段,研究范式的讨论对于该学科沿着规范轨道生长具有重要的学科价值。哲学的实践使命与学科特质决定了范式问题的真正解决有赖于问题范式的形成。关注、解读中国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所以可能和得以建构的基本学术路径。解读中国问题,可以从哲学高度认知,从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境遇定位,从当代中国人性的发展状态观照,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揭示。中国问题在于现代性的缺乏的根本特质决定了打通问题进入范式并形成问题范式之通道,以理性多元、立宪民主和公民理性为基本维度的公共理性成为极为重要而有效的理念诉求。以此为范导,立足中国语境,可以也应该构建起以问题为中心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     

反思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复兴,而在时代要求、中国现实与理论挑战的推动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逐渐成为显学。反思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几种各有得失的理论进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面临的前提性问题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及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领域定位、现实依据、理论维度、立体动态、旨趣倾向、研究路径和目标指向为结构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范式构想。     

法律社会学:历史与范式的建构

法律社会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近年来得以蓬勃发展。从其发展历史来看 ,由于研究对象、理论取向和方法原则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因而学科范式的不确定性也就显而易见。为促进该学科的发展 ,建构一种常规研究的范式在目前尤为重要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危机

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越来越远离了时代思想的中心,日益苍白。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研究者们自囿于20世纪80年代所建构起来的一套研究范式,而拒绝了解社会、拒绝以个人的研究与社会生活进行良性的互动。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只有重建其与当代生活、本土经验的关系,不断开放其研究视野、丰富其研究手段,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困境。     

中国马克思学: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的回归与创新

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于其研究范式的创新.在寻求范式突破的过程中,中国马克思学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已经是势在必行.它借鉴了西方马克思研究的有益成果,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形成以文本解读为特色的研究范式.如其说它是传统文本解读范式的回归,不如说是一种以马克思本人文本解读为基础、以现实需求为目的,集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为一体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     

晚清以来西王母研究范式之演变

有关西王母的研究,学界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自晚清以来,西王母的研究方向与理论范式不断演变,从而使西王母的话题逐渐深入,出现多种学术视角和研究成果。然而关于西王母的最初渊源等几个核心问题,始终备受争议。本文试图将晚清以来的西王母研究范式进行梳理,并提出西王母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以及笔者的观点,为西王母神话信仰体系更深入的研究做理论准备。     

简论邓小平权力制约思想与反腐倡廉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把加强权力制约的思想上升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高度来认识,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并就如何加强权力制约作了许多深刻而精辟的论述,为我们探索和揭示出了一条保障权力正常有序高效运行的权力制约机制,在当今中国反腐倡廉的实践中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组织、议题与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政治学研究的兴起及其影响

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学是在邓小平"补课"的号召下恢复与发展起来的,梳理四十年的发展成果是政治学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政治学的发展是随着中国政治学的恢复与发展而同步前进的,是中国政治学的一块阵地、一方重镇、一个缩影。围绕研究组织、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上海政治学在中国政治学的恢复与发展中起到了引领、开创与旗帜的作用。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与主要矛盾转换的背景下,上海政治学能否为中国政治学乃至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作出新的贡献,这需要所有上海政治学人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