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绍兴:一个地域性与时代性的课题

浙江向来以越自称,以为越才是浙江的灵魂,而包括杭州在内的"浙西"倒成了文化的边缘区域.在吴文化的强势渗透下,"浙学"表现出了"东"强"西"弱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越学"甚至可以来代指"浙学".绍兴人的文化性格主要来源于阳明心学与浙东经史学,杭州人的文化性格主要来源于浙西词学和程朱理学.因此,绍兴可以说是志士豪杰实行实用的豪迈之乡,其所代表的可以说一种心性文化,杭州则是文人墨客行吟颂赞的温柔之乡,其所代表的可以说是一种诗性文化.以绍兴为中心的"王学"传播区域几乎囊括了大半个中国,并且还从南北两个方向分别向周边国家辐射,最终形成了日本阳明学派和韩国阳明学派,使"王学"最终成为近世东亚地区的亚主流思潮.中国儒学历来给人以温文尔雅、谦谦君子之印象,王阳明的出现,曾给东亚诸国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不仅在于其打破思想禁锢的精神力量,更在于其"儒者之功,仁人之勇"的政治气魄.这种儒者形象的出现,对儒学东亚不啻于一场地震!构筑人文绍兴,这样的精神遗产当倍加珍视.     

翻译理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思考

理论来自实践并被用来指导实践,这是人们的共识。在翻译学界,这种观念也占据主流市场,然而事实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结合在实际的运用中却并不尽如人意。翻译理论具有时代性、地域性,而且对其内涵的解读在实际的运用中也至关重要。本文从翻译理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入手,分析了理论与实践在结合过程出现问题的可能原因,期望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进一步的认识和掌握。     

斯宾诺莎论人的思想自由

斯宾诺莎所说的人的思想自由有两层含义:(一)一个人具有理性,他就有了自由;(二)人具有天赋的自由思考判断之权。人的自由思考判断之权是不可转让的。企图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是不明智的。由于学术界存在着误解,应对斯宾诺莎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思想作一辨析。此外,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斯宾诺莎的相关论述有模糊不清的地方,也应该加以细致辨析。     

公民权利思想探源: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卢梭之比较分析

公民、人民、平民以及天赋人权、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等概念在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极易被混淆或误用,而仅从概念本身的特征进行区分又对它们之间内在渊源的联系有所忽略。原初公民与现代公民的区别在于权利与义务是否对等,原初公民权利与现代公民权利的不同在于权利与权力的界限是否分明;同时,民族国家的产生与代议民主的确立在这两次转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论斯宾诺莎自然法思想的基本构成

斯宾诺莎的自然法思想强调自然法、自然权利、自然权力之间的等同关系。从表面看,三者之间的等同关系似乎失之独断,令人费解。但如果从其全部哲学的基底概念“实体”出发,将其自然法思想分殊为两层语境,即实体语境与个体语境,那么,通过分析“实体”概念统筹下的语境论述,就会使这种等同关系的合理性和意义显明起来。实体语境中的等同关系表明一种理想的观念学,个体语境中的等同关系则表明一种现实的政治学。阐明两种语境的过渡与转换,也便阐明了其自然法思想的基本构成。     

公民权利思想探源：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卢梭之比较分析

公民，人民，平民以及天赋人权，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等概念在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极易被混淆或误用，而仅从概念本身的特征进行区分又对它们之间内在渊源的联系有所忽略，原初公民与现代公民的区别在于权利与义务是否对策，原初公民权利与现代公民权利的不同在于权利与权力的界限是否分明，同时，民族国家的产生与代议民主的确立在这两次转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论斯宾诺莎哲学的两面性

斯宾诺莎哲学中有三个基本范畴:实体、属性、样式。通过对这三个基本范畴的深入分析,可以判定斯宾诺莎哲学具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面性。究其所以然,除了社会原因之外,主要的还在于其本身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利己还是利他——论斯宾诺莎的利益观

斯宾诺莎的利益观是他在论证理性在情感控制上,特别是理性在道德中的重要性中体现出来的。他的利益观既不是大众所理解的纯利己主义的自私自利,也不是纯粹道义性的利他主义。斯宾诺莎的利益观有着复杂的伦理思考和深刻的伦理意义。对其利益观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获得完善人格的力量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     

论斯宾诺莎与康德伦理思想的异同

康德和斯宾诺莎作为西欧大陆理性主义伦理学传统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 ,他们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担负着相同的双重历史任务 ,即批判封建宗法旧道德、制定和提倡适应资产阶级新的社会生活的道德规范 ,但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品质的不同 ,他们的伦理思想又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 ,从总体上看 ,在斯宾诺莎那里是以彻底的理性利己主义学说的面目出现的 ,表现了他唯物主义的哲学倾向 ;在康德那里是以反利己主义的理性学说的面目出现的 ,表现了他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调和哲学倾向     

斯宾诺莎的神迹观

斯宾诺莎否认神迹的存在,这是过去三百多年来斯宾诺莎研究者的共识。格雷姆.亨特在2004年发表"斯宾诺莎论神迹"一文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斯宾诺莎根本没有否认神迹的存在,相反,他提出的神迹定义肯定了神迹的存在。本文对于这两种观点不预设立场,而是从斯宾诺莎的文本本身出发,首先考察斯宾诺莎所说的神迹的含义是什么;其次,根据他的神迹概念来确定是否有神迹存在;然后,讨论斯宾诺莎是否提出了亨特所说的神迹定义,由此显示斯宾诺莎在神迹问题上的主张。     

杜威职业教育思想的现代性分析

美国教育家杜威以现代“民主”概念与“职业”意义为基础 ,主张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1 相结合 ,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综合化 ,职业教育实施途径多样化。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性     

毛泽东的革命:走向现代性与超越现代性

毛泽东的“革命”，既是一场驱动着古老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卓绝的努力，同时又强烈地体现出对于“现代性”弊端进行反拨的价值维度。走向现代性与超越现代性，是毛泽东“革命”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它成功还是失败，无论它给人民带来了福祉还是灾难，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考者和实践者来说无疑都是一笔宝贵财富。     

现代性与文学思潮

文学思潮不是前苏联文学理论中所谓“创作方法”的应用,创作方法不是一个科学的文学理论概念。文学思潮是文学的历史运动,是对现代性的反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现代性的不同立场和态度,产生了不同的文学思潮。现代性发生以前,没有形成文学思潮。现代性开启了时间性,也开启了文学的历史,形成了文学思潮,并推动了文学思潮的变迁。     

试析罗尔斯的正义观对功利主义的超越

罗尔斯正义观虽然在其论证正义的前提、过程和目的等方面包含有功利的考虑 ,但是并不能归结为功利主义 ,罗尔斯在对可能功利、分配差别的考虑和正义的论证等方面超越了功利主义。罗尔斯正义观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可能性的考虑脱离了现实性的基础 ,而使其正义观具有较多的理想色彩。从解释学的视角看 ,作为社会正义的共识应是可能功利与现实功利的统一 ,是每一个具有正义前结构的个人视界融合的结果。     

翻译“现代性”：瞿秋白思想探索

瞿秋白从自己的政治计划和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提出了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一些看法。他的翻译思想受到了历史及其政治哲学理论背景的影响：首先，他从历史和时间的角度，认为他的中国位置和西方“现代性”之间有历史性的文化差异；其次，他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语言异质性的表述与批评动摇了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翻译的稳固关系；最后，他试图在理论上解决翻译所产生的差异问题。对瞿秋白来说，翻译成一个正在形成的、口头的、不保留过去语言踪迹的中国的普通话，才可以消灭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     

生产现代性批判之剖析

就海德格尔、卢卡其和马克思而言,他们之所以能相遇,是因为他们都有对生产现代性的分析与批判。这些分析与批判对当前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警示作用。生产不能仅仅从财富的增加这一狭义的目标上考虑。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应考虑到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以及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夏夫兹博里“审美无利害”思想与审美现代性

夏夫兹博里最早从主体自身出发提出审美不涉及利害的思想,他在上帝退场和理性自律兴起后将情感当作了道德的根据,将这种情感称为“道德感”,是通过内在感官以直觉的方式获得的,并将审美看作是通过“内感觉”实现的直觉快感。在摆脱了形而上的束缚后,从主体出发的无利害的审美开始出现。     

论福柯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之争

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争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次伟大争论.现代性从现代化以来就一直困扰着我们.现代性该何去何从,许多哲人对这个问题一直在进行着探索,福柯和哈贝马斯是我们对现代性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福柯侧重空间问题的分析,而哈贝马斯重视时间的演进.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二者有着不同的意义,在现代中国,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哈贝马斯的理论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     

现代性与人的生存和责任探析

生存是人类生命存在、社会文明和发展的首要条件。现代性问题已经或正在从事实和价值层面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性悖论导致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命运问题。教育能使人的思想进入现代生存问题的底蕴之中。人必须认真反思当下生存的状态和境遇,探索超现代性困境的途径,探讨理性与价值的统一,增强责任意识,践行和谐生存。     

石里克语言分析与禅宗超语言

自惠能以来的中国禅宗,无论是在自我修行的内在证悟方式上,还是在接引弟子时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手段上,皆闪烁 着“不立文字”的影子。通过杜绝语言文字对真如妙法的曲解进而引导信徒透过内心之虔敬而到达智慧彼岸。相较于西方20 世纪开始广泛流行的以石里克等人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在探究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前景时,提出对哲学问题进行语言分析, 从而解决哲学体系中的形而上学问题,这与中国禅宗之“不立文字”似有相反而又相通之处。在双向研究禅宗的超语言逻辑与 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分析路向的基础上,对二者通而不同之处进行研究,以求获得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