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现代史学的初步建立

五四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史学初步建立的时期。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力图摒弃杜撰和编造,从真实出发,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在中西学术交融的学术背景下,五四时期的史学表现出了区别于传统史学的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内容、观点上开始具备了现代史学的因素和要求;五四时期在史学人才的培养、史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史学刊物的创办等方面也具有了现代史学的初步规模。所以,五四时期是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一次真正高峰     

略论王国维的古史研究

<正> “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种疑古学风,这种学风,发展成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古史辨派的学风相反,不是怀疑中国古代史,而是利用出土的甲骨、金文证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古史记载而说明其可信者是王国维先生。王国维是利用甲骨金文解释中国古代史的创始人,这种方法,现在来看是平常的而且是应当的,但在当时来说,这是新奇的事。我们看一看和王国维同时的学术权威、经学今古文大家康有为和章太炎的学风,就更加清楚。康有为主张变法,提倡“托古改制”,因而他不相信某些典籍中的古史记载,认为是出于刘歆的伪造。他也不相信出土的钟鼎彝器。章太炎的政治主张和康有为不同,在经学上互相水火,在中国古代史上的观点也绝不相同,他相信传统的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但他也不相信甲骨金文。在当时,经学就是国学,两位经学大     

张舜徽先生史学的总结性特征

按照逻辑的结构而非历史的顺序 ,2 0世纪的中国史学可以分为总结性史学、批判性史学和建设性史学。在这个坐标系上 ,张舜徽先生属于总结性史学。他对自己史学的这一特征 ,有着十分自觉而明确的认识。 2 0世纪总结性史学的对象和任务 ,是要通过对清代学术的总结 ,以完成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清理 ,为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准备条件 ,张舜徽先生学术工作的重点也正在于此。而讲求义例和举要 ,则是其总结性史学的特点     

以人事为学：刘咸炘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承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新文化派参照西方学术开创新史学,进而以现代史学观念与体例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新史学”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有效平台,却在无形中割裂了中国传统史学之于现代学术的关联。刘咸炘提出,史学的广义就是人事学,进而以“察势观风”为史识准绳,以“史有子意”为史家宗旨,落实即事明理的人事学,倡导以纪传体编纂传统创新史体。在近代中西学术交汇的语境中,考察刘咸炘的史学观念,揭示其立足固有学术传统、会通古今中西的旨趣与方法,或可在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学术体系之间建立有机关联,为时下突破分科之学、建立中国学术本位开辟新路径。     

现代学术文化与20世纪古文献学研究

古文献学研究在20世纪初有一些新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西学东渐之风、整理国故、古史辨运动以及学术专业化的发展等现代学术文化风潮,对古文献学研究的现代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间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人对古文献学的新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求真与批判:疑古史学的思想遗产

<正>疑古思潮、"古史辨"运动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1992年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疑古史学的是非曲直又成为一个学术焦点。现在看来,"疑古时代"的说法尽管不一定确切,但疑古思潮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一环,是中国历史学的一次革命。直到今日,疑古思潮、"古史辨"运动仍是古史研究领域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仍关涉到对一系列古书、古史的基本判断。今天的古     

郭沫若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侧重于学术史视野下的叙述

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焦点，各方论战者从理论引用、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古代社会性质的确定等方面对郭沫若古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评述。论战中包含着合理科学的学术成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郭沫若古史研究的修正和完善，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本文力图侧重于从学术史的视野叙述郭沫若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从而部分还原其被遮蔽的学术面相。     

“神话即古史”——以“刑天”“夏耕”为中心的夏史求证

文学人类学派倡导从"古史即神话"到"神话即古史"的研究范式转向,针对的是由于疑古学派对神话与古史之内在联系的割裂而造成对古史真相的严重遮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西方原型理论与结构主义神话学催生的中国本土神话学理论,为重释神话与古史之关系提供了有效方法论;考古学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发现,为重建古史系统提供了宝贵物证。神话学与考古学相结合,是重建中国古史系统的必由之路。夏史是古史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对"刑天""夏耕"神话内涵的解读,发现商人为彰显其政权合法性,在卜辞中对夏王朝进行了刻意贬抑和遮蔽;以"有夏"自称的周人则在金文和文献中延续了夏王朝的信仰和传统。夏朝的真实性,可通过商周两代政权对待夏的不同态度上得到求证。     

论民国时期湖南学术的发展及特点

民国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民国湖南学术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大批文史、哲学、法学、教育诸领域的大家。晚清以来史学独树一帜的学术传统得到延续,史学成为民国湖南学术的奇葩,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史学的影响巨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得以运用,并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和文学研究成就;传统学术方法继续在学术研究中传承,在文字学、文献学研究中收获硕果;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和流派也在伦理学、法学、逻辑学研究中打上烙印;由此呈现了民国湖南学术的发展轨迹,并凸显其湖湘学术独特的传统。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变革

二十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是一个充满了变数和动荡的百年。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也随同这震荡的世纪一样,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完成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其间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一、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主要经过两个阶段:一是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蜕变;一是由新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蜕变首先是在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中实现的。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     

从“‘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走向论析

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到新史学话语体系,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建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讨论,表明中国史家期望超越对西方史学话语的简单引进与仿效,要求建立根植于中国历史实际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史学话语体系。这标志着经过百余年中西史学的碰撞、融合,中国现代史学已开始摆脱对外来学术的依附状态,力图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章太炎与中国史学的现代性转换

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实现现代性转换,其潮流大势在破旧立新。章太炎亦是中国史学现代性转换的重要推动者,他以中国历史为据,持旧而又出新,力主在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史学的现代性转换,表现出"依自不依他"的自信和自觉。他提出"夷六艺于古史",从启蒙的角度看,有助于祛除经的神圣性,推动经史之学的现代性转换,但他主张的"六经皆史"又并非时贤所说的"六经皆史料",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史学不能脱离民族历史传统,经书不可化约为有待整理的史料,取其躯壳而剔除精神。针对欧化和疑古风气,他在"经者古史"的基础上提出"史者新经"的说法,强调历史的权威性,阐发"历史民族之义",与梁启超等运用西理抨击古史的做法相比,有效地避免了认同危机。章太炎高扬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代表了中国史学现代性转换的另一种思路,发人深省。     

现代史学视野下的胡适——从唐德刚相关言论出发的讨论

"中国传统史学"、"新汉学"与"新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三大形态,三者的优劣比较也构建了评判20世纪中国史学的多视角坐标。通过此坐标可发现,胡适尽管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史学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历史学家之一,但他却未能完全冲出种种束缚而带领中国史学健康发展。个中原委,在于胡适的史学研究存在着忽视对历史本身的探讨、偏离世界史学发展主流、严重的门户偏见等局限。这些局限不仅制约了胡适自身学术成就的取得,也阻滞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健康转型。学界在对胡适的史学贡献及遗产重视和继承的同时,对于其局限,不仅重视得不够、反思得不够,而且改正得也不够。时至今日,中国史学再一次面临关键的转变,我们需借助对胡适的深刻反省,为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寻找有益的借鉴。     

《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评介

这是一本关于王国维学术研究的论文集,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集刊》之一,由廿四篇文章组成。内容广泛,但主要还是研究王氏学木成就,指出他在哲学、文学、词曲、甲骨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唐碑刻、敦煌文献、西北地理等等方面的精辟论述而加以阐扬。王氏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顾颉刚先生创建“古史辨派”，从20到40年代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作为学术主流的“古史辨派”已经消失，但顾颉刚个人的疑古辨伪方向始终未变。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顾颉刚对考古学的过于熟知，导致了他对考古学的冷漠态度，并最终导致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缺憾。     

20世纪初新史学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

20世纪初年以梁启超、章太炎、黄节、邓实、马叙伦等为代表的晚清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激烈批评,以“新史学”为中心进行了一场史学革命,其最初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中国现代史学之建立上。笔者认为在20世纪初史学革命中,新式知识分子借“史学”的革新,对“民族”、“国民”等近代概念进行了界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     

趋新反人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

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的崛起已不可遏制.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成立于1928年、由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虽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接轨国际新潮,却误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些许影响也未能使傅斯年摆脱兰克史学的支配.当时学术界努力趋新求变,但时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缺乏明确意识.傅斯年及史语所受此制约,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走上一条与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     

近现代之交的中国诗学转型与王国维的学术使命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先驱.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现代之交诗学转型的重要历史时刻,如何在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再造中国现代诗学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核心主题.19世纪中后叶的文学革命已经开启了中国近现代之交的诗学转型,而深厚的中西学术素养,毕生以学术为己任的执着追求,使王国维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近现代之交包括诗学在内的现代学术转型的开路先锋.     

论张光直对于中国考古学科的定位

张光直先生的学术背景使其在考古研究中更倾向于使用以人类学为主的多学科研究方法。而这样的具有人类学倾向的考古学在学术定位上应归于张先直先生所定义的新的史学（尤其是中国古史）学科范畴,这种学科区别于中国传统意义上以史料为基础的史学,是具有世界性的。这样的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需要中国学者广泛学习西方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其发展的结果是从中国产生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理论。张先生的一生。也正是致力于此目标。     

胡厚宣与中国上古史的重建之路——以《甲骨学商史论丛》为中心的考察

胡厚宣因早期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特殊际遇，深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治学取向由“疑古”转向“考古”,又因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参与殷墟发掘，与甲骨学结缘，遂服膺并积极实践新汉学的考据之法。抗战时期，胡厚宣被顾颉刚延揽至齐鲁大学国学所担任研究员长达七年，在国学所的慷慨赞助下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四集，此书是其学术生涯的代表性巨著，亦可视为民国学术史上新汉学考据范式的扛鼎之作。在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胡厚宣以新汉学的学术立场，利用新出的考古材料，结合甲骨金文考证，回应社会史论战及古史辨运动的诸多学术争议问题，其治学风格体现了各种学术路径的角竞和融会，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中有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