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研究中的"义序"与"义序研究"中的宗族

本文就宗族研究史上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与"义序研究"的关系问题作了回顾和讨论,认为林、弗两氏宗族认识之异同,可以用"宗族的功能论"与"功能的宗族论"之异同来归结;弗氏在其理论构筑中只能入手、吸收"义序研究"之部分成果的"偶然"之中,内含着当时功能主义、非洲宗族范式的流行以及弗氏本人宗族研究取向等的"必然"因素;然而,这种"必然"导致了弗氏理论对宗族的观念系谱等文化要素之分析的忽视,并进而局限了其理论自身的阐释力.本文提示,世纪之交的本土汉学人类学的宗族研究仍要立足学科,发挥其诸如亲属制度研究、田野工作等方面的学科特长和本土文化分析之所长,为整体的家族、宗族和汉学研究作出应有的独特贡献.     

宗族复兴与农村工业化社会基础的构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宗族的复兴 ,对于农村工业化社会基础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 ,宗族复兴带来了组织权力结构中利益权力、认同权力的增强 ,给农村工业化组织基础增添了弹性与活力 ,我们要注意规范宗族等社会力量的发展定位 ,坚持农村基层组织在农村工业化组织基础中的核心地位 ;另一方面 ,宗族文化心理结构在农村仍具有强固的持续性和强大的影响力 ,必须立足“文化软着陆”战略 ,推动宗族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形成适应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心态基础。     

论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他推进了徽州宗族修谱传统的形成,徽州宗族修谱传统反过来促进了朱熹思想在徽州民间广泛渗透,受朱熹的影响,徽州宗族形成了重教兴文的传统,朱熹思想深刻影响了徽州宗族内部的礼仪规范建构和风俗习惯的形成.     

论近代商人宗族与宗族文化的发展演变

随着经济、时代的发展 ,以及新兴商人群体与商人社团的诞生 ,中国商人宗族在近代出现了若干由旧趋新的发展演变。其具体表现 ,主要是产生了由大变小以及封闭性日趋削弱、开放流动性日渐显现 ,旧的功能不断弱化、新的功能日益明显等过去所没有的新发展趋向。与此同时 ,商人宗族文化在形式、内涵及其影响等许多方面 ,也相应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但无论是商人宗族还是其宗族文化 ,又都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某些落后的残余。     

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发展

宗族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重要因子,新中国成立之初被革除,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复兴。宗族复兴根源于传统宗族观念的不可断裂性和国家权力对宗族的弱控制。宗族复兴对当今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此我们要辩证分析,区别对待,让宗族文化的变迁有利于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先秦时代的宗族观念是神话历史化的重要契机

上古时代近乎无意识的祖先崇拜,至夏、商特别是西周至春秋时代,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带着浓厚政治与伦理色彩的宗族观念。周代的宗族观念是昭示宗族地位的需要、“兴灭国、继绝世”的政治需要,也是完善婚姻制度的伦理层面的需要。而正是这种宗族观念成为神话历史化的重要契机:通过创造出虚构的、历史化的宗族体系,各不相关的神话传说人物被组合到一个家族之中,从而加速了神话人物向人格化始祖神的转变;宗族意识进一步扩展为民族意识,终于形成了以黄帝为中心的五帝系统,使神话史变成了华夏的人类文明史。当神话中的神性英雄变成了完全人性化的氏族始祖之时,神话故事便成了可信的历史事实,他们所处的时代因而也从神话时代提前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     

现代化进程中闽南宗族的变迁——以晋江市庄氏宗族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闽南出现了传统宗族活动复兴的现象,但以往具体的个案研究不多。本文以晋江市庄氏宗族为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宗族在社会功能、宗族管理、宗族之间关系以及女性参与等方面的变迁。闽南传统宗族观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宗族在不断调适自身功能的同时,还通过投入当地经济建设,吸引海外宗亲力量,参与地方公益事业等方式,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继续发挥着作用。     

历史记忆与宗族边界:明清徽州的宗族认同

对于明清时期中国宗族来说,宗族认同是由历史记忆与宗族边界共同支撑而成的。就徽州地区而言,从长时段的角度看,早在明嘉靖、万历之前,部分徽州宗族便已完成了历史记忆的整合,进而确立了自身的宗族边界。这两者并非是万年永固的,受到明清时期徽州地域社会环境的影响,宗族边界会呈现不同状态,并进而对历史记忆产生不同作用。需要看到,这一动态过程在明清时期中国不同地域展现出一般状态的同时,还有着自身的地域特殊性。     

试论唐代宗族的转型

唐代宗族处在中国古代宗族的转型期,是中古宗族与近古宗族的交会之处:它在南北朝时代中古宗族衰变的基础上,基于隋唐社会环境的新变化,一方面继续着南北朝以来以世家大族为核心的中古宗族的衰变,同时又开启着宋元以后近古宗族的历史。其转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城乡宗族的分野日渐清晰;二是其居住形态从"聚族而居"发展为"宗族聚居";三是宗族政治、军事功能的消褪;四是近古宗族的萌发。     

试论民国时期农村宗族的变迁

民国时期农村宗族的变迁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一方面 ,农村的宗族制度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和社会革命的冲击 ,而呈现出逐渐衰落的趋势 ;另一方面 ,由于这一时期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并未被动摇 ,国民政府无力也无意于摧毁宗族制度 ,加之宗族制度本身发展的惯性 ,使得民国时期宗族在缓慢衰落的同时 ,又呈现出一些发展和变异的新特征。     

金文所见商周宗族秩序的建构

通过商周金文中所见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伯/叔侄关系、在世者与其故去直系祖先关系、宗族首领与宗族子弟关系的考察,可以看出商周时期贵族宗族内部,宗统和君统是合二为一的,亲缘关系的政治化非常显著。但战国之后,这种显著的宗法关系逐渐发生转变,亲缘关系的政治化大为弱化,用于宗主与其家族成员之间的君臣称谓逐渐消失,君臣关系逐渐固化为国君与其他成员之间的等级称谓,这是后世君权发展的必然。     

党项宗族与封建化进程探析

封建,是一种社会性质,是由经济关系来决定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政治的成熟和发展,表现在权力的高度集中、行政机构中严格的隶属和等级关系、礼乐的制度化;也促进了文化的成熟与发展,表现在佛教和儒教广泛传播及其在上层建筑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政治和文化上的封建化成为党项封建化过程中与经济封建化同样重要的社会封建化的内容。而在党项的历史上,是以姓别为部落,因而宗族就成了构成党项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本文就是在部落宗族的层面上论述党项的封建化过程。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与宗族形态的历史考察

在历史上,中国的宗族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的宗法制阶段,东汉至唐中叶的士族、世族阶段,宋以来的庶民宗族阶段。其间,春秋至西汉,唐中期至五代,可视为两个过渡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宗族形态是不同的,其中主要的变化有:第一,宗族的平民化、庶族化;第二,宗族与政权组织的关系弱化、间接化;第三,宗族内部关系松散化,制度化程度和强制性减弱。此外,还发生了宗族聚居由北盛于南向南盛于北的变化。     

我国历史上宗族组织的政权化倾向

在我国历史上 ,宗族组织不仅是个血缘单位 ,还是个准经济单位和准政治单位 ,其内部的结构与功能和当时的政权组织有很大的类似性。如宗族组织内部存在着与阶级关系相对应的身分等级秩序 ;与官僚机构相对应的宗族机构 ;与国法相对应的宗族法 ;与政权一脉相承的族权 ,呈现出明显的政权化倾向 ,而这正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宗法性的具体体现     

中国宗族的历史特点及其史料——《清代宗族史料选辑》序言

中国宗族组织经历大众化过程,宋代以降拥有广大成员,是民众性、宗法性、自治性的合法团体。它是家国一体专制主义的基础,又是实行民主政体的基础。宗族具有依附于政权及为其成员谋利益的双重性,作为民间组织,反映成员诉求、关注成员生活,它的宗法性意识形态是一回事,生活实践本身是另一回事。选辑资料取材于清代形成的各种类型的记录清代宗族史的文献,也部分取材于民国时期的有关图籍。图书文献包括实录、政书、史书、文集、方志、笔记、档案等各种类型,尤以族谱为主体。选辑汇录的宗族史资料有三个特点,一是尽量保持史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二是官方有关宗族的方针政策文献与民间宗族活动文献的结合;三是资料拥有量比较多,约有200万字。这是就宗族史研究而言,同时对历史学的整体研究有特殊意义——为勾勒中国历史全貌提供丰富的不可缺少的素材,为史学的综合研究法的进一步实现提供可能。它还能为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文献学、生命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提供学术资料,意义不凡。     

当代中国宗族文化与乡村民主化建设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宗族文化复萌对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虽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对乡村民主化建设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宗族文化容易强化宗族意识、纠结宗族矛盾、妨碍法制建设、抑制独创精神、操纵乡政等,影响乡村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农民的政治参与,延缓乡村民主化进程。     

宗族复兴对农村法制建设的影响

宗族,即“同宗同族之人”,是以姓氏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由若干家庭所组成的家族。千百年来,我国小农经济导致了农民保守、自私、狭隘的群体性格。宗族在这种氛围中,逐渐走向凝固、走向封闭。八十年代以来,宗族活动重又兴起,并且迅速发展。在广大农村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     

新安江流域文化积淀中的姓氏与宗族

“六普”数据显示,以黄山市为主体的新安江流域之姓氏分布与安徽省其他地区呈现出显著差异.历史上,新安江流域这种既远离中原又非边疆的内陆地区是人们、尤其是那些名门望族“寻得桃源好避秦”的理想之所.因而,该区域在历史上可谓人才济济、名流辈出.历史回顾表明,以众多历史名流、名门望族为核心的姓氏分布给新安江流域区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综合分析得出:人口迁移背景下的姓氏分布使新安江流域文化积淀呈现为三个“面向”,即经商致富与读书入仕并重;贾而好儒;习俗风尚的宗族性与民俗健讼传统共存.     

宗族大众化与洪洞移民的传说 --以怀庆府为中心

北方宗族在清代普遍发展,就怀庆府来说,清代中后期进入大众化发展时期,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由于先祖资料的缺乏,民间社会在宗族文化建设中面临着巨大困境,于是洪洞大槐树的故事应运而生,因此这个故事只有放到宗族大众化的历史脉络中才能得到解释.     

宗族现代化初探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 ,无论我们对宗族这一带有较强封建色彩的组织持什么样的态度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宗族组织都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很快消失 ,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宗族不断对自身进行调整 ,使之与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相适应 ,从而实现自身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