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气之会转向理气之合——从朱子到船山的心统性情说

王船山心统性情说,发引心的人心道心两重性及其相互的关联,构建以两者相互作用来呈现性情的理论。他用“性体心用”的架构来阐述性的显明方式。虽然胡五峰以及朱子旧说都采用性体心用的思想结构,甚至朱子悟得新说之后,还曾在《知言疑义》里专门对胡五峰的性体心用进行过批判,然而船山“性体心用”,与胡五峰、朱子旧说不同,船山“性体心用”并非是已发之际对心的省察、存养,船山的“性体心用”充分伸张心思的面向,性在心之思的作用下以思之原则显现,该理路展现出“用中备体”的思想。     

高畑常信：《宋代湖南学研究》

在宋明理学的研究领域当中,朱子学可以说永远是一个热门的课题,然而曾经对朱子思想产生过种种影响的湖南学(亦有“湖湘学”之称)长期以来却颇受冷落。事实上,朱子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中和新论之形成、居敬穷理这一为学纲领的最终确立、对心统性情说之认可、心具众理这一重要观点的提出,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湖湘学派诸子的思想纠葛不无关联。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诠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钱穆强调"心统性情"所蕴含的"心"对于性情的主宰,并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不只是强调性理之重要,实际上也强调"心"的主导作用,而朱熹讲"心统性情"则是对于"心"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阐释。为此,钱穆把朱熹学术归属于心学,把朱熹的"心统性情"看作是对孟子心性论的超越。与此不同,牟宗三强调朱熹"心统性情"的"心、性、情三分",并认为,在这一格局下,"真正之超越实体在性而不在心",心对于性情只有摄具作用,且仅局限于工夫论,所以此心非孟子之心,"尤与孟子‘本心即性’之本心义不相应"。他们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朱熹的"心统性情"及其与"性即理"的关系乃至分判朱熹的学派归属,提供重要的参考。     

悫：在礼义中涵养性情的君子人格——荀子礼义积伪论与性情论之关系再探讨

荀子关于礼义与性情之关系的思想，对于当代儒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们通常将荀子的性情论与礼义积伪论对立起来，这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发现，荀子思想是从“礼以养情”出发的。情有两种：有待之情与无待之情。这两种情又分别联系着有待之性与无待之性。首先，性情论中有待与无待的区别，给出了礼义的来源——忧患之情；而礼义又反过来滋养了性情，从而塑造了一种君子人格——“悫”或“材悫”。于是，有待与无待的鸿沟在礼义实践中得以被超越。因此，荀子的性情论与礼义积伪论之间存在着相互给出和互相诠释的关系。     

李退溪的心性论

素有“海东朱子”之称的朝鲜李朝大儒李退溪对朱子之心性论,不仅给予详尽之诠释,且有较重要之发挥与创造。这种发挥与创造依据朱子而又不同于朱子,是对朱子学的发展。他提出的别具特色的性情理气互发说,极大地丰富、完善和发展了朱子的心性情理论。在儒学史上应有重要之位置。退溪对心的工夫义给予了特别的发挥,由于他对心之工夫义特别重视,有人把其哲学概括为“敬”的哲学,这种概括,只能从心的工夫义上理解才有意义。退溪论性情侧重分别,他提出了性情发动分属理气之“分开说”,并从五个方面加以论证,这是他依据朱子而又超越朱子的地方。     

三苏道情性话题的论辩

本文主要就三苏关于道、情、性话题的论辩进行阐述,从三苏以人情为旨归而解经出发,通过六经的人情之辩、与朱熹的道性论辩以及儒释道三教融突这三个方面来凸显三苏的心性哲学。面对心性理气的时代核心话题,苏氏父子不离其中,为心性的性情之学寻求形而上的支撑;其道、性、命、情、善,融突而和合,构成了苏氏理论思维的逻辑系统;其学虽杂于道,禅两教,但仍归宗于儒家圣人之道。苏氏蜀学在理学思潮中虽居非主流,但亦为推动理学思潮的发展做出贡献。     

读上博简《性情论》的几点联想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之《性情论》与郭店简《性自命出》内容基本相同。按古书篇名通例,此二篇名皆可,而"性情论"更能突出此篇的特点,可提请学者关注先秦儒家的心性和性情论。《性情论》因与《性自命出》简长不同,每篇字数不同,故二者连缀编排亦不同。思孟五行"仁义礼智圣",而孟子亦言"仁义礼智乐"。乐与圣的关联,表明先秦儒家成德实于"情"上实现。《性情论》的编排次序更突出了乐教与情的内在关联性。《性情论》言性,皆从情上说,但却非以性等同于情。它以仁表显性之特征,又以民心有恒言民性善,故强调乐教之成德作用为"反善复始",属于思孟学派思想。而《性情论》更突出了情以显性的意义,孟子思想与之关联当更密切。     

阳明心知论及其对朱子“虚灵知觉”的创造性转进

朱子“虚灵知觉”之心论的重“知”取向颠倒了先秦儒家以情感为心之首出原则的基本进路,存在着知、情分离的倾向,阳明对之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转进。一方面,通过对“知是心之本体”命题的提出,阳明将“虚灵知觉”贞定为创生实现义的主宰原则;另一方面,阳明又揭示出此创生主宰之“知”的本原根柢乃为一念“真诚恻怛”之“情”,情感实构成心的真实主体,而“知”则是情感发用流行中所固有的主宰光照作用。朱子学所可能导致的知觉先在与知、情脱节的弊病由此被克服。立于情感为心之首出、“知”“情”内在关联的心知论进路,阳明对朱熹“心统性情”“已发未发”“体用一源”等心性架构命题进行了“点铁成金”式的重释与转换。这在回归先秦儒家心知论进路的同时,亦将朱子那“虚灵知觉”的心知系统转进升华为一内具“精一之旨”的良知系统。     

司马光的潜虚之学的价值

司马光的《潜虚》一书是基于心思的理论思维,不仅合象数结构、义理解释、时空图式为一体,又摄天道与人道,和合形上与形下,价值理想与意识形态;司马光分别构建了天道逻辑结构和人道逻辑结构,以天道明人道,又以人道证天道,以达到治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他以性情为其重要概念阐释心性情说;又将其性情、道情、中和、未发已发相对应,从而推出中和论,将中与和的价值、意义、作用、功能融合为一,达到致中和的境界。     

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

朱熹主张“恻隐是情”、“四端皆情” ,强调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互动。王夫之则严格区分“四端”、“七情” ,批评朱子“以性为情、以情知性” ,混淆了性与情、道心与人心的界限 ,认定已发的道德情感仍然是“性”而不是“情”。王夫之对于“情”的警惕防范 ,超过了朱子。两人均认同情才本于性。但朱子的思考重点是“心”“性”“情”一体三分 ;王夫之的思考重点则是以“性”(道德理性 )为轴心 ,从“性”“气”二本出发来说明“情”“才”的善与不善 ,力图通过“正情”“尽才”“功效”以“尽性”     

理学养生之道——以朱子心性修养论为中心

作为禀天地之气而生、法四时而成的人,如何把握养生之大道?朱子给我们道出了养生的根本道理。朱子的养生之道以心性修养为基础,注重道德修身,以成就圣贤、君子为宗旨目标;朱子的心性修养论,强调心的知觉、主宰作用以及对天理的认知、情欲的节制,以“中和”作为对身、心、性情的整体调摄原则,追求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境界。而这种超然的人生境界、怡然自得的心理状态以及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恰恰是个体存养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的生命状态。所以,朱子的心性修养论,虽然不以养生为目的,却养在其中。朱子的养生之道是建立在心性修养论基础上的“天人理一”的养生体系,从树立“天人一理”的养生观以及身心共养、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德、养气存心、情志养生、“仁者寿”为养生最高境界等几个方面阐述养生之道。系统研究建立在朱子心性论基础上的养生之道,可以对今天人们的养生诉求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朱熹"心"论

在宋明理学家中,朱熹因主“性即理”而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他并非不言心,其心论思想异常丰富,本文从知觉之心、主宰之心、虚灵之心、已发未发之心四个方面对心的含义做了剖析,指出心是朱熹修养工夫之落脚点,从修养论、工夫论的立场观之,心在朱子思想中占有一关键的地位。     

王船山对朱子正心思想的继承与发展SSCI

王船山的正心思想是对朱子正心思想的发展,主要凸显了四个方面:一是将心之内涵从朱子的"心统性情"发展为"持志正心";二是将正心实质从朱子的"去蔽存心"发展为"道心至正";三是将正心的路径从朱子的"诚意正心"转换为"正心诚意";四是将正心评价从朱子的"心与理一"丰富为"推至天下"。通过对王船山正心思想的分析,可以得出船山的学术研究方法走了一条正学开新和经世致用并重的路径。     

王船山对朱子正心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王船山的正心思想是对朱子正心思想的发展,主要凸显了四个方面:一是将心之内涵从朱子的"心统性情"发展为"持志正心";二是将正心实质从朱子的"去蔽存心"发展为"道心至正";三是将正心的路径从朱子的"诚意正心"转换为"正心诚意";四是将正心评价从朱子的"心与理一"丰富为"推至天下"。通过对王船山正心思想的分析,可以得出船山的学术研究方法走了一条正学开新和经世致用并重的路径。     

朱子与船山体用视域下的“四端”“七情”之分判

四端七情是宋明理学家们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朱子和船山尤甚。但是朱子与船山对四端之内涵的认定存在根本的差异:朱子根据已发未发的性情体用之别将四端视为情,船山则从有无自质的立场视四端为性。这种从情或性来定义四端是对孟子之四端两个面向各自的发展。对于七情,朱子和船山初看都将二者视为情,但是朱子之七情是有善有恶的,船山之七情是中性的——可善可恶,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因之,朱子和船山对待七情的态度分别是"制"和"导"。"制"所强调的是对情进行内敛的工夫,而"导"则注重发挥情的积极效用,同时也严防情的消极影响。     

元代诗论中的性情说

在对宋代文风的整体反思中,元代文人更重视作者情志意趣的抒发,＂性情说＂贯穿了元代的诗论,批评家们对此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郝经主张抒发雅正中和之情;刘将孙以禅悟来阐释性情,反对读书穷理;程钜夫主张＂情其情＂,神游体会古人的生活情境与心灵世界;吴澄主张性情的真实自然;杨维桢强调情性之差异,并以任情恣性的诗歌创作冲击理学性情说。从元初的传统儒家诗教到元末张扬个性的铁崖体创作,历史就这样在曲折中前进。元代性情说的演变,预示着中晚明浪漫主义潮流的到来。     

程颐心性论的演变与内涵——以心分“体用”为主

程颐作为理学的创建人,其心性论具有重要意义。他与弟子吕大临讨论"中和"问题时,引出了心分"体用"的观点,从性、情两个方面来解释心体、心用,成为朱熹"心统性情"说的重要理论依据。但他原本的观点并非如此。他起初认为"心"只能是已发之情,而不包括未发之性。受吕大临的启发,才认同心既可以指已发,也可以指未发,只是分体用而言。这样理学的"天命之性"才在禀气而生的身体上有了一个着落处——"心体"。涵养"心体"须用"敬",性正"心用",程颐的心性论逐步完善,并影响了朱熹的"己丑之悟"。     

论《文心雕龙》对“情性”“性情”的调遣及表达的理念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典文艺理论的巅峰之作,"情"字散见于全书50篇文章中的40篇。其中,"情性""性情"两个概念,未能引起龙学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文心雕龙》出现的"情性""性情",由于"性"和"情"的组合方式不同,所指对象、表达的意义也存在差异。这是两个偏正结构的词组,词序在前者是所指对象,在后者并非实指。与"性"相对应的是陶铸,与"情"相对应的是雕琢。刘勰认为,对人的天性的教化应以柔性方式为主,对情感的约束应以刚性方式为主。     

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一直以来学界对儒家心学的研究主要注目于孟子心学和陆王心学,较为忽视朱子心学。其实,在朱熹思想系统中,人心之学是极为丰富的,包含着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以及“道心人心”说、“心统性情”说等内容。它阐明了人心是人待事、处事、做事的动力、标准,是人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神基础。朱子人心之学大致可以从三大方面加以探究：一是人心本质论,借助于对心的深入思考和辩论,朱熹建构了独特的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等;二是人心类型论,朱熹对心的类型、形态进行不懈思考,和二程一起共同建构了人心道心说;三是人心功能论,朱熹对张载“心统性情”说做了创造性发展,从性体情用、情动心兼动静、理在人心等方面呈现了心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人心本质论、人心类型论和人心功能论三者构成了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传承中的背离与融合——退溪诗与天人合一思想研究

退溪诗论以其性情论为哲学基础,诗歌作用于性情,使人心于动静之际,窥天理之流行,契天人合一之境。其诗歌实践既有"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表现为理学家对理、对天德彝伦的本原性质的思索,美的形式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循此进入道德审美境界;又暗合于道家崇尚自然的文艺思想,表现为道家对自然的亲近之情,景与意会,获得自由赏适的、感性的人生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