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视阈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羁绊与创新

新型城镇化目标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创新,要优化城乡户籍制度;要推动就业保障制度改革;要探索住房保障制度改革;要推动农民工子女公平享受教育制度;要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要加强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要加快财税管理体制改革。     

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及可行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城市的超前发展,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成本上升;农民工流入地地方政府缺乏激励,推进意愿不强;城市居民的歧视,增加了定居城市农民工的心理成本。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行路径有实行以人为本的制度安排,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快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民工就地转移;构建城市居民和落户农民工的互信;稳定农业发展,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农民工市民化参与城市社区分红:新型城镇化应正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公共服务均等化看待农民工市民化,掩盖了农民工落户城镇面临的参与城市社区分红矛盾,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从公共事务治理之道来看,农民工市民化参与城市社区分红问题的处理,应遵循确定农民工参与社区分红权利、形成具体参与社区分红办法及化解社区分红矛盾的理论路径。在实践中可以采取先来后到原则、积极探索农民工落户时农地换分红政策,并建立农民工落户后城市社区治理中少数人权益保护机制,以实现农民工落户后参与城市社区分红权利。     

农民工的“城市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河南省“百村调查”的数据分析

通过河南省"百村调查"数据,能够分析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数据分析表明,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打工地点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年轻的、文化程度高的、收入高的、在省内打工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城市梦"。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应充分尊重农民工的进城意愿,分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重点关注青年农民工群体,促进该群体融入城市;完善产业集聚区配套设施,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就近城镇化。     

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要探讨农民工社会保障推进与农民工市民化实现问题,必须分析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及原因、农民工社会保障推进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养老保险制度为例,提出将就业稳定的农民工直接纳入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将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以及建立农民工过渡性的个人账户养老保险方式,促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     

弓弦模型:农民工市民化

目前,我国城镇化已构成弓弦模型,弓柄与弓弦之间巨大的张力表明的是那些已经在城市就业,而没有享受到与当地市民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的广大农民工。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一早已使弓弦饱和的庞大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问题,将会导致弓弦拉断,跌入"过度经济城市化"的陷阱。对此,本文探讨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措施和深化改革的思路。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新型城镇化也称之为人的城镇化,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人的发展。在城镇化的传统评价体系中,我们主要使用市民数量、城镇数量、城乡基础设施等指标来评价农民市民化程度,重点放在评价市民化、城镇化数量扩张及"物的城镇化"等硬件方面,却严重缺乏对"人的城镇化"的评价指标。因此,我们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注重社会环境、身份认同、社会权利等行为与态度指标,重新构建了一套评价农民市民化的指标体系,以弥补现有评价指标的缺陷。     

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宅基地退出的互动关系研究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农民工市民化与进城农民工退出农村宅基地之间关系密切。从互动机理来看,农村宅基地退出可以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资本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则对宅基地退出提出了现实需求;从互动机制来看,新型城镇化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宅基地退出的最大动力,而促进农业人口转移为市民和实现农村土地高效利用是重要的运行机制。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引导农民工退出宅基地具有可行性。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宅基地退出互动,应加强"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建立农村宅基地价格评估和管理制度,构建新型城乡空间体系,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实施保障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非制度障碍与制度性矫治

农民工市民化,是保证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遭遇到了种种困境,还处于较低水平。农民工思想观念落后、文化素质低、社会资本积累有限以及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等,是造成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非制度障碍。笔者认为:非制度障碍需要制度性矫治才能从根本上得以清除,文化心理等非制度性的矫治只能起辅助作用;政府在破解非制度障碍中应承担起主导责任;非制度障碍的矫治必须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加强针对性,这样才能取得突破。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顺应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论文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揭示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从城镇化水平滞后、制度障碍、居住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社会参与程度五个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最后从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制度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定居、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创造社会氛围五个方面,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     

关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几点思考

如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应在以下六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管理制度;二是保障农民工基本劳动权益,缩小其与城市市民的差异;三是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四是创新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管理制度;五是建立形式多样的廉祖房制度,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六是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救助体系.     

论农民和农民工的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

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是从意愿上对于城镇化、市民化的区分.本文探讨了当前中国城镇化中的突出问题,提出要充分认识农民生活的利益格局、农民生活的基本逻辑与市民生活的巨大差别.符合农民利益的城镇化,农民才会有积极性.本文通过对实证调研数据的分析,探索了主动市民化、主动城镇化的多种途径、多种模式.     

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制度保障、障碍及政策优化

正一、新型城镇化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宏观背景(一)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导向2013年,若干重大会议均围绕着新型城镇化展开论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重大会议如此密集地讨论市民化议题是绝无仅有的。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报告,指出"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把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放在突出位置","要以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同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强烈愿望,也是应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有效策略。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与深度访谈法,对西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在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尚未实现"半市民化";市民化的不同维度之间存在不均衡发展。其中,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最高,经济生活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接近总体平均水平,社会交往与政治参与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则相对偏低;个人、制度、文化、社会网络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培训经历、文化程度、性别、父母在当地的经济状况等个人背景因素较其他因素的影响力更强。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讨薪”现象分析

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进程的加快,有关以城市农民工为主体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其中,围绕拖欠工资问题而展开的“城市农民工讨薪现象”恰似一久治不愈的社会病,时时冲击着社会的和谐。这一现象也以辛酸与血汗告诫着人们,“农民工市民化”任重道远。     

农民工市民化的代际实现——基于农户兼业、农民工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比较的视角

若以年龄为标准.目前农民工群体可以粗略分为中老年农民工和青少年农民工两个亚群体.在市民化的进程中,两者表现出了明显的代际差异:中老年农民工倾向于兼业型就业与回流,呈现出"去城市化",进而"去市民化"的倾向,而青少年农民工则大多采取"完全离农型"的劳动力转移方式,非农就业和"市民化"特征突出.农民工的市民化应该是个代际实现的过程,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是青少年农民工.但是,由于现实的种种约束,当前的青少年农民工只能被称作"准市民",青少年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实现将是一个较长时期和多维度的渐进过程.     

农民工问题：“市民化”或“基本生存保障”

当前,渐进性的大中城市户籍改革只能吸纳极少数适应城市竞争的农民工。要最终实现城乡居民的平等保障,彻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和“市民化”问题,必须依赖于小城市和建制镇的发展。目前,可以采取的部分体现平等精神的分类保障措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农民工与城市人口就业机会平等的机制;二是建立针对农民工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其它社会保障制度。     

农民工的城市感知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的评价。换言之,农民工能否自觉形成对城市的心理认同,并完成从社会生活、行动到社会心理的市民化,不仅与社会制度、政策和农民工的城市物质生活状况有关,也与他对城市及城市居民的认知与评价有关。概括而言,农民工的城市知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农民工对城市区位的感知印象、对城市居民的感知印象,以及对相关的城市制度、管理体系的感知印象。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感受,即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满意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对城市的认识,并影响着他们对城市心理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