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何以可能? ——一种发生学视角的探析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路程中的一个重要路标。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卢卡奇对"自然"概念的分析则具有多重背景支撑。资本主义物化状况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消蚀以及匈牙利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状况构成了"自然"概念的现实基础。而"自然"概念也是卢卡奇庞杂思想的理论显现,相较于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式理解,卢卡奇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认知则是革命乌托邦主义的。康德的"自在之物"则为卢卡奇的"自然"概念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支援,而黑格尔的"第二自然"则奠基了卢卡奇"自然"概念的理论底色。这种历史与理论背景的双重揭示将为进一步敞开卢卡奇的"自然"概念准备了背景性前提。     

儒教三典论略说

大陆新儒学发展的特征之一,就是从宗教的角度描述其历史文化功能,探索其现实意义定位。这自然要对相关的神学问题做出理论阐述。本文即依托《易传》、《中庸》和《大学》三部经典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作者认为,宋以来的"四书系统"是以人格养成为动机目标建立的道德哲学,在思想格局和文本诠释上都存在许多问题,并尝试提出了一个以天为中心的宗教的神学系统:《易传》言天道,《中庸》论性命,《大学》说践履。     

《庄子》“自然”观的伦理意蕴与价值解析

《庄子》的"自然"有三重含义:一是率真、无为的人性自然状态和民朴天放的社会理想状态;二是反映宇宙变化之理和万物恒常规律的自然理则;三是不假修饰而让才性自现的得道方式。由此形成"自然"的丰富伦理内涵:"素朴而民性得矣"的人性本有状态、"自适其适"的至仁追求、"放德而行"的自在自由、超越性的"内圣"取向。《庄子》通过特有的表达方式和思维视界,围绕道德生发自然、状态自然、运化自然、趋势自然的维度,留下众多价值启思:道德的价值根基应实现与人之需求的直接同一,尊重道德规则自组织、自协调的系统机制,希冀自得式的自由心境和自我觉解之人格理想。     

论《阿Q正传》的叙述者与读者建构

《阿Q正传》的以往研究主要集中讨论鲁迅如何通过该作品描绘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及阿Q个性特点分析等。本文关注的重点有二:其一,借助西方经典叙事学的"叙事"、"叙述者"概念,分析作品中叙述者的身份、功能及参与叙事程度,阐述鲁迅如何通过其独特的叙事手法确立该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其二,本文依据修辞性叙事理论中的读者建构理论,探讨处于特定场合、特定语境下作者、读者、叙述者、受述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论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修辞交流,以实现对该作品叙事策略较为深入的解读。     

论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国家责任

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概念还未有一个完整且明确的界定，可将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定义为：由人类排放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引起的，通过减缓和适应行动无法应对的，对自然、人类及社会系统造成的可避免或不可避免的、实际或潜在的、有形或无形的不利后果。经过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性质进行分析得出，它应属于跨界损害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而，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国家责任理论上涉及传统国家责任和跨界损害责任两种责任形态。目前，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之国家责任的实施不仅面临诸多法律障碍，如难以确定责任主体、法律依据不充分、因果关系确定复杂，还面临严峻的政治障碍，即发达国家的反对与阻挠。面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之国家责任何以可能的问题，立足上述两种责任形态从理论方面探讨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国家责任认定的可行进路，或将为该问题驱逐一丝迷雾，并为其早日解决带来曙光。     

重论《吕氏春秋》的音乐美学体系

在中国先秦时期,《吕氏春秋》因广采诸子之言而被后世称为"杂家",但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想汇编或大杂烩,而是有一个比诸子学说更稳健、也更具包容和超越精神的思想系统。单就音乐而论,它在音乐的自然起源和心性起源上打通了一条顺畅的通道,从而使儒、道在自然和心性之间制造的对立得以克服。它赞同墨家的节俭,认同儒家对侈乐的批判,但也肯定人嗜欲的正当性。这看似矛盾,但由于有"自有道者观之"这一更高的视点,有主张适情、性养等更趋中道的立场,诸子围绕音乐价值产生的争论至此也就被顺利消解。以此为背景,《吕氏春秋》重点探讨了音乐的自然和心性起源、音乐的空间地理分布、音乐的时间性及历史沿革、音乐的创作和鉴赏原则等问题。其中,自然、心灵、空间、时间、适音、知音是它介入音乐认知的主体词,也构成了其音乐理论体系的主干性内容。就其展现的体系性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来看,先秦诸子无人能出其右。     

由"艺术"论"人生"——世界眼光下宋春舫戏剧建设方案的理论逻辑

宋春舫以"歌剧—白话剧""艺术—人生观"两组相呼应的概念框架作为理论基础,对中西方戏剧的本质进行了理性的再归类,并以此结论为依托,在中国新剧的本土化建设中针对先锋戏剧与大众戏剧提出了不同的发展方案。深厚的西方剧学修养、开放的世界眼光和重理论、重民情的实践方式使宋春舫的戏剧建设方案能够顺应新旧剧的自然发展规律,其作为戏剧改革先驱的理论开拓之功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论刘勰对骈文理论的贡献

齐梁时代,骈文创作风盛,但还没有一种普遍遵守的写作规范.作为骈语高手的理论家,而且又怀有"正文救弊"、指导时人写作的明确目的和强烈使命感,刘勰<文心雕龙>"言为文之用心",其中,<丽辞>、<事类>、<情采>、<声律>等篇具体论述了裁对、隶事、敷藻以及调声等与骈文关系紧密的理论.尽管其言并不是专就骈文而发,但事实上其于骈文理论的创建之功是不可否认的,它对后世骈文理论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可谓之"骈文论家之祖".     

从论“礼”到论“性”——唐代学者对《大学》《中庸》的意义转换

"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原隶属于《礼记》,属于"五经"体系下的内容。随着学术核心话题转变为心性论,唐代学者们对礼学经典的解读也有了新的学术标准和学术旨趣。他们开始从"德""仁""心""性"等心性论方面对《大学》《中庸》两篇进行解读,学术重心开始由重"礼"转向重"性",并最终使它们脱离了礼学体系,成为儒家的心性资源和经典依据,开启了经典研究的新方向和理论构建的新话题,这些都为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从《庄子》、郭《注》、成《疏》看庄学“自然”义的歧异指向

庄子哲学在整体上表现出一种"贵道贱物",即强调道体"自然"而物不"自然"的倾向。郭象、成玄英分别从玄学、道教重玄学的视角注、疏《庄子》,改变了庄子对"自然"的理解。郭象《庄子注》解构道体,宣扬"物本自然";成玄英则不仅肯认道体"自然",又主张物性"自然",表现出一种二元的"自然"观念。     

以“天”为中心试析《列子》在先秦思想史上的位置

概念作为哲学体系的支点,对其进行分析可以深入理解该哲学体系的脉络。将不同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进行对比,则有助于确认各思想体系之间的联系和发展顺序上的先后。本文以《列子》中的"天"概念为例,基于原文对其在具体事物、气化系统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作深入剖析,并将其与《老子》和《庄子》中的"天"作对比,发掘《列子》之思想体系与《老子》、《庄子》的联系与区别,并由此得出《列子》之气化理论在先秦思想史上的位置晚于《庄子》外篇的结论。     

《孙子兵法》“道”论考述

孙子"道"论,是"治道"、"人道"和"战道"三者的统一体,包含着治国法则、道义恩信、客观规律等意蕴,体现出了浓厚的民本关怀和道义追求,其核心理念在于施政爱民、安国全军。孙子"道"论,通过分析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国君素质德行对战争的影响,战争的内在规律性等方面,突出了"道"在战争比较、准备乃至实施中的首要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孙子并非唯"道"是从,且"道"也并非《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核心旨要,而只是其中探究战争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前提。     

从《太一生水》看先秦自然道论的分流

郭店竹简中《太一生水》一文的重要性可以从两层意义看 ,第一 ,它是迄今为止所见先秦文献中最长一篇描述宇宙生成的文字 ,它的内容使先秦宇宙论思想大为深化 ;第二 ,相对于自然道论的玄奥性 ,它是近于“纯粹”的自然知识理论。本文主要从第二层意义分析《太一生水》 ,由此入手 ,对先秦自然道论中玄奥性和知识性理论的分流作了一个初步梳理 ,提示了一种理解先秦道家思想发展的新框架。     

皇侃《论语义疏》探微

皇侃《论语义疏》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年间,南宋乾道、淳熙以后亡佚。清乾隆年间由日本传回中国,其真实性无庸置疑。在《论语义疏叙》中,皇侃对《论语》的撰集成书、"论语"二字的意义及"论"前"语"后的原因、《论语》的不同传本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皇疏不仅经注文并疏,兼存疑说,而且采用了"义疏"体的新注解体例。该体例在文体上采用了分章段疏解和自设问答的手法。     

试探《春秋繁露》的郊祀论

《春秋繁露》一书包含数篇以"郊祀"为主题的篇章。郊祀原为国君于国都郊外祭祀至上神的典礼,《春秋繁露》依据《春秋》与《孝经》等儒家经典,说明"祭天于郊"之礼的规定、位置、作用及性质等,同时对此赋予德行与教化的意涵,亦即使其伦理化及政治化。《春秋繁露》的郊祀论是在董仲舒学术思想——春秋学、政治论及天人感应论等——的理论前提下形成的,并非神祇信仰或神秘思想的产物,而是汉代儒家经学将"宗教"转为"人文"的一个重要成果。     

毛泽东“两论”与我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

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不仅即时地指导了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且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两论"从革命实践到理论总结的创新模式,开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空间。然而,国内外有关"两论"的创新争论告诉我们,要建立与我国国家地位相匹配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需要实现理论研究与创新模式上的转向,既要立足中国国情,又要具备世界视野,从实践先行、理论滞后到实践与理论并行,并加强对理论制高点的把握。     

勒克莱齐奥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批判与憧憬——以《乌拉尼亚》为例

本文从生态美学思想探讨分析勒克莱齐奥代表作《乌拉尼亚》中人类与纯自然、人类与现代文明以及人类与人类自身之间关系的危机。同时浅论勒克莱齐奥在《乌拉尼亚》的创作过程中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生态和谐的憧憬。     

“与元同气”———《吕氏春秋》“元气”思想刍议

《吕氏春秋》并非杂家,而实是宗本于道家、兼采儒墨名法之善而已。故其虽未明确提出"元气"概念,但其"与元同气"之气思想却是直接继承于老子"道生一"之论,已然具备《鶡冠子》、《淮南子》所谓"元气论"的理论模型,其突出特点表现在"元气"本体论、"气化万物"的宇宙观及"气化自然"得修养论上。     

苏轼小品及哲学思想片论

苏轼的小品大都作于贬谪时期.其内容常凸现一个历经磨难而又豁达旷阔的心灵.东坡自然无华的小品,写出了率真无饰的人品;而他的这种心灵的获得是其哲学思想中儒、释、道思想的影响所致.尤其汇通了儒、道,将颜"乐"与道家哲学与庄子"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作为自己心灵的营养所致.     

“显訾其书,阴用其言”:《史通》对《明史》编纂的影响

唐后学者虽然不满于刘知几的"疑古惑经"思想,但却也不敢忽视其在历史编纂学上的理论建树,因而导致了"显訾其书、阴用其言"情况的出现。以《明史》修纂为例,《明史》馆臣频繁引用刘知几的观点来探讨修史问题,在史馆运作、史料采择、史书体例上都曾对《史通》理论加以借鉴。在史馆运作方面,主要是借鉴其理论避免史馆弊端;在史料采择方面,主要是学习其史料搜集与鉴别方法;在体例上,主要体现在本纪书法、附传类传、《艺文志》、邑里与称谓、论赞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