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离合之情 抒身世之悲——再论《洛神赋》的主题

曹植的《洛神赋》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但是关于《洛神赋》的创作意图,却是一个千古之谜。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曹植创作《洛神赋》的目的在于"借离合之情,抒身世之悲",是一篇言志之作。     

略论洛神形象的象征意义

曹植《洛神赋》是建安时期著名的抒情小赋。它以色彩缤纷的浪漫主义手法,叙述了一个人神恋爱、无从结合,终于含恨分离的悲剧故事,塑造了一个美丽多情、楚楚动人的神女形象,富有浓烈的抒情色彩和传奇意味。对于《洛神赋》的高度艺术成就,历来人们谈论较多,看法也比较一致。而对于它的思想意义,却因对于洛神形象的理解不同而有不同的评价。对洛神形象如何理解,成为从思想上正确认识和评价《洛神赋》的一个关键。     

浅谈曹植的《洛神赋》

封建文人给曹植加上“忠君”的桂冠;而现代,又有人以为他不过是个“才子”而已。本文从分析《洛神赋》入手,认为这两种提法都失之偏颇。曹植是一位既有理想又有才华的诗人,《洛神赋》是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抒情杰作。     

《洛神赋》主题新论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文学家，钟峰在《恃品》里称他为“建安之杰”。在曹植的单篇作品中，最著名的要数《洛神赋》了。此赋是魏晋时期抒情小赋中之佼佼，对汉赋是一种继承和发展。它想象丰富，词采华美，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以浪漫主义手法创造了一个梦幻的境界，塑造了一个美丽多情活灵活现的女性——洛神。因而历代杰出的评论家和广大读者对《洛神赋》艺术成就之高超，几乎形成了共识。但是对其主题思想的认识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关于《洛神赋》的主题思想，从占至今主要有三种看法，即“感甄”说，“寄心君王”说和“爱情”说…     

跋二首

跋次园书曹植《洛神赋》人有壮时好之而至老弥笃者,我与曹子建之《洛神赋》,盖如是焉。尝谓“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非魏武之雄才大略不能道;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则非陈王之铄心绣口不能咏。尤以《洛神》此赋,实为屈子《九歌》之     

《陌上桑》三重主题及其在美女题材文学史上的意义

《陌上桑》为汉乐府名篇,前有论其原旨为"刺淫"与"辨洁"。但二者一而二,二而一,共赴"秦氏有好女"形象的塑造。因此,"好女"才是《陌上桑》三重主题的中心,《陌上桑》在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塑造了秦罗敷这一"好女"形象。"好女"即美女,罗敷之美与前代文学描写不同,而具有了汉代妇教更为突出的"德言容功"的时代特点,并以姓"秦"谐音"情"字,为千古的美女描写作了画龙点睛之笔。这使《陌上桑》成为中国古代美女题材文学的名篇,后世唯曹植的《洛神赋》堪与方驾。但《洛神赋》是浪漫的事,《陌上桑》更加贴近现实,溯源应是《诗经·硕人》,而下影响到唐宋诗词与清代《聊斋志异》、《红楼梦》等,是中国古代美女题材文学史中的重要一环。     

曹植刘劭的唯物主义观点

曹植刘劭的唯物主义观点郑万耕曹植的唯物主义观点曹植字子建，（公元１９２—２３２年）。是建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之一。原有集３０卷，已散佚。宋人辑有《曹子建集》，收入《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中，近人黄节有注本。一、对天命、仙道观念的批判东汉时期，由于最高...     

论《古诗十九首》与曹植的关系——兼论《涉江采芙蓉》为曹植建安十七年作

《古诗十九首》是曹睿于景初中对曹植文集"撰录"的结果。曹、甄之爱,发生于建安十六年(211)暑期,写于建安十七年七月的《离思赋》,为曹植之思甄之作;《涉江采芙蓉》为曹植于建安十七年十月随父出征孙权时于长江北岸所作,与曹植《离友.其二》为同一主题的不同体裁之作。翌年正月从江边归程中写作的《朔风诗》,再次证明了《涉江采芙蓉》为曹植思甄之作。     

曹植《白马篇》对魏晋南北朝游侠及游侠诗的导向作用

曹植《白马篇》历来被认为是诗人前期的作品,但这种说法没有提出有力证据.通过对曹植生活时期民族关系的考查,可认为赵幼文先生提出的创作于后期的看法是成立的.由于创作时间的特殊性,其主题也应理解为曹植悔过自新的诗化表现.这首诗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侠和游侠诗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     

"辞赋小道":关于曹植的一个重大误读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有“辞赋小道”的说法,后世人们一直据此认为曹植轻视辞赋。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读。曹植的说法要放到整篇文章的语境中来理解,它不过是曹植一时的谦虚之词,曹植在该文章中表达的不是对辞赋的轻视,而恰是重视,曹植在文论上的观点与曹丕是一致的。澄清对曹植的这一误读,对重新认识曹植在文学发生转型的汉魏之际的特殊作用、纠正传统文学史对曹植认识当中的一些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情赋发展视域中的《洛神赋》爱情书写

《洛神赋》是秦汉情赋最高成就的体现,自《洛神赋》始,情赋转向精神与身体并置同时更重对精神的礼赞;以更曲折的爱恋过程彰显现实之爱的美好;表现礼对情感的压抑,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遗憾与忧伤。《洛神赋》蕴藉与显露相结合的爱情书写,与现实情感相合的句式,至情的形象塑造具有典范意义。     

有关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的几个问题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是以邺下文人集团为拟作对象的组诗,有关《邺中集》的真实存在性及拟作舍孔融而加曹植的作法历来存有很大争议,本文通过考证、推论,认为《邺中集》原本应该不存,所谓的"集"应为"宴集"、"编辑"理解,即谢氏模拟的不仅是诸子的宴会诗还有曹丕的编辑行为。将曹植纳入拟作,原因不在于身世比附寄托,而是选择的模拟对象为"邺中七子"而非"建安七子",组诗的创作动机也绝非借前人之境来抒发自我之情而在于谢氏追忆远古情结以及贵族文人意识。     

《泰山梁甫行》应是曹植前期作品

《泰山梁甫行》是曹植诗作中著名的直接描写贫苦人民生活的作品,在曹植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曹植一生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即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二二○年)曹操去世、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泰山梁甫行》被普遍认为是曹植后期作品。最先提出该诗写作时间问题的,是清代的陈祚明。他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评道:“写得萧瑟,岂徙封临淄时作耶?”据《三国志·魏志》曹植本传,曹植“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淄侯”,到黄初二年贬爵安乡侯,为临淄侯凡十年。但十年中,前九年曹操在世,为曹植创作前期;而后一年则入后期了。陈祚明判定《泰山梁甫行》是“徙封临淄时作”,但对于前后期的问题则未曾关涉。到了朱乾,他则基本上明确肯     

曹植《赠丁仪》诗作年辨析

曹植《赠丁仪》一诗的作期,余冠英《三曹诗选》云: 丁仪字正礼,沛郡人。据《魏志·曹植传》注引《魏略》,曹操曾打算把女儿嫁给丁仪,被曹丕阻挠,丁仪因此怨曹丕,而和曹植亲近。曹操有一个时期要立曹植做太子,丁仪曾有意促成其事,因而被曹丕所忌。曹丕即位后不久丁仪就被杀。这诗大约作于曹丕初即王位的时候,为曹植所意料不到的那些压迫还未发生,只见到丁仪没有得到封赏,怕他心里不安,而以诗安慰他。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李景华主编《三曹诗文赏析集》等都采用此说。因曹丕即王位在建安二十五年,所以徐公持《曹植诗歌的写作年代问题》更直接地定“余冠英说”为建安二十五年。他肯定此诗为曹植诗歌中“创作背景情况已基本弄清,并明确地被考定为某年所作”的十首诗之一。     

曹植的动物赋

<正> 曹植描写动物的赋作主要包括《神龟赋》、《白鹤赋》、《蝉赋》、《鹦鹉赋》、《鹖赋》、《离缴雁赋》、《鹞雀赋》和《蝙蝠赋》等。本文拟就曹植上述作品的比喻     

论情诗为曹植诗与古诗的基本属性

木斋先生《古诗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古诗论.总论>》与杨新民先生《中国古代爱情诗歌略论》中皆指出建安曹魏时代的诗歌共同属性为"爱情"基调。因建安时代摆脱两汉儒家伦理教化,风气不但滋养了曹植与甄后两人在性格与思想上的解放,更使两人的爱情反映在文学上,是具体且大胆地呈现在生理与心理的原始本能。并从曹植诗文集与古诗中之作品,结合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角度分析曹植、甄后两人于建安九至十六年初见,植对甄后单恋时内心的纠结。建安十六至十八年之突破期,描绘植、甄恋爱关系进程,阐发爱情在两人中所带来的效应与变化。     

论曹植及其游仙诗

曹植是第一个以“游仙”命题的诗人,他曾在生活的后期创作了十余篇游仙诗作,在其整个诗歌创作中占了不少比例。虽然在他之前,不乏以仙人仙境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如《远游》、汉乐府中某些作品等,但曹植的游仙诗作由于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骨气奇高、辞采华茂”的才情...     

论古典文学中的“七”:以先秦两汉文学为中心

作为民俗学、人类学及小说中的"七",论之者不少。而对于辞赋诗文中的"七",研究者却未能深入。作为虚数、极数的七,大量见于先秦两汉著述中,以七作为结构的框架,则首见于《离骚》,而使之成为文学母题。两汉数量庞大的"七体"之作,是它的旁支;建安诸子的《七哀》则是它的变化。七的文学影响同样贯穿于大诗人曹植、陶渊明、杜甫等的创作中。七的负阴的悲剧内涵使其具有深远的魅力和文学与民俗学的双重积淀意义。     

《拟邺中集诗》对曹植诗文的接受与解构

《拟邺中集诗》在语句、风格、开篇方式等方面多有模仿、借鉴曹植作品之处,显示谢灵运对曹作之熟悉与倾心。组诗据相关史料、作家作品等真实性资料虚构了一场君臣尽欢的宴会,但隐含的忧生之嗟解构了虚拟的宾主之欢。灵运以曹植自比,借拟诗倾泻其幽愤之情。拟诗深蕴着灵运对曹植人生遭遇、文学创作特点及其人生与创作关系之深刻理解。基于相似命运之联系以及对曹植高才之向往,灵运突破魏晋以来对曹植其人其文之狭隘理解,首次揭示出曹植及其诗文中的忧生情绪,为解读曹植及其诗文开辟了新的方向,为后世深入阐释曹植其人其文奠定了基础。     

怎样评价陆机的拟古诗

陆机的诗、赋、文中,遭贬责最多的是诗歌;而诗歌中遭贬责最多的,则要算拟古诗了。自宋以来,人们一直对它进行抨击,“陆士衡拟古诗名重当时,余每病其呆板”,“平原拟古,步趋若一”,就是解放以来新编的文学史,不是说它“因袭原作”(中国文学所本),就是说它“意不出原诗,只略为变换词句而已”(游国恩、萧涤非本)。当然,也有对拟古诗肯定的,如钟嵘就认为它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等一样,“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此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诗品·序》)清代毛先舒也肯定其中某些诗体现了“士衡之藻思”(《诗辩坻》卷二)。不过这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