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以“共享信念”为导向的学术规范制度

学术失范在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影响着学术环境和学术创新。学术规范的有效性源自学术共同体对它的承认,体现出"共享信念"的特点,因此,从制度层面建立和维护某一学科的基本学术规范和方法论,形成某一学科学者的"共享信念",是学术规范制度真正得以形成的基础。     

高校学术生态环境建设的条件与内涵 ———回应“三钱忧问”, 培养创新人才

＂三钱忧问＂实质上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培养不足的担忧。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要顺应新形势、新要求,回应社会关切和大师＂忧问＂,把握创新人才培养的时代焦点,以高校学术生态环境建设为突破口,形成＂教育家办学＂、＂学术权力主导＂及＂唯才见举＂的体制机制环境,促进杰出人才成长。     

学术一定要“中国”吗？——对“中国性”的批判性思考

"中国性"是目前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个概念,它表达了中国学界面对西方强势学术,努力提出自己思想,发出自己声音的愿望和诉求.本文尝试对"中国性"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指出其中蕴涵着偏激的民族情绪,过分强调它会将中国的学术研究带上一条偏颇的道路,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中国性"只能保持为一种学术关怀,不能成为学术论证的基石,只有对具体问题进行细致分析和论辩,才能促进中国的学术建设.     

学术新媒体:缘何难以脱颖而出——兼及学术传播领域媒体融合发展

当新媒体在大众传播领域高歌猛进、传统媒体节节败退之时,传统学术期刊作为主流学术媒体的中心地位却依然稳固.其原因在于学术信息源与受众的单一性使学术期刊得以垄断信息源,学术期刊体制的特殊性使学术新媒体无法获得合法的学术传媒身份,学术评价机制的不合理使学术新媒体不能成为评价对象,故独立的学术新媒体始终没能产生,但纸本时代的"刊"与互联网时代的"网"之间还是形成了很大的张力.国家层面的媒体融合战略的实施为创新期刊体制提供了契机,从而为"合法"的学术新媒体的诞生提供了机遇,学术期刊将面临真正的挑战,唯有主动开发学术新媒体,让新媒体成长与媒体融合同步进行,方能求得在互联网时代的新生.     

构建学术批评平台,有利学术在争鸣中发展——《汕头大学学报》“学术批评与争鸣”专栏述评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论述构建学术批评与争鸣平台对促进学术发展的重大作用。概述《汕头大学学报》"学术批评与争鸣"栏目创办的理念。分学科简要评述该栏目创办五年来在美学、文艺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法学等各学术领域争鸣文章和争鸣问题的概况。作为一个地方性大学学报能有这样的学术视野、学术敏锐和学术胸怀,来构建这样一个学术批评与争鸣的平台,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促进我国的学术发展是有颇大贡献的。     

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

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突出问题意识,强调学术创新。问题是研究的起点和着眼点,也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点。首先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分析问题,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根据问题的变化和处理的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修正,以切实地解决问题。学术研究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实证技术与方法研究、实际应用研究等,既要研究学术思想、学术方法,总结学术史的演进,又要从学术的角度发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把握时代脉搏,贴近社会现实,洞察、思考和回答社会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既要充分注意宏观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也要密切关注微观层面的具体实际问题。研究需要有前瞻性、系统性、针对性,视角要全面、多维、开放,研究方法和结论应具有创新性、可操作性、可检验性,由此促进学术繁荣和理论创新。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学术创新代表着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一些学者以敏锐的眼光、批判的精神,从多重视角指出了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努力寻求解决之道。为此,本刊推出“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专题研究栏目。     

“汉代文化研究”与我的学术道路

"汉代文化研究"栏目创办于1986年,原名为"南阳汉代画像石研究",1989年更名为"东汉文史研究",1994年改为现名。至今已经出版整整100期,100期对时间的长河来说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一个刊物来说,已经匆匆走过了22年。22年的时光流转,22年的编辑新老更替,每个编辑办好这个栏目的赤心却始终不改。该栏目吸引了全国一大批知名专家学者的稿件,共发表汉代文化研究论文321篇,其中有60余篇被权威文摘刊物转摘,先后获得"栏目设置优秀奖"、"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等荣誉,《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河南省报刊动态》、《高校文科学术文摘》等都曾对该栏目做过报道,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这个值得庆贺的日子里,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表示祝贺,他们关心我刊,支持我刊,为我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现以笔谈形式刊登出来,以飨读者。     

近十年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结构的重要变化及其跨界创新

分析近十年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结构新变,挖掘变化了的学术生产结构中的新信息、新资源、新能量,以及语言学科内外跨界学术共同体共同参与的修辞学术空间开发。重点聚焦新的修辞学术生产结构中的三大重要事件：一是法国学者互文性理论创始人克里斯蒂娃作为主角、中国学者推动和参与的互文性研究如何在语言学科内外创新修辞研究。二是中国学者作为主角和推动者、国外学者参与的“强制阐释”讨论如何与修辞阐释构成语言学科内外的潜对话。三是在中国修辞学界重大事件交汇的2022年回顾与前瞻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变化中的修辞学史叙述体制,这也将是后陈望道时代中国修辞学科重建应该面对的语言学科内外的学术生产力并做出回应的重大问题。     

本刊“学术新论坛”致读者

从本期开始，我刊推出一个新栏目：学术新论坛。顾名思义，就是推崇一个新字。凡学术研究方面见解独到，观点新颖，标新立异，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争鸣探讨文章，均将受到关注。文章要求言之有理，论述严谨，文笔精炼，以３０００字为宜，最长不超过５０００字，本栏还欢迎作者提供选题和千字精妙短论。对本栏目所发的文章，欢迎作者争鸣。河北大学学报编辑部１９９９．６．３０本刊“学术新论坛”致读者     

理论与历史学的创新

学术科学发展的最根本要求是理论创新.创新理论一般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所以提出新观点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创新是从实践中抽象、结晶而来,必须经过多年的实际研究和积累.历史学的发展也依赖于新观点的提出,比如:郭沫若先生用中国考古、古文献材料结合五种生产方式的论点,提出中国社会发展也是遵循五种生产方式,把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扩充成为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问题,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侯外庐先生在历史研究方面接续了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的传统,在1943出版了<苏联史学界诸论争解答>,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一种特殊的奴隶社会,把中国古代看成是和西亚、罗马古典古代并行的一个社会时代.这本书成为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的开端和过去的中国社会性质讨论的延续,具有很大的创新意义;苏秉琦先生提出"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是多源多线的,这种多民族多文化的观点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     

论“三个代表”的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三个代表"的灵魂.从时代性看理论创新,"三个代表"站在历史的制高点,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是时代课题的回答和时代精神的升华.从现实性看理论创新,"三个代表"是对当前影响中国大局、左右发展趋势的新的重大实际问题的科学回答,是面向实际,冲破禁锢,又一次解放思想的理论成果.从实现的新突破看理论创新,"三个代表"围绕"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这一主题,依托历史规律,饱含时代内涵,解决了在新时期执政党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新文科”学术话语的建构路径：基于文本挖掘的视角

2018年中央提出"新文科"建设要求,学界的关注与讨论日益密集,关于"新文科"内涵、特征与建设路径等问题的理论阐述和实践探索不断涌现,聚焦"新文科"的学术话语日渐隆兴,基于"新文科"的学术话语体系正在形成。探究"新文科"学术话语的生产与传递过程,对于深入理解和践行"新文科"的思想理念与实践理路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文本挖掘的方法,结合质性解读,分析相关研究文本发现,当前"新文科"学术话语的建构路径可大致概括为五类,分别是理念方法、学科建设、教育发展、人才培养与数字技术路径。突出"新文科"在高等教育中的基础与导向功能,关注"人才培养"与学科"交叉融合",谋求传统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守正创新",搭建更为开放、高效、融合的学科互动成长空间是当前"新文科"学术话语的基本论证思路。     

试论学术嬗变中的教育创新

"学"、"术"源于经验和模仿,与"必然之例"、"可成之功"相应的"学者"("文人")、"商人"("工匠"),预示着"体用"在中国社会阶层中的"两分"。呼应西方"学术"统一-分离-再统一的历史轨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趋向呈现为"学术分校"、"文理通科"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逻辑起点和评判依据主要侧重于实用功能。西方文化创新和科学发展的社会细胞是"沙龙"及"咖啡馆",并演化为近代学术团体与期刊等创新平台。整合教育创新的文化资源,强化学术发展的心理动因,培育"无形学院"的物质土壤和精神氛围,使学术的三重功能内化为人的生命需要,这是新时代学校教育的使命。     

试论“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

曾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但追根溯源,它在许多方面也仍然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一方面,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朴学"注重考据的精神与方法,直接构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渊源;另一方面,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史辨运动"的崛起,也正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学术史上不绝如缕的疑辨传统.     

“三个代表”研究中的学术尺度

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是我们全党及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贯彻理论创新的原则,更好地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更深的层次。研究的理论成果是否具有价值,这就是评价的学术尺度问题。学术尺度不仅要求理论的创新,而且也必须具备"实践的品格"。     

大国崛起需要"大文化"守正创新——王岳川教授文化访谈录(之一)

文化是国家的生命线.文化软实力不仅表明了大国崛起的文化身份,而且关系到和平崛起的国家文化安全.中国文化的崛起再也不能紧紧跟随西方文化走,也不可能无根无源地"开新",只能守正创新.这种守正创新一方面建立在对中国经典精神的重释上,也建立在对当代人生价值的重新整合上.本文"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论证,包涵好几个层次,其中最宏阔的层次就是提出了.太空文明时代"这一观念.认为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时代的身份改写对中国而言,具有全新的阐释意义.作者近年来提出"文化输出"理念,目的是为了减少西方对中国的文化"妖魔化".     

大学协同创新的合理化叙事及其角色定位

协同创新在现代大学合理化叙事中有着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是贯穿在现代大学发展中的一根"红线"。大学的协同创新是中国高校在大众化进程中的又一个发展阶段,标志着中国高校与社会联系的实质性程度更加紧密,是中国高校角色定位和功能创新的一次新契机。在协同创新的情境中,中国大学需要在新的矛盾对立和统一中,重新确证自己亘古常新的知识创造者身份和角色承担意识,再次澄明它的知识创新、学术发明、文明创造和人的培养的责任和功能,承担起人类文明传承和发展的历史使命。     

一份期刊专栏与一门新学术的诞生——读《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清水江学研究”专栏

2012年《贵州大学学报》推出新的特色学术专栏——"清水江学研究",是《贵州大学学报》五十多年来的一次大变革,也是对贵州学术文化、中国学术文化做出的贡献:两年来专栏推出相关学术论文已达28篇,作者群来自全国各地,研究问题涉及一个区域文明社会的方方面面,一门新研究学科"清水江学"雏形已现;专栏为贵州历史文化研究奉献出一个走向全国的学术论坛平台,也将清水江学推向了全国和世界。     

“五四”与当代——对一种学术萎缩现象的断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于今已七十周年。在二十世纪社会文明的发展节奏中,七十年时间不能算“弹指一挥间”了,无论是个人还是一种文化现象,经过七十个春秋暑寒的磨难都难免会变得老迈。可唯有五四新文化却依然发出生气勃勃的魅力,并始终指导和制约着当代学术的基本走向。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最初的启蒙对象是一批刚刚开始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新的教育体制,新文化依着它的思想原则和求知方式培养了一代甚至几代知识分子。“我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一位著名作家的自白概括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性质。尽管这期间发生过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和一场国家内乱,扰乱甚至改变了新文化的进程,但未能真正地突破它的文化体系。即便是它的对立物,也只能来自它内部的某一翼文化宗派,一旦对立物被消除,中国文化的走向必然地又回复到原来的轨道上。所以五四新文化依然是当代学术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以及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等方面的源泉。     

“学术评价机制创新”专题笔谈·

<正>编者按:接续上期,本期特邀3位法学家谈学术评价机制创新问题。季卫东教授指出,学术评价与大学管理、大学评估关系密切,大学评估、大学排行榜等各种外在压力,导致数量化指标成为目前大学学术评价中的决定因素以及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渐行渐远;於兴中教授认为,自然形成的学术秩序和成熟健康的学术传统对学术评价至为重要,而计划性的人为秩序实际是一种学术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