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集体行为理论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心理分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是群体情绪的释放和群体行为的激情表现,与直接利益冲突相比,参与者的身份、社会地位不同,共同点是和原发事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针对当前中国各类群体性事件,以勒庞、布鲁默为代表的集体行为理论有关心理层面的研究,为分析"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心理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无直接利益冲突"爆发的宏观层面根源已然是物质利益的博弈与重构,深层次指向社会公平正义,微观层面是不满情绪的蔓延和累积。因此,防范、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应该注重标本兼治。     

社会心理冲突:群体性事件形成的社会心理根源

近几年来,群体性事件不仅进入了高发期,而且规模大、对抗激烈、社会危害严重,直接影响着社会稳定与和谐。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但与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从本质上看,任何群体性事件背后都隐藏着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社会心理动因。而在这些心理动因中,社会心理失衡和冲突是最重要的动因。所以,要准确把握群体性事件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必须全方位、多视角地深入剖析社会心理冲突及其发生机制,揭示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根源,以寻求有效治理的对策。     

群体性事件中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分析

目前,在很多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背后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即事件的起因往往都是由一些个体事情所引发,且很多参与事件的民众与这些个体事情本身并没有关联,呈现出"旁观者成为闹事者"的景象,形成了群体性事件中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其实,在这些群体事件中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个是心理层面的,那就是集体无意识;另一个是社会层面的,那就是社会转型时期所聚集的各种矛盾在寻找一个宣泄渠道。防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政府必须要构建畅通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与渠道,执法机关及其他机构在处理具体事务过程中要能够有效地控制民众情绪。     

"行动"与"结构"的双重视角:对中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个解释框架

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从行动者视角看,"流言与暗示"、"话语意识与共意达成"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触发及动员过程;从社会政治结构视角看,社会结构紧张与利益表达渠道的相对封闭形成了群体性事件的结构性张力.同时,"行动"与"结构"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在事件的触发和演变过程中,结构压力不断显现出来;另一方面,"行动"推动了"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     

当前中国“无直接利益冲突”及其成因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指参与者和冲突的对象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却作为冲突的内在持续动力而主导了整个冲突过程的冲突。当前中国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一般为弱势群体,冲突对象简单化,是一种低度冲突,并呈现出泛化态势。从无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社会环境看,其成因在于贫富差距、官民差距以及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从引发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主体特征看,其成因在于弱势群体具有集中性和同质性特征,弱势群体维权意识、主体意识高涨,以及冲突参与者的集体无意识。     

无直接利益群体性冲突的原因与化解

2008年,在中国发生了多起群体性冲突事件,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最后聚集的绝大部分示威者都与案情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种无直接利益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说明干群矛盾日益显化.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干群利益矛盾激化.因此,只有消除合法性障碍,才能化解干群利益矛盾,杜绝无直接利益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     

转型期群体性事件中“谈判者缺席”问题的社会结构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群体性事件愈来愈呈现出突发性、暴烈性、难以控制、难以协商等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群体性事件中“谈判者缺席”问题有关。“谈判者缺席”问题直接反映的是群体性事件的无组织化状态,而其深层社会结构根源在于转型期“社会中间组织的缺失”,这导致社会缺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载体,国家与民众之间缺失缓冲地带。当矛盾出现时,国家与民众直接互动,使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冲突以突发的、对抗的、难以协商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培育社会中间组织是应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社会治理方式。     

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再考量

群体性突发事件在公共危机中占有特殊地位.依据是否有组织、是否有直接利益诉求这两个维度,可以将其分为"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有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和"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四个类型.就其本质而言,群体性事件是社会风险动态演化为公共危机过程中的触发事件.运用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对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福建福安"标会"事件、安徽池州事件和重庆万州事件四个案例进行剖析,得出了无组织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般性动态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新理念,包括:群体性事件并非"突发",而是深深扎根于社会的结构性紧张;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和"管理"有待上升为"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公平感知、支出压力和政治信任与社会冲突的逻辑关系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结构方程建模

根据CGSS2010年的数据,以公平感知、支出压力、政治信任为外因潜在变量,以政治功效感、冲突感知与群体性事件为内因潜在变量,研究中国社会冲突影响因素及其与冲突行为的逻辑关系。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后发现:社会公平感知越高,社会冲突感知越强烈;家庭消费支出压力感受越高,对社会冲突感知就越弱;政治信任感越高,社会冲突感知越强烈;政治功效感越高,参与群体性活动的可能性越低。而通过对双变量的相关分析则发现:地方政府信任感越低,周边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高;家庭消费支出压力越大,参与群体性事件角色的可能性越高。     

为"网络公众舆论"正名——关于"网上群体性事件"概念适当性的思考

近来,伴随着网民聚合于网络平台,对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一系列事件表达其态度和倾向时,用以表达这种现象的"网上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也正在得到媒体及社会的认同.由于社会学语境中的collective behavior一般被译为"集合行为"、"集体行为"或"集群行为",而"群体性事件"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暗含负面评价的倾向,因此,"网上群体性事件"则有可能造成对公众借助网络表达舆情的污名.本文通过"群体"概念的辨析,实体空间、虚拟空间互动异质性的分析,利益冲突的诱因以及不同传媒手段产生不同社会团体等方面的考量,认为应当赋予网民的这种行为以"网络公众舆论"的称谓才是科学、适当的.     

多元主体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必要性及制度建构

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地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群体性事件的实质是多元利益群体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种表达,要想从源头上阻断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必须实行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障碍的原因分析

我国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失衡导致社会断层日益加剧,弱势群体的利益经常受到损害。由于弱势群体存在表达渠道阻滞,表达平台缺失,表达内容片面,表达意识淡漠等障碍,弱势群体在利益诉求输入环节受阻,导致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链条断裂,从而无法实现有利于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的政策和制度的输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矛盾日积月累,得不到有效化解,直接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给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进逻辑与生成机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中国社会对网络集合行为或网络集体行动的一种本土化用语。受"压力维稳"思维的影响,网络群体性事件常被"污名化"为破坏社会稳定的非法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是阶层分化与利益失衡、利益诉求梗阻、网络表达渲染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始于公民基于利益诉求或情绪宣泄的网络表达,随着网络公共话题的聚合和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分化,网络群体性事件由网上走向网下,促使现实关联行动的达成。公民以网络表达为主要形式的参与行为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也有可能由于失范而导致社会混乱。为了消减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负面效应,有必要吸收协商民主的理论精要,创新治理模式,具体路径包括风险消减中的利益表达与吸纳、舆情监测中的网络回应与疏导。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心理分析及心理疏导机制构建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在复杂的群体心理支配下的一种社会泄愤事件.从群体心理角度来看,事件发展过程就是参与者借机来发泄一种郁积在心中的失落、逆反、盲从和渴望政治参与等心理的非理性行为.从群体心理的角度构建积极防范和有效干预疏导这一事件发生和升级扩大的框架机制,应是解决"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事件的关节点.     

基于利益表达制度化的群体性事件防范

利益表达是利益主体旨在影响政府决策而通过一定渠道将自身利益诉求表达于外的行为,其结构包括表达主体、利益诉求、表达渠道。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实质上是一种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其产生原因缘自利益表达制度化建构的缺失。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构需要保障集会游行示威权、改造信访制度、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等,从而增强制度对利益冲突的容纳能力,并为利益冲突提供制度化的解决方式。     

为权利而斗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视角解读

近年来,我国频发的反对垃圾焚烧厂、PX工厂建设引起的邻避冲突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印证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重要论断。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民众的风险认知受到了风险认知规律的影响,垃圾焚烧厂和PX工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均遭遇了社会学中"风险的社会放大"、"污名化"的过程,而群体性事件本身也吻合了"乌合之众"的群体行为特征,民众借助群体性事件表达得更多的是政治意愿,而非法律上的权利诉求。政府应树立风险管理思维,注重风险决策中的信息公开、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妥善解决利益冲突,树立政府权威,并促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解决。     

基层政府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方式探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是指由与事件本身无关的或者没有直接利益诉求的众多参与者引起的社会冲突.目前,基层政府化解这种矛盾时主要采取迅速反应并解决问题、与群众对话、处理干部、迂回拖延和"拿钱买稳定"等方式.这些处理方式,大部分存在较大的弊端.在处理这类矛盾时,基层政府应重视预防工作,要把握好分寸,要有新思路.同时,国家应规范问责制,加强对县乡领导的心理培训和心理疏导.     

农村群体性事件原因分析及处理原则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我国农村现阶段利益冲突、矛盾激化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法律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并且与农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密切相关。辨证地认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功能,是正确处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条件。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在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总原则的前提下,还应当遵循积极预防、及时化解矛盾,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依法处理,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等原则。     

关于群体性事件“新思维”的法律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处于新旧交替阶段,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了大量群体性事件,并且规模和表现形式不断升级,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2009年的<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指出2008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并强调处理群体性事件"需要新思维",笔者就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新思维"从法社会学角度提出几点思考.     

中国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与特征研究

近期爆发的劳资群体性事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劳资利益的博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劳资利益冲突表现形式.利益争议已呈逐步上升趋势.承认和尊重劳动者的多元化利益,是我们缓解和解决劳资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前提.劳资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利益博弈.在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当中,劳动者提出利益诉求大多是合理、合法的,在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劳动者追求的不再局限于实体权利,而是更多的利益诉求,劳资双方因这些利益分歧而产生矛盾和冲突.当前劳资群体性事件有六个主要特征,分别为集中爆发趋势、事件发生具有突发性、引发原因多元化、表现形式多样化、劳资对抗程度暴力化、工人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等.相应的对策与措施应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推进集体协商工作、完善集体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等四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