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背景下青海解决就业压力的路径研究

农民市民化是伴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新型城镇化而产生的社会转型现象,就业是解决农牧民进城后生计的重要路径。本文从宏观上考察了青海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现状、农牧业转移人口就业状况及其特点,分析了农牧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所面临的困境与原因,以农民市民化为大背景,提出了青海解决农牧区转移人口就业问题的若干对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宅基地退出的互动关系研究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农民工市民化与进城农民工退出农村宅基地之间关系密切。从互动机理来看,农村宅基地退出可以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资本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则对宅基地退出提出了现实需求;从互动机制来看,新型城镇化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宅基地退出的最大动力,而促进农业人口转移为市民和实现农村土地高效利用是重要的运行机制。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引导农民工退出宅基地具有可行性。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宅基地退出互动,应加强"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建立农村宅基地价格评估和管理制度,构建新型城乡空间体系,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实施保障机制。     

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再认识与城镇化转型——基于新增城镇人口的来源结构角度

目前我国城镇化研究多关注城镇化水平量的层面,而忽视了结构层面。从新增城镇化人口的来源结构角度对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再认识,有助于清楚地把握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实质,发现存在的真实问题。通过分析我国近年来新增城镇人口的来源结构,发现扣除城镇自然增长人口和农村转移人口之后,由城镇地域扩大所带来的城镇人口增长对城镇化水平提升的贡献占据很大比重,而进城农民工所占比例较低,且持续下降。未来推进城镇化水平的持续快速提升,应通过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购买住房,提高其举家迁移的比例,使农民工留守家属进城代替通过"撤村并居"扩大城市面积,成为城镇化水平提高的主要贡献力量。对此,应推动城镇化由集中型向分散型转变,引导农民工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降低居住市民化成本,实现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小城市房地产去库存的有效结合。     

市民化视角下的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推进城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高质量就业是农民工立足城市并最终成为市民的关键。当前,农民工总体就业质量不高,就业歧视、收入水平低、就业不稳定、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严重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大力促进农民工就业、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大农民工培训和权益保护力度等,是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进而推动其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居村农民市民化路径探析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加快农民工和城市郊区农民的市民化步伐,更需要着力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因为它能短时间、低成本地转移更多农村人口.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既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强大动力源,又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承受载体.中国农民市民化应该优先发展城镇化,并辅之必要的集中化和非农化.居村农民市民化是农村城镇化、集中区社区化和职业非农化"三化一体"的系统工程,其中农村城镇和农民集中区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空间载体,从事非农产业、强化社区建设和健全市场体系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要的经济社会内容.国家政策唯有使"三化"融为一体,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与路径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农民工经济生活、受教育状况、权益保障、政治参与等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情况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程度较低,农民工个人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急需进一步提升和培养,当前的制度设计仍然存在严重缺陷,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应当实行分层分类的差别化战略、分类型实行差别化的推进战略、积极引导农业人口有序转移的总体思路;指出增强就业服务、实行制度创新、加强教育提升、加大社会融合等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改善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环境的长效机制

农民工进城就业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制度、观念、管理和政策法规等几个方面。解决农民工进城就业问题应打破城乡体制和政策分割,调整社会结构,实现社会结构的一元化,逐步建立统筹城乡就业的管理体制,尽快把农民进城就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强化和健全对农民工的法律保护和管理,加快建立健全农民进城就业的资金保障和服务体系,加强对进城就业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建立适合进城就业农民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非制度障碍与制度性矫治

农民工市民化,是保证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遭遇到了种种困境,还处于较低水平。农民工思想观念落后、文化素质低、社会资本积累有限以及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等,是造成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非制度障碍。笔者认为:非制度障碍需要制度性矫治才能从根本上得以清除,文化心理等非制度性的矫治只能起辅助作用;政府在破解非制度障碍中应承担起主导责任;非制度障碍的矫治必须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加强针对性,这样才能取得突破。     

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基于对1393名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运用进城打工农民就业变化与市民化调查(2013)数据,从横向职业地位的静态比较和纵向职业流动的动态发展两个维度,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放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建立职业地位、职业流动和职业升迁度三个基础模型。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首次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中"去体力化"这一上行流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农民工中精英群体通过努力,边干边学,进入中高端职位上行流动的可能和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的上行流动,是他们通过获得和运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特别是前者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过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个体背景特征各因素,对于农民工职业"去体力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存在差异,应该更多地从流动农民打工经历中人力资本能力的形成、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与顺利转换、农民工家庭迁移水平的提高三个维度进行政策设计,促使农民工实现职业"去体力化"上行流动。     

推进“三个同步转变”的新型城镇化——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

近10年来迅速推进的城镇化,日益暴露出了"失地农民无工作"、"进城民工无归宿"和"城乡四元结构固化"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农民作为城镇化过程中的主体,其地域、职业和身份的三个同步转变理应成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内涵的核心体现。"三个同步转变"的新型城镇化,不仅将从物质、精神层面同步助推农民市民化进程,还将通过待遇均质化、资源要素顺畅流动以及集约高效发展破解城乡四元结构固化等难题。推进"三个同步转变"的新型城镇化,从中国国情出发,宜选取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农民工市民化的着力点应围绕提高个人消费能力和保证公共服务均等化两个方向展开,注重各类政策间的有效协同。     

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

受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的城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很多农民工因而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必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框架;创新就业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进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融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农村退出。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二律背反”现象及其应对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二律背反"现象是指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市民化意愿强烈,渴望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但是由于市民化能力不足、落户城市困难而又不愿舍弃农村的特定社会现象。"二律背反"现象不仅延缓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还会诱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主要根源在于以传统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消除这一现象,必须深化户籍和相关配套制度改革,构建合理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推进城市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增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问题研究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有其客观必然性。它有利于城乡产业结构调整 ;有利于农民实现兼业转移 ,增加收入 ;有利于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有利于农业发展。要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 ,需要消除其思想、体制、政策障碍 ;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组织化程度。加强进城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融入性教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要让农民有序市民化。然而,农民进城务工,一部分农民工适应城镇生活,顺利融入城镇,成为新市民;一部分农民工难以成为城镇就业主体,融入城镇受阻,有的回乡务农或创业,成为新农民或小企业主,有的则回不去农村,又融入不了城镇,成为漂的一族。可见,农民市民化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农民工的融入性教育势在必行,迫切需要建构融入性教育机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让更多的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顺而有序。     

农民工市民化转型中的权益谱系与匹配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是城乡权益资源重组的过程,遵循着城乡之别、城市之别和区域之别的理论逻辑。从农民工市民化转型看,经历"转移"和"转户"两个阶段,涉及农民基本权利和核心权利、农民工拓展权利、市民基本权利及其三种身份的转换,需要转户福利增进的"兼容型"匹配机制、转户条件限制的"甄别型"匹配机制、城乡部分权益可置换的"替代型"匹配机制与之相应。为此,应以差别化落户政策为导向,科学设定落户门槛,探索居住证与公共服务资源匹配方式,完善跨区域农民工城乡权益转移衔接制度,并试点推行,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转型。     

进城务工女性生计脆弱性治理与政治参与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农民工的市民化,而市民化的关键在进城务工女性的身份转变。在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镇且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流入地政治参与制度建设却滞后于社会环境变迁,导致进城务工女性因其利益诉求无法表达而被抛出发展轨道,进而难以抵抗外界突如其来的各种生计风险。鉴于此,需要建构政治参与的整体性制度框架,以利于将进城务工女性的利益诉求纳入公共政策,使其融入城镇,真正成为市民。     

新型城镇化中农民工新市民城市融入困境研究

"社会建构视角"的新型城镇化区别于"国家建构视角"的传统城镇化之根本就是将人的生存发展融入到现代化过程中。农民工新市民是城镇化的核心力量,他们处在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为现代化建设贡献着自身的力量,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中,实现市民化身份。相反,农民工新市民却面临着户籍、社保、教育及就业体制障碍,经济及住房压力,城市市民的排斥和文化差异导致的心理适应性较弱等各种困境。如此艰难而尴尬的境地,也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城镇化带来挑战。政府要为农民工新市民的融入解决体质障碍,疏通有利于他们学习和就业的渠道;社会团体和原住市民要积极接纳和关怀农民工新市民;农民工新市民自身要勤奋努力,调整心态,善于改变和革新,增强自身的适应性。此外,政府要积极建设小城镇,引导农民工"就地城镇化",这将更有利于提升城镇化质量,加快城镇化的步伐。     

从机会获得到能力提高:农民工城市职业融入研究——基于浙江的实证考察

每一个公民都有自由选择职业和提高劳动能力的权利.改革开放后,农民获得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但由于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还存在着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职业机会获得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第一步,能力提高是农民工继续城市生活的关键环节,劳动工作关系和谐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根本保证.农民工的职业融入不仅需要政府提供充分的制度供给和财政投入,加强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还需要企业改善管理制度,关注职工的日常生活、文化娱乐和精神文明建设,从而实现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农民工从机会获得走向能力提高,最终实现城市职业关系融洽的新境界.     

农民工省内转移就业流动特点和结构分析——基于对江西省526位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采用个案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方式,对江西农民工省内转移就业群体流动特点和基本结构进行实证研究,并对省内转移和省际转移的农民工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内地农民工省内转移模式的对策和建议:努力降低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门槛;合理提升农民工工资,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重视和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农民工文化生活落后状态.     

“农民工市民化”路径及其法制依赖——职业移民立法及其展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成为一类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他们融入城市是我国现代化的组成部分。30多年来,这一系统工程尚未有过实质性展开,近年来,“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学界热议话题,不少学者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观点。“农民工市民化”就是将身份尚属农民、在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员接纳为新市民。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个渐进过程,也是一个需要操作的实务工作。类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移民法制,农民工成为市民必须依据法定条件、法定程序进行,必须纳入法制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