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行动>性格”的人物生成方式及性格特征

史传叙事呈现出"行动>性格"的特征。行动是事件的核心,这也就意味着"事件>人物"。史传中的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而是在行动中附带产生了性格。这是因为史传编撰的根本目的是彰善瘅恶,而能反映出人物善恶的只有行动。这导致了它的人物性格以单一型、向心型为主,性格结构缺少变化性和对立性,并呈现出善恶二元化的倾向。史传人物的这一特征还与史传叙事不能透视人物内心世界、属于事后叙述、合传类传的编撰体例等因素有关,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论甲骨卜辞、铭文及神话对历史叙事的影响

从中国古代叙事文体自身的发展来看,周代铭文基于在汉语语境下历史叙事的本质性要求,为其后的历史叙事形态确立了整体性的时间观念.在将这一观念外化为纪传体例的文体特征方面,由于"巫(史)"同源的历史现象,甲骨卜辞的文体构成形态有具体和直接的影响.同样,"巫"与"史"的历史渊源,使历史叙事与神话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神话空间化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历史叙事的空间化结构.     

道与势:传统史权与君权的紧张

与西方古典史学相比,中国古代史学家似乎更强调"史"的终极裁判权力。在中国传统史家的观念中,始终存在一"史权"的观念,认为"史"不仅代表着公正,代表着最高道义的裁决,而且体现着一种能够"贬天子,退诸侯","与天与君并",制衡君主威权的力量。这种史权的观念,一方面来自于"巫史合一"的早期史官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历史理性下对于"不朽"的理解和价值追求。这种对史的权威的强调,除了构成中国古代史家自律的责任意识外,也透露出在那个时代,"史权"与"君权"之间,即"道"与"势"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而一部中国传统史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展现为一部专制政治与"史权"此长彼消的历史。     

“源于史实，高于史实”论——历史美学的点滴思考(一)

按照历史美学“文”“史”相通的规定性,文学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可移用于历史学,而稍稍变化为历史学的“源于史实,高于史实”。“意蕴”是史家书写历史之魂魄,而所谓“源于史实,高于史实”,即指史家按照其“心中蓝图”即“意蕴”,运用史实,表达心声,并将作品视为“自己的最美的产品”(黑格尔语)。史实一旦被史家采用,其本身就已经含有了高于史实的本质特性——因为它经过了史家的“心灵掌握”,精神“过滤”,是一种“创作”。一经“创作”为史著,就不是“摹仿史实”而是高于史实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书写尤其能够见出这一点。     

"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由古代西方历史理论说开去

古代西方历史理论是一份珍贵的史学遗产,于西方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寻求黑格尔所说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的哲学意蕴,应从古代西方历史理论出发,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比较考察中,具体探讨古代西方历史理论与后世西方历史理论之联结、与古代中国历史理论之区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关联,进而显示中外史学这多彩多姿的一角。     

史学建构中文学化与科学化趋向平议——以史景迁的史著为例

"泛史料"意识下史料趋于文学化,这弥补了民史史料的缺乏甚至匮乏的现状,是伴随史家"眼光向下"的治史理念应运而生的。在强调科学化、规范化的严谨分析模式下,合理的历史想象、富于文学性的历史叙事方法之勃兴拓展了史学的传播和影响力。文学化叙述描写与科学化剖析解释本不冲突矛盾,更无优劣之分,均是史学构建过程的两个方面,史家因治史理念、侧重等不同各有选择,文史界限之存在自是必然,可言辞之使用则为共通,在维护史学本质的基础上或执其一端或兼融相通,都应被历史研究所包容,毕竟多元方可能造就生机。     

还历史人物以真实的生命——评《左传》中的郑庄公

长久以来 ,传统史传中以道德为价值判断的标准 ,这种倾向一直顽强而潜在地影响着人们对复杂历史人物的全面认识。本文则力求跳出这种单一的评价模式 ,尝试透过文史交叠的灵活视角 ,由历史人物身置的特定环境出发 ,对《左传》中颇具争议的人物郑庄公作出新评价。     

论汉魏六朝笔记小说的叙事风范

汉魏六朝是中国叙事传统发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基本事实是:由子、史传统衍生出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轶事小说),即笔记小说,表现出一系列与正史和辞赋有所不同的叙事风范.在注重文笔之辨的时代风气中,伴随着"谈助的名士化"和"传记的见闻化",笔记小说的叙述呈现出四个显著特征:不注重人物生平的完整性;大量采用限知叙事和存疑语气;风格简淡,有别于史家的庄重和辞赋的绚烂;而粗陈梗概,.删削细节,则意在回避现场感,与辞赋之致力于强化现场感迥异,也与并不完全排斥现场感的史家有所不同.     

历史魅影深处的文化诉说——评潘小平《翁同龢》兼论历史小说的写作

优秀的历史小说家总是能以现代意识烛照传统文化和历史情境,能在作家意识与史家意识间找寻到和谐的叙事节点.安徽作家潘小平的<翁同龢>就是近年来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一部历史小说佳作.作家以文化观照与反思为本位,由翁同雠这一历史人物发掘出了晚清社会纷繁复杂的历史情感、文化生态与人生命运.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西方古代叙事文体的发展、特征及文化语境

西方古代叙事文体是西方小说文体发轫的根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欧洲的叙事文学,它包括古代神话、史诗、传奇、故事等。在这些文体中蕴含着小说文体叙事的基因：时间、空间、事件、人物、叙述者、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方法等基本要元素。本文梳理了西方古代文学中叙事文体的发展,探讨了在西方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不同叙事文体的特征和总体特征。     

关于《春秋》叙事的几个问题

不能据《春秋》中的"仍旧"之文来否定孔子在《春秋》叙事笔法上的贡献,与《竹书纪年》比照,就会发现孔子"以义而制异文"的叙事特点。周朝礼乐教化所促成的取法于《诗》而"微言"的风气,至春秋末未减,故孔子修订《春秋》有取于《诗》。史与诗、戏曲"为体则异",但中国古代叙事诗和戏曲也有使用《春秋》叙事笔法者。虽然中国古代叙事源起于史官,但《春秋》叙事实出于对安身立命之儒家伦理的维护,儒家伦理在中国古代没有淡出,《春秋》叙事自然也不会从诸叙事文体中淡出。     

《史记》的想象与虚构

别林斯基曾说:"试拿三四位描写某一时代、某一历史人物的卓越历史家为例:这时代,这人物,在他们每一个人的笔下,不管多么相似,却还是会以特殊的显著的微细差异而有所区别.可见即使是历史,也包含有创作的因素,这就是说,历史家也给自己创造理想."和近代史著相比,中国古代史著的"创作因素"更明显一些. 为了尽可能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美的统一,中国古代史著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想象与虚构.如《国语·晋语》"优施教骊姬谮申生"写骊姬"夜半而泣",并与献公私语,行文委婉,曲尽其妙,刻划出骊姬狡诈、阴险的嘴脸.骊姬、献公枕边耳语,史官何以得知?此处已显出先秦史著中有作者想象、虚构的端倪.柳宗元有《非国语》一文,认为《国语》"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务富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时令节日及其叙事意义

古代小说常借助时令节日来谋划结构、展开叙事.周而复始的"四时"观念有助于古代小说循环构架的形成.<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带有"四时"转换性质,<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也常利用"四时"观念来完成故事之间的过渡性转换.在世情小说中,<金瓶梅>的"四时"秩序尚处在隐含象征层次,<红楼梦>的"四时"布局则已达到了哲理化高度.作为独特的文化心理:"四时感"有助于古代小说表达人物情绪的喜怒哀乐乃至命运的悲欢离合.在古代小说的"四时"叙事中,人们更多地利用"春"与"秋"来生发话题.呼应"天时"的"元夕"等几大传统"人时"节日,为古代小说故事的生发提供了"时机",并成为故事赖以展开的人文化时间刻度.每逢佳节,社会整体的狂欢热闹和个别家庭的生离死别容易出现错位,从而成就了古代小说的"乐中悲"叙事模式.     

论“吴虞现象”

吴虞作为五四"反孔非孝"的英雄,一方面而受到历史的肯定,而另一方面,他又因写艳情诗、嫖妓等行为而受到历史的怀疑和否定,按照现代性的标准看这确实是一种相悖的行为.然而,历史人物之所以呈现出两面性,与我们判断个体生命与历史对话的价值立场有很大的关系.宏大而庄严的历史叙事往往省略了难以追溯、考证的形而下的动机.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宏大历史叙事对历史真实的一定程度的呈现,同时又要充分发掘被宏大历史叙事所忽略和遮蔽的历史,主要是个人体验的历史.     

关于范晔史学思想的两个问题

范晔史学思想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一是“以意为主 ,以文传意”。一是“因事就卷内发论 ,以正一代得失”。关于“以意为主 ,以文传意” ,就其史学思想而言 ,与司马迁、章学诚相类 ,这个“意”就是对历史内在本质及其演变轨迹的认识和史家作史的目的。关于“因事就卷内发论 ,以正一代得失” ,这既是史家作史的目的 ,更是史家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体现。范晔在《后汉书》的纪传中对东汉一代有关教化与刑罚、安置功臣、改良风俗、外戚与宦官对政治的侵蚀、党锢的教训等问题的论议 ,就充分反映了他“卷内发论 ,以正一代得失”的深刻见解。上述两个方面 ,实为认识范晔史学思想的关键     

《闽颂汇编》与姚启圣生前身后事

孤本《闽颂汇编》是清代康熙前期福建部分士绅为颂扬总督姚启圣所编撰的一套文献汇编,其中保存了早已散佚的姚启圣奏疏及文告等。从这些尚未为人所知的珍贵资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福建总督姚启圣是一位治理民政、统筹地方的良才,但并不是一位运筹帷幄、临阵决战的将才。在许多战前决策中,姚启圣往往决策不当、进退失据。姚启圣虽缺乏运筹帷幄、临阵决战的才能,但是他又自视甚高,缺乏自知之明,加上性格喜好弄权专私,这样就不能不与前后历任的水师提督及巡抚发生难解的心结与矛盾了,最终不幸导致"气忿疽发背而死"。     

《洛阳伽蓝记》对先秦两汉史传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洛阳伽蓝记>人物传记扩展了传统地记人物志的容量,全书涉及人物众多,几乎可以构成一幅北魏社会众生图,反映了北魏王朝兴衰的历史.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作者将人物形象置于北朝深广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综合运用先秦以来史传文学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并通过典型事例展现人物独特文化气质,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呈现出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文化信念;在"正文子注"体例下创造性地运用<史记>人物"互见法"安排传记情节,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丰满;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于史传叙事的活泼灵动之中,凸现出史家的春秋大义与批判精神.     

文章分类学与当代文学资源建构意义下的"史传传统"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描述了史传"作为古代历史散文总称及史学理论归纳"的观点并由此产生了传统文章分类学下小说文体的分类问题;而刘知几<史通·叙事>的"四体说"阐述了史传作为"文章叙事模式和由此显露的叙事诗学",对史传所含"春秋笔法"的叙事规定则完成了文章分类学意义下对"史传传统"的最终指认,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小说与史传传统间的文章学渊源关系,并为当代文学中的小说文体研究提供了文学资源的逆向回溯可能.     

历史的重写与史学史的超越

史学史首先给史家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观念框架,其次给史家提供了一套写作历史的程序和技巧,最后给史家提供了研究历史所必需的史料。一旦摆正历史学家与史学史的关系,重写历史就有了可能。在这里,史学史之于历史学家已不单单成为一种具有内在约束力的特殊传统,而且成为一种具有现实开放性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