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视阈下拟话本小说善恶报应叙事研究

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盛行,拟话本小说亦受浸染。从实学角度审视话本小说中的诸多善恶报应故事,亦可发现其中的实学精神。一方面是善恶观念的变化及善恶报应的温情化体现出来的性一元论的"实性观";另一方面是对"实德"、"实修"的看重,尤其倡导实行与实功,倡导有益于世。话本小说家热衷于将鬼神、附体、梦境、入冥等神秘现象与善恶报应相结合,是"发愤"的自救使然,也是经世、救世使然。     

佛教果报观与传统报应观的融合

印度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焦点在于生命意识和伦理道德的差异。为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发展，佛教果报观作出巨大让步，实现了中国化。其显著标志是承认现世报，肯定人世的福寿利禄，接纳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在保持固有的戒律性、出世性、精神性和个体性的基础上，接受了传统报应观的伦理性、现世性和功利性。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报应观完全合二为一是在民间信仰，二者之所以融合无碍，是因为民间报应信仰本质上是浅薄的实用性的信仰，所关注的是个人和子孙现世的幸福以及来世好报，没有门户的羁绊和学说的顾忌。     

宋代家训中的善恶报应观及其社会作用

宋代家训中善恶报应观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揭示人们行为的心理动机、告诫人们天必降报、劝勉人们自省行善。这些内容对个体行动和群体规范具有指导作用,这种作用途径主要围绕修身合群与循礼善群展开,前者强调个体道德内化,后者重视群体制度规范,从而在传统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在当今社会生活中,这种观念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事件的判断,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动具有指导作用,其社会价值不可小觑。     

从道教“承负”说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死观

“承负”是道教关于因果报应的学说。道教认为,善恶报应不仅仅体现在做善事或恶事的人本身,更重要的是会株连其子孙。没有一个连续一致的受报主体,是道教赏善罚恶宗教理论的重要特点。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其“承负”说的产生受中国特定文化环境的影响,中国传统重现世、不重来生的观念和宗法文化背景下对血亲的重视是“承负”说的主要成因;在传统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承负”说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因而和其他宗教一样能起到慑恶扬善的宗教功能。     

“百药”、“百病”学说的生命伦理与美好社会

道教特有的“百药”、“百病”理论,独具特色地就善恶报应观以及戒律制度的执行提出了详尽的阐述,实为道教借医家之名与世俗伦理共同塑造的生命性理、玄理,同时也是事理与情理.其中宗教意识所凝结成的宗教神话,借助独特的思辨特征、叙述方式,从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建立了道教以神仙信仰为基础的人伦之学,是对道教生命伦理的鲜明阐释,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呼应道教“贵生”理念.这一思想对今天倡导的建立美好的社会环境具有启发意义.     

中国传统报应观与佛教果报观的差异及文化根源

中国传统报应观具有伦理性、家族性、现世性和功利性 ,保持印度精神的佛教果报观具有戒律性、个体性、出世性和精神性。中国传统报应观的终极关怀是果 ,企图通过好因获得好报 ,断绝导致恶报的因而力行可获善报的因。佛教果报论的终极关怀是因果之外的涅般木 境界 ,关注因是为了从因上断尽导致生死轮回的业报 ,最终摆脱因果 ,彻底解脱。差异产生的原因 ,在于古代中国和印度文化中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关注领域、生命意识和思维特点。     

中国人社会心态六十年变迁及发展趋势

在1949年后的六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对应,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发生了显著的嬗变.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和整合,也使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在分化变动之后走向高度同一;在建国后的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打破了僵化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发生了积极的嬗变.经过六十年的变迁,中国人的价值观与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理智和成熟、越来越开放和多元、越来越主动和积极,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意识.新中国六十年的"革命"和改革实践带给中国人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积淀,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了中国独特发展道路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     

近代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观

近代以来,日本人由于受到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对中国的不同认识,这其中既有日本的有识之士和进步人士对中国进步与发展的赞誉,更有军国主义者、军国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者对中国人和中国的政治运动的诋毁、丑化甚至仇视。正是这些不同的中国观影响了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走向。     

汉语言的法文化透视——以成语与熟语为中心

汉语成语和熟语浓缩了大量文化信息 ,在于其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对成语与熟语进行文化分析 ,有助于把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及理解当今的法律文化传统。如“诛故贳误” ,强调有心与无意 ,反映了中国人对待故意和过失的态度 ,是为动机论 ;“罪大恶极” ,强调罪中之恶、罪中之过 ,反映了中国人习惯于道德评价的倾向 ,是为过恶论 ;“报仇雪恨 (冤、耻 )” ,强调仇之中的恨、冤、耻等心理感受 ,反映了中国人的报复心理 ,是为报应论 ;“悔 (改 )过自新” ,强调自悔、自改 ,反映了中国人对于过错纠正的自力主义 ,是为自新论 ;“债多不愁” ,强调信用的根本缺乏 ,反映了中国人对待债的根本态度 ,是为“信用论” ;“求亲告友” ,强调人际关系的范围 ,反映中国人解决困难时的心理指向 ,是为人际资源论。它们都集中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特征     

线性时间意识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

作为一种时间观和价值观,线性时间意识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取代中国传统的循环时间观而对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从中国现代作家对线性时间意识的接受与不接受（包括存疑态度）的二元划分出发,探讨线性时间意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品格和美学理想的形成和塑造存在着的深刻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已经内化为民族心理结构而将对当代文学继续产生作用。      

中国人的"人情法则"及其运行模式

人情是个很本土化的社会心理概念,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频繁地使用着,它能有效地描述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心理过程.本文系统探讨了中国人的人情观,以及人情在中国社会的运行模式.这些都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把握中国人人际关系的脉络.     

中国人的“人情法则”及其运行模式

人情是个很本土化的社会心理概念，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频繁地使用着．它能有效地描述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心理过程。本文系统探讨了中国人的人情观．以及人情在中国社会的运行模式。这些都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把握中国人人际关系的脉络。     

善恶报应与女性关怀 从刘清韵的聊斋戏谈起

刘清韵是晚清著名女戏曲家,她以毕生精力从事戏曲创作,留下了丰富的戏曲作品,但却未引起世人的关注。笔者在全面梳理其作品的基础上,拟就其作品的思想内容进行分析和探讨。本文试图通过其聊斋戏与小说原著的比较,阐述女作家独特的善恶报应的道德观以及对家庭完整的追求意识。     

原道论与道教生命哲学的维度

在道教哲学中,道是一个本原性的形而上概念,它是人生命存在和超越的最根本的依据。道教的神仙思想、精气神论、心性论以及善恶报应说等生命哲学的几个方面无一不是围绕着道这个理论核心建构起来的。     

对窦娥与吴月娘悲剧意蕴的多维探析

贞节观限定范围以外性活动的罪孽感,不但是造成窦娥悲剧的主要原因,而且是造成历史上无数“烈女贞妇”悲剧命运的重要因素。吴月娘内心深处潜藏着性饥渴意识,她的悲剧对中国古代妇女来说比潘金莲的悲剧更具普遍性。两人所恪守的信念,主要体现在对行善、贞节、业报轮回、善恶相报、天人感应等观念虔诚的信奉和强烈的责任感上。     

历史意识的宗教性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具有某种程度的宗教性,这主要体现为对历史的敬畏,希望不朽于历史,相信历史的公正,即敬畏性、不朽性、公正性.导致历史意识宗教性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传统史学具双重职能:记录历史事实,讲求秉笔直书;维系人伦价值,讲求善恶褒贬.前一职能是包括中国史学在内的一切史学都具有的职能;后一职能则为中国史学所特有的职能,它承栽着类似其他民族多由宗教承载的东西.秉笔直书与善恶褒贬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了中国历史意识的宗教性.另一方面,秉承士人精神的优良史家和社会的认同,是这种宗教性历史意识必不可少的主客观条件.中国传统史学虽有类似于宗教的功能,但其毕竟不是宗教,所以中国人历史意识的宗教性也就不那么纯粹、地道,而带有某些局限性.     

台湾社会意识的主体特征及其对台湾前途的影响

本文试图从台湾社会心理的角度来分析台湾前途。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台湾人民的思想意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一事实决定了台湾社会意识必然呈现中国意识为主体意识的特征。中国意识是台湾回归的心理基础,是抵制“台独”的最深厚力量。     

法社会学:法律服从与法律正义--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

本文是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一项实证研究。本文集中研究了两个问题 :第一 ,中国人的法律服从到底是工具性的还是规范性的 ?第二 ,中国人对法律权威的支持是基于程序正义的还是分配正义的 ?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人的法律服从基本上是规范性的 ,但规范性服从背后蕴含着强烈的工具性动机 ;至于法律正义观 ,则基本上是重结果甚于重程序的分配正义。     

中国传统节日民俗中的团圆主题

团圆是中国传统节日民俗的一个重要主题,众多的传统节日凝聚着世世代代中国人期盼团圆的美好情结.中国人的尚圆心理和重聚合轻离散的观念是传统节日中团圆主题形成的重要原因.     

论刑事和解与刑法观的流变

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与实践,深刻地反映出构建和谐社会时代背景下我国传统刑法观向现代刑法观的转化与流变。在刑事诉讼价值上,刑事和解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私人权利的尊重;在刑法功能价值上,体现了“只有没有代替方法的时候才考虑采用刑法”的理性司法;在刑罚适用价值上,实现了报应和功利相统一的刑法目的及刑法目的多层次性,彰显了刑法公正观和人道观相结合而形成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