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

村庄权力结构研究是村庄政治研究的基础。本文按照经济社会分化水平与社区记忆的强弱 ,把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 ,并构建了村庄权力结构的“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三层分析工具。文章重点讨论了非体制精英在四种理想类型村庄村级权力运行中的作用及不同类型村庄村级权力结构的不同特征。在此基础上 ,作者对村民自治制度下不同类型村庄村级权力合法性的生成潜力进行了尝试性的比较。最后 ,作者指出 ,随着缺乏分层与社区记忆偏弱类型村庄大量出现 ,如何在这些村庄中进行村级权力合法性建设 ,是今后农村研究的重要课题     

资源型地区集体产权个体化后的村庄治理

产权结构与治理方式存在很强的关联性,个体产权结构对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研究发现:个体产权结构的建立与村支书兼任个体煤矿主的特殊身份导致产权主体与治权主体合一,由此引发村落共同体的权力由"道义本位"向"利益本位"发生转变,同时村庄也由"道义型共同体"向"利益型分散体"转变。造成这些影响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体产权性质决定了煤矿收益归煤矿主所有,以及煤矿主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不强和村民自治的未有效实现。因此,需要政府、企业、村级组织和农民形成合力,多措并举,确保资源型地区农民分享资源收益,实现村庄善治。     

我国民(私)营企业初始产权的形成及其制度特征

现阶段民(私)营企业并不是历史的延续,其初始产权的形成有其特殊性,国家政策允许民(私)营经济存在,是初始产权形成的最主要因素;国有、集体企业成为民(私)营企业初始产权形成的重要平台;技能型的人力资本是民(私)营企业初期资本和原始产权形成的主要基石;华侨资金、海外资金是民(私)营企业初始产权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私)营企业产权制度具有"三缘"性、封闭性、集中性和不清晰四大特征,但"三缘性"是其根本特征。     

农地产权弱排他性、产权冲突及其变迁优化

产权制度是关于稀缺性资源利用的权利行为的规则安排,排他性权利界分是产权发挥作用的前提性条件。中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呈弱排他性产权结构,在农地弱排他性产权制度下,权益各方产生激烈的产权冲突,要消除弱排他性下的产权冲突,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应当以确保排他性权利为核心而展开。     

产权情景、社会信任与土地产权的社会认同

土地产权的社会认同表征了农户主观层面的产权实施强度,反映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性,对农地的有序流转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均有重要意义。基于苏、赣、辽三省237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土地法律文书提高了土地产权合法性认同,村庄土地调整提高了土地产权合理性认同却降低了土地产权合意性认同;制度信任提高了土地产权合法性认同和合理性认同,但降低了土地产权合意性认同,人际信任则提高了土地产权合法性认同和合意性认同;较低的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强化了土地法律文书与土地产权合法性及土地调整与土地产权合意性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应从公共治理、村庄自治和农户行为能力三个层面探讨提高农户土地产权社会认同的有效对策。     

我国农地制度改革路向的产权经济学分析

我国农村土地分别由国家(政府)、村集体组织、农民等产权主体占有不同层次的产权,形成了我国特殊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构。就其中的单个产权主体而言,都不享有完整的土地产权,从而造成了农村土地的产权“残缺”状况。这种产权结构造成在土地非农化进程中各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占有格局。     

村庄权力结构研究综述

村庄权力结构的分析是透视乡村社会性质的重要视角以及理解村庄政治的基础,因而成为当前村庄治理(村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20世纪中叶前后,费孝通在研究传统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时,就区分了村庄中同意权力、横暴权力和教化权力这三种基本的权力类型,并突出了村落权力是家族权力的泛化和延伸;[1]杜赞奇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区分了赢利型经纪与保护型经纪;[2]黄宗智分析了在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不同的土地占有形态、不同的家族力量和结构对于村庄权力结构类型的影响。[3]近1个世纪以来的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益深入…     

乡村关系研究的视角与进路

当前学界关于乡村关系的讨论,要么局限于制度文本,要么局限于区域经验,而缺少比较的视角。本文认为,决定乡村关系状况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即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村干部可以调用资源的状况和乡村财政状况,正是这三个因素决定了乡村关系的区域差异。本文在对以上三个因素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关系的弱乡强村、强乡弱村、强乡强村等多类型模式,从而将对乡村关系的研究下沉到以实证调查为基础的区域比较层面。对乡村关系的研究应该到现实的农村实践中去理解乡村关系展开的过程,其中包括村民自治的影响。而研究首先是要理解村民自治制度究竟是如何影响乡村关系的过程与机制,这种过程与机制在不同区域展开的差异,以及在多大比重上村民自治形成了乡村关系,和在多大程度上村民自治并没有触及到乡村社会的内部,而仅仅是乡村关系水面上的一层油。     

城中村集体土地产权权能及其实施

我国转型经济城市化进程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共存的结果,形成“城中村”现象。城中村问题突出反映了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有关土地的矛盾冲突,集体土地产权与国有土地产权在权能构成和实现上的不对等是其中重要内容。城中村村民成员权影响着集体土地产权利益的分享,集体土地产权权能及其实施内容深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村庄权力结构等因素影响,城中村改造过程体现了集体土地产权与城市化的矛盾不断解决的过程。     

分权式治理何以形成——对粤、川、鄂、鲁、湘六类村庄的观察和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村庄治理结构出现了一种分权趋势,即在原有的"村支两委"共治下出现了监事会、理事会、股份社、经济合作组织等新的组织。这些组织参与村庄治理,分享村庄治理的权力,形成了分权式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主要源于村庄的经济发展、农民参与以及政府引导。不同类型的分权与民主的关联程度有所不同,经济分权、社会分权有助于民主的成长,行政分权有助于制衡,但其对民主的作用暂时没有显现。     

产权的不完全转移：中国近代以来地权逻辑的延续与变异

中国近代以来土地制度发生了多次剧烈变迁,但地权流转却始终遵循着一种未变机制,即土地所有权的不完全转移。史学研究强调中国与西方个体化的权利观不同,中国产权的基本单位是“家”,土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祖产。以埃里克森为代表的产权经济学研究强调这种复杂地权结构使中国近代落后,也使当下经济发展受阻,只有个体性产权明晰的“简明地权”方能使中国跳出发展的陷阱。本研究在检视这两种研究基础上,分析了土地产权不完全转移的社会基础,并提出当下中国土地产权的主要困境是“同地不同权”,即同样的土地占有者身份不同则所拥有的权利完全不同。只有在身份与产权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当下产权变革的进路。     

两种村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村治方式比较——以浙江省A村和B村为例

本文以两个村庄为个案 ,从实证的角度对集体工业化和个私工业化两种村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村庄治理方式进行比较 ,分析了两类村庄治理在社区权力结构、社区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以及村民公共参与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指出 ,村治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直接的关联 ,特别是作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体制与作为基层政治形式的村治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 ,村治方式将在经济等环境要素影响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论人力资本产权

人力资本产权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它与物质资本产权有迥然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人力资本的产权结构必须以人力资本承载者为主体。人力资本产权的清晰界定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从社会环境、市场体系、企业股权结构、政府制度安排四个方面对人力资本产权加以清晰界定     

农地产权结构与农业绩效:一个理论框架

农地产权结构是农地产权在不同主体间的安排以及产权内部各项权利构成的总体反映。根据产权对经济绩效的一般作用机理以及转型期中国的实际,农地产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农地所有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农地承包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产权内部权利构成对农业绩效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农地产权主体的土地利用行为表现出来的,特定的农地产权形式或不同的农地产权结构对权利主体的目标和行为产生影响,在这一影响下产权通过其激励约束功能、外部性内部化以及资源优化配置效应等,促使农地产权主体的相应行为向有利于增加产出、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等农业绩效提高的方向发展。     

产权、农地产权、农地产权制度

产权是一组经济社会权利,既是权利又是规则,具有有界性、排他性、可支配性、可分割性的特点。农村土地产权是指以农村土地所有权为基础,以土地使用权为核心的一切关于土地财产权利的总和,是由各种权利组成的土地权利束。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指构建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和产权关系的制度安排。有保障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具有稳定、激励、约束、技术进步、资源配置、节约交易费用等功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创新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生产力作用和要求的结果。     

二十世纪中国村庄权力研究综述

20世纪的村庄权力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即国家政权下沉时期的村庄权力、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权力以及分田到户以来的村庄权力,学界对每个阶段的村庄权力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且揭示了不同阶段村庄权力的特点和运行机制。既有的关于村庄权力的研究大都是在国家/社会关系的二元框架下展开的,也有学者试图进入村庄内部进行村庄权力结构分析,但都没有明确将村级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这应该是今后村庄权力研究中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制度经济学视阈下公办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完善的治理结构是公办高校科学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要协调好高校治理结构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关键是要解决高校产权问题。产生产权问题的理论焦点在于委托代理权限的合理划分。根据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公办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调整的实现路径可科学引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外生变量,从而有效理顺高校产权关系、明确治理核心命题、协调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利运行。     

经济制度、产权结构与经济绩效:一般框架

本文在讨论经济制度与产权结构关系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产权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度是支配特定经济主体的活动方式和相互交易关系的行为规则,不同的制度安排相应地界定了经济当事人不同的权利。产权由使用权、交易权和收益权组成。产权的可分割特性使得产权权利束可以被分解和重组,进而形成有所差异的产权结构。制度的不完备会导致产权残缺,进而形成低效率。在制度中列明的权利是专用权,未列明的权利是剩余权。对专用权而言,产权在结构上表现得越完整、越完全,对当事人的激励和约束就越充分,经济绩效也就越高。对剩余权而言,不仅要注意剩余索取权的有效配置,而且要注意剩余控制权的配置,通常应该赋予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主体剩余控制权。     

改革、市场经济与村庄政治——基于一个浙江村庄政治的三十年变迁

这是一篇基于一个个案研究而企图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的变迁的论文.通过个案,要讨论的是这样一些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村庄政治尤其是村庄权力结构及运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由此,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中国农村的政治运行逻辑.基本的发现是:七一村(个案村)的权力结构存在一个核心权力层,但已经出现多样性的格局,是一个多样性的一元结构,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通过研究发现七一村的村庄政治属于发展型的权威主义,并且有着"父爱主义"的色彩;无论从规章制度文本、会议制度还是决策机制,七一村权力运作的规范性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形成了"能人政治"、精英治理.这将是中国经济相对发达村庄的一个长期的模式.七一村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但20世纪中国的大变迁却使小小的村庄伴随着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此前未曾经历的变化.通过七一村的个案研究可为中国农村内部秩序重建提供学理的根据与对策建议.     

民营经济发展与劳资关系调整

随着民营经济发展,劳资矛盾日益凸现,在浙江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描述了劳资关系的基本态势,阐述了劳资纠纷的若干特点,分析了劳资冲突产生的内在机理.认为在经济转型时期,民营企业的劳资关系,与其说是"强资本、弱劳动",不如说是"相对的弱资本与绝对的弱劳动".当前,既要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又要维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关键在于对物质资本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作出合理界定,实行同等保护,从而为劳资和谐,互利双赢创造制度条件.在此基础上,文中提出了调整劳资关系的若干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