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强制性变迁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演化趋势研究

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制度,农地制度改革对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演化有重大影响。纵观1978年以后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历程,清晰呈现了国家对农村土地的放权和农民土地权利扩大同向进行的特征。在“农地改革-农村社会结构”互动分析框架下,将农地制度变革、人口流动、土地流转和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看作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发现农地制度变迁不断强化农民的土地权利,激活土地的财富效应,进而凸显农村的人口推拉效应,推动农村社会结构的重构。存量农民、农民工、农业规模经营者和下乡市民四类人群在农村土地制度产权化改革进程影响下的行为选择及后果,会引发农村社会结构的重构与变迁。     

我国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中的博弈分析

目前,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围绕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进行利益博弈,其结果是农民很难公平分享农地非农化收益。在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中,相关利益主体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本届地方政府与下届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农村集体组织、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等,它们围绕收益分配采取不同的对策进行利益博弈。从根本上讲,应更加重视和提高农民在其中的分享份额,使我国新型城镇化之路更加和谐。     

农地流转纠纷:基于合约视角的分析——来自广东省的农户问卷

本文从合约及合约交易的维度,分析了农地流转中利益纠纷的形成机理及其特征。分析表明:第一,农地流转合约主要表现为"关系型合约",并具有不稳定性;第二,缔约对象的亲缘性、缔约形式的非契约性、以及农户普遍存在的"价格幻觉",是引发纠纷的关键。本文认为,强化农地流转的组织化与契约化,保障缔约的自主性、缔约程序的规制性、合约内容的适度完整性以及契约维护的规范性,是缓解流转纠纷的重要方面。文章进一步指出,将耕地质量保护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结合,并达成政策目标的相容,应该是农地流转政策调整必须关注的问题。     

社会和谐视野下的农地制度

目前,一些学者对农地制度与农村社会和谐的关系存在误解,错误地主张以土地私有化来化解土地纠纷.征地纠纷及其上访针对的主要是城郊农村的土地,牵涉的主要是土地的级差收益,不能作为中国农地制度的经验基础.在户均不足十亩、分为十多块的农地上,农业生产需要农民合作提供公共品,土地私有化会使合作格局崩盘.农用地纠纷及其上访多发,这与取消农业税、农产品市场变动、土地制度预期等多因素有关,与土地集体所有制基本无关.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符合中国农村现实,它赋予村庄集体的治权,能够保证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和纠纷的顺利解决,可以真正保障农村社会和谐.     

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中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发展,以及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也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探讨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所涉及的最本质的内容是界定承包方对农地的"处分权".中国现有法律对这种"处分权"的限制有利于深层次了解土地流转制度之外所涉及到的社会问题.在土地流转中,对于农地的保护、农民生产资料的保护,特别是农民长远福利的保障是现在研究土地流转问题的着眼点.并在此基础上界定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角色和监管责任.     

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问题研究

做好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既有利于维护前期农地确权成果,也有利于化解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的农地矛盾和纠纷。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方式选择上,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都有较为强烈的调整诉求,且适当调整的农地延包方式占据主流意愿。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诉求的内在逻辑不同,农户群体归因于无地和少地人口对获得农地的诉求以及解决家庭层面土地细碎化问题的诉求,基层干部群体的诉求缘于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化解土地纠纷的考虑。做好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要立足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的诉求,在坚持维护好农民利益和促进农业现代化大方向的前提下,开展多层次的衔接试点,做好衔接的前期准备工作;构建“有地分地、无地赋权”的利益调整机制,保障无地少地农户合理权益;合理发挥集体所有权的资源配置功能,推进“小田变大田”和功能分区改革。     

新时期广西农地“开荒”的社会问题思考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土地问题关乎着国家长治久安,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加之农村人口的剧增与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农地的"开荒"现象更为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因为这一时期开荒的盲目性、缺乏监管和相关法律不完善等原因,引起了诸如使用权纠纷、社会公平、环境破坏等许多社会问题。研究这些问题的成因与特点对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地产权正义实现的路径探讨

伴随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城市化的扩张,农地产权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实现农地产权正义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当前构建和谐农村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实现农地产权正义的基础条件是明晰农地产权主体,解决地权主体虚置、结构失衡和边界模糊问题;实体要件是充分赋权以弥补农民土地权利的缺失与不足;形式要件是完善农地产权证书形式与运行程序形式,解决已有产权形式存在的缺陷;目标要件是摆脱行政化的利益分配格局,代之以市场化的利益分配取向;行为关系要件是约束产权相关主体行为,防止农地侵权行为发生,以及被侵权后有可救济的实施途径。     

土地流转对农村阶层冲突的影响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实质上是一个农村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再分配过程,是农村各阶层围绕土地利益所进行的持续"博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各阶层由于在土地流转利益上存在不一致,因而也必然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利益不一致是阶层冲突的根本原因;争吵是阶层冲突的主要解决方式.因此,要科学制定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就必须做到:一是要积极建立农村新的利益协商机制;二是要加大中介组织的建设力度;三是要积极培育农民维权组织.     

论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选择

制度缺失是目前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最主要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社会政策的视角来看,制定平衡农村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的可行性政策方案,是保证农村土地流转公平、有序、高效、快速进行的关键环节和制度条件。一是要区分阶层特点,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加速农村土地流转进程;二是要优化流转过程,扩大农村就业机会,促进农村阶层结构合理化;三是要完善组织制度,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平衡土地流转中的阶层冲突;四是要规范土地流转,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实现城乡社会结构一体化。     

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对征地补偿的影响与制度改革

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是我国未来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该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对征地补偿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构建相配套的征地补偿标准测算及收益分配新规则显得十分必要。研究认为,征地补偿标准应包含农地农用状态下的权利价值和农地转用下的发展权价值两部分,国家通过税收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剩余土地增值收益在集体经济组织、失地农民之间根据既定规则进行有序合理分配,同时应兼顾无地农民、农村妇女、农村大学生、农地转入方等特殊群体的利益。最后,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下征地补偿制度改革应与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关联互动,实现相关政策制度改革的同步推进与有机衔接。     

鲁西北地区农村土地关系透视——基于入户调查资料的分析

基于入户问卷调查的分析发现:在鲁西北地区,党和国家现阶段的土地政策、法律法规得到了较好的贯彻,现行农地制度得到多数农民拥护。近半数村庄存在"隔几年调整一次土地"的做法;处理土地流转和土地纠纷等民事关系方面传统习惯仍占主导地位。另外,该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现象;不少农民对党和国家现行的土地政策和法律法规认识不够准确、全面。     

土地纠纷与基层政治生态的重构

当前,对土地纠纷的研究必须跳出传统的"就土地纠纷谈土地纠纷"的怪圈,深入考察其背后整体性的与深层次的支配逻辑。在土地纠纷中,基层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围绕着土地收益的分配规则与方式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博弈。但各利益主体都面临不同的行动困境,并为此采取了不同的行动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基层政治的具体形态。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纠纷问题,必须从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重角度重构基层政治生态。     

基于大样本调研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化解对策

近年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呈现上升趋势,摸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状况成为当前土地确权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历时三年(2013—2015年)对东、中、西部多个省(区)不同类型农户土地纠纷现状的调研发现,区位关系、经济水平、政策及乡规民俗等是导致我国农村土地经营纠纷的主要原因;土地纠纷发生率在10%以内是大概率事件,且农户之间分布较为分散,各地区土地纠纷发生率存在差异,解决途径仍以自行调解和村委会调解为主。为此,需扎实做好农村土地经营管理基础工作,完善土地制度和农民利益保障机制,并进一步推动村民自治和强化仲裁渠道作用,为预防和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保驾护航。     

农地流转中的社会管理体制障碍与创新

目前,我国农地流转中农民权利受损已成为诱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迫切需要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然而农村土地流转中的法律困境、土地产权困境致使社会管理出现了公共财政困境、社会组织匮乏、社区建设滞后等问题,增加了城乡基层社会管理的难度。因此,需要通过健全多元合作的社会管理理念与治理机制、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构建农地流转的风险处理机制、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等措施保障农民权益,维护农村及全社会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我国城乡二元土地产权特性与农民土地权益的制度保障

我国城乡二元的土地产权结构,不仅具有维系城乡二元结构的功能,而且为城市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蚀提供了制度安排。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是明晰农地产权,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构建农村农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增值的机制,解决因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与农民土地权利缺失的矛盾,让农民分享农地增值的收益。     

从等价交换到功能替代——关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原则的政策讨论

随着农地退出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退出机制设计中的有偿性原则如何体现、补偿标准应遵循何种原则等问题正在成为政策讨论的焦点。在我国农地退出实践试点中,等价交换原则是补偿机制设计默认遵循的原则。基于该原则确定的补偿标准偏低,对于进城落户农民自愿退出农地的引导作用相对薄弱,不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现阶段农地承载的功能呈现多元化特征,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均应在农地退出机制设计中予以充分考虑。将功能替代原则作为农地退出补偿的指导原则,更加符合政策初衷、契合改革诉求,更加有利于保障农民利益和实现农地功能。在实践中,建议从明确农地退出政策定位、扩大功能替代型补偿政策供给、完善补偿资金筹措渠道等方面推进。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农民利益保障研究——基于Z村并居案例

现阶段我国推行的"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对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有显著作用,但在此过程中依然存在不可忽视的社会保障问题,引起了各方关于村落发展模式的积极探讨。由于我国农村长期存在粗放式建设用地经营,加上大规模农村人口由农村迁往城镇,造成相当程度土地和宅基地的低效利用和闲置现象,而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可以有效合理规划农村建设布局,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以集约节约用地增加耕地面积、保护耕地、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农村就地城镇化。但试点地区政府在实施"土地增减挂钩"政策中存在逐利"冒进"现象,在实施整个过程中缺乏完善配套保障措施,使村民社会保障易陷于困境。因此,实施政策应以维护农村利益为核心,保障合法占得宅基地村民的合法权益,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健全搬迁居民社会保障体系,营造创业就业环境、完善社区养老保障、完善土地级差利益分配机制、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和保持土地可持续利用,以最大程度保障农民利益,增进农村农民权益。     

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以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为视角

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自2004年以来虽然日趋合理,但补偿原则、补偿制度和纠纷救济机制的缺漏．使得农民利益遭到极大的侵害,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有必要对涉及土地征收补偿问题的宪法原则以及行政法、民法制度进行反思和完善,并对解决土地征收补偿纠纷的行政和司法救济机制提出完善建议。     

土地承包农户纠纷的制度原因及其化解路径

土地兼有生产和保障的双重功能,农民对土地具有某种生存性依赖。由此,政府延长土地承包权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符合国家战略并以土地承包法为实施依据;而农户间的土地契约是连接土地保障功能和生产功能的一种装置,这符合农村资源禀赋特征且以合同法为执行基础,农户土地纠纷的实质是政府的政策目标和农民的契约基础之间存在不一致。为了协调政府政策和农户契约,根本化解农户的土地纠纷,必须正确理解政府土地使用权的期限规定,回应土地生产和保障双重功能的特征,采取措施逐渐弱化农户对土地的生存性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