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建立及其发展

成中英创发的本体诠释学经过了三十余载的持续发展已于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这源于其深刻的理论动机与长期的实践坚持。融贯古今中西的本体诠释学从整体的层面对中西哲学的发展进行了系统反思和相互理解,从本体学的视角透视中西哲学各自的本体发展规律和特点。聚焦于西方围绕ontology发展出的实体哲学的演化轨迹及其在当代突显的知识与自知、科学与道德的割裂问题,本体诠释学强调根源性的重要,提出了动态的生成着的具有根源性的"本体"以补足实体论式的本体论。同样,在植根于东方传统哲学的深刻内在体验同时,本体诠释学也指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需要在外在性与分析性上的开拓。从观、感动态循环和人的四个性向出发的本体学、本体诠释不仅促使中西哲学各自反思自省,而且为两者在当代展开深层次的对话找到一条途径,进而在互释的实践和本体的生长中寻求人类的相互理解,共同面对知识、自知和价值在当代造成的困境。     

从古今中西的冲突浅谈钱钟书的学术思想

钱钟书是学贯古今中西的大家,既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又充分了解并掌握西方文化主潮.因此古今中西的冲突在他的身上表现的非常明显.他提倡"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把西方文化与中国古典文化相对应,打破文史哲各科的界线,从而寻求中西共同的文心、诗心.他认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种对人类文化的超人感悟和先见卓识,使他能够重新审视传统,建立包含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大文化研究范式.     

中国哲学的诠释学境遇及其维度

在引介和传播诠释学的过程中,也引发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联想性反思,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的丰厚资源能否得到开发和利用?如何把西方的诠释学和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思想表达结合起来?能否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诠释系统?这些问题正在引起人们的思考,不同路向和方式的理论建构工作也悄然展开.本文从西方诠释学的发展理路和当代境况入手,分析了中西"诠释"观念和系统的差异,认为中国传统的资源多半只能划归到"前诠释学"的形态,不能和当代诠释学同日而语.且就诠释的资质而言,因与自身传统的疏离化,使得当代的中国哲学在寻求诠释系统的建构时,资源并不显得丰裕.这种困境,加大了面对西方诠释学时有效理解和吸收的难度,使问题的处理变得复杂化.     

从中西古今之争看中国近代方法论思想的演变

中国近代哲学是在传统思想与近代西学的双重制约下曲折演进的,这种制约具体地表现为中西古今之争。作为中国近代哲学重要分支的方法论,同样既渊源于传统思想。又受到近代西学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中西古今之争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方法论思想的演变,作一粗略的历史考察。一在中国近代,严复第一次比较自觉地将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而加以突出。当康有为热衷于把西方的声光电化知识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仁”“元”等概念加以揉     

"得意忘言"与"语言为存有之居屋"——从不同的语言观看中西诠释学之异同

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存在根本的差别。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强调“言不尽意”,主张“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西方诠释学普遍认为语言是诠释的前提,是“存有之居屋”。西方诠释学的方法和思路为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应立足自我,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和具体概念、范畴,从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智慧和义理思维中,开出新路。     

哲学诠释学与中国古代诠释思想的异质性

在重建中国古代诠释思想的过程中,盲目引进西方诠释学特别是哲学诠释学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其中以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的理路解读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就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例."以意逆志"说是孟子诠释<诗经>等古代经典的方法,它与孟子的"本心"说关系密切.当今学者在论及此说时,往往忽略孟子哲学的超越层面,从而把带有超验性的"意"视作经验性的意识,由此便易将"以意逆志"误解为"视域融合".实则"以意逆志"说与"视域融合"理论分别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这决定了孟子与伽达默尔的思维模式绝然不同,也决定了他们的诠释理论的根本性差异.     

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

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何去发掘中国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合理的方式不应该是重拾"经学",走"经学"重构之路,而应该是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批判性反思,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建构一种中国式的"经典诠释学",即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与"经学"相比较,"经典诠释学"有着很大的不同:(1)在研究对象上,从"经"(狭义)转变为"经典"(广义)诠释;(2)在研究立场上,从"宗经"转变为"尊经";(3)在理解向度上,从"回溯"转变为"延展";(4)在理解方法上,从"还原的方法"拓展到"对话辩证法"。这种不同,也使得"经典诠释学"在经典文本的理解上,不仅能够保持"经学"本有的文化保存与文化继承的长处,而且能够消解其活力不足的弊端,推进中国本土文化的前拓与发展。     

孟子经典诠释方法再思考

先秦哲学家孟子在儒家经典诠释实践中,围绕着"言"(文本)、"人"(作者)、"境"(语境)诸关系进行思考,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和"权变"等经典诠释学的方法论原则,与西方诠释学发展历程中先后提出的理解和诠释过程中的"创造过程的倒转"、"对话"、"作者语境还原"和"实践智慧"等理念交相辉映,成为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学的早期萌芽之一.     

再思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既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也具有自身的独特形态。与之相联系,在如何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上,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为认同,其二是承认。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所内含的哲学之为哲学的一般品格,承认则以揭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为关注之点。中国哲学的衍化过程,同时涉及"思"与"史"的互动,而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不仅理解为既成之"史",而且也界定为处于生成过程的开放之"思"时,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以上两个方面的统一,既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哲学"的历史,也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历史"的哲学。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衍化过程中,同时又面临"中西"之辩,"中西"的背后,实质上则是"古今"问题。中国哲学的研究,需要超越"以西释中"或"以中释中"这一类"中西之辨"而走向"世界哲学"的视域。在中西会通、古今交融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发展将同时融入世界哲学之中,并呈现世界性的意义。     

中国哲学的近代衍化

以近代社会的变迁及与之相应的"古今中西"之争为背景,中国哲学也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与走向近代的总的历史过程相应,中国哲学在折射近代社会变迁的同时,本身也不断取得了近代的形态,这一近代化的过程既受到中国古典哲学与近代西学的双重制约,又蕴含着其自身演进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从方法论、知行之辩、价值观、人格理论、形上智慧等方面,对这一过程作一概览.     

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道路——对"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史的反思

"五四"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的,具体而言,主要经历了.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三条西化之路.要使中国古代文论从"失语症"中解脱出来,必须经过四个步骤第一.承认中国文论较之西方诗学的异质性和话语独立性,避免"以西释中"或"以中注西"的倾向;第二,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中进入"古今对话"的现代阐释性理论视域;第三,在"古今融会"的同时进行"中西化合".以中国文论的话语规则为本,融和或化用西方的理论资源,最终达到中西跨文明对话语境下的"中国化"研究.在承认中西方文论异质性因素的前提下,进行跨文明对话,中西文论思想的交流、互补和超越,最终达到"中西化合"的无垠之境     

从《论语》英译看经典翻译的双重视域

自明末西方传教士入华以降,西方世界对《论语》及其他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已蔚为可观。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处境中,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随着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新的《论语》译本不断涌现,而重译中国经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反映了西方汉学界重新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学界重新建构自身文化的内在要求。然而,经典的重译必须建立在对已有翻译检视的基础之上。本文首先对《论语》英译的历史作简单的回顾,结合对《论语》英译不同翻译模式的考查,反思翻译之理念及经典翻译中的"中外"及"古今"双重诠释学视域,并进一步思考由此生发的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及经典翻译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学衡派”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和诠释

与胡适等人提倡的"新文化运动"相对立,以梅光迪为领袖的"学衡派"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别样的诠释,对西方文明有着更全面的理解。梅光迪等人早年的教育以及留学经历极大影响了其学术旨趣。梅光迪早年接受了较完整的国学熏陶,到美国以后,又倾慕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强调现代文明的成功无法与传统相割裂。"学衡派"力图融合中西、汇通古今,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年代,突出人文的重要。"学衡派"的努力在当时并不成功,但与现代诠释学或有异曲同工之处。     

本体诠释学评介

本体诠释学为我们所了解,得益于它的创始人、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教授的研究和普及工作。这一学说因其在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而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它衔接了中国的思维传统,同时又融合了西方的诠释传统和分析精神,它是中西两种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产物。本体诠释学的存在表明了中西两种文化系统相互理解、渗     

辜鸿铭以中补西论的困境及原因——辜鸿铭的中西文明观批判

辜鸿铭以其对西方文明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文明的多年研习,比较中西,畅谈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在清末民初的中西文明关系论说中独树一帜,开拓了新的境界。他既能够指出西方文明的缺陷,又能够自如地阐发主张,明显超越了当时只对传统经典予以注疏的枯燥说教之人。辜鸿铭对中西文明的看法建立在追求良治的基础上,然由于带有很强的道德色彩和理想特征导致实施上面临诸多的困境。总体上说,辜鸿铭对中西文明关系的处理还停留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框架之中。其深层原因之一,是对中国文明的褒扬过于理想化,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又过于苛刻,始终不能在同一层面客观地比较二者的优劣。     

"西国哲学不出《老子》十二字"发微——论严复之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本文从诠释严复关于"西国哲学不出<老子>十二字"这一论断入手,来论述其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方面的三大理论贡献:一是开创了从语言学视角比较中西哲学的思路,通过对西方哲学语言与中国哲学语言、特别是通过对"to be"或"is"与中文:'系"、"悬"、"玄"等字义的精微辨析,说明中国古代哲人同样在以其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来回答"to be as to be"(是之所以成其为是)的问题,肯定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存在乃是不言而喻的客观事实.二是以大量事实证明了中国古代哲人亦工于逻辑学的三段论法,同时又对中国逻辑学不发达之原因、中国语言文字与逻辑学、逻辑与科学精神之关系作了深入探究,深刻论述了在全民族中灌注以朴实而深沉之科学精神的必要性.三是通过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来会通中西哲学,以现代哲学的观点纵横评说道、墨、儒、法诸家学说,并力求以现代精神来对传统哲学资源作创造性的转化.严复不仅是"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而且又是中国哲学之优秀传统的真正继承者.     

中国哲学诠释方法探讨的多向展开专题研究

主持人语:近20年来,深受西方诠释学影响的中国哲学诠释学研究,在模仿中前行,其中也不无令人兴奋的成果。然而,如何发掘、整理、升华、定位中国哲学本有的诠释观念与方法,仍然是摆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面前的任务之一。本专题即是此问题探讨之尝试。李承贵教授别出心裁地提出"逆转理解"法,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某些范畴、概念或命题的意涵,需要通过"逆转理解"才能准确把握;周可真教授则对"同情     

比较视野下的中西知识论概观

将儒家的知识论解读为一种道德知识论,并且鉴于儒家哲学的主流地位,进而将传统中国哲学的知识论界定为一种道德的知识论,尤其是"‘力行’的知识论",应当说是可以成立的。与此不同,西方知识论传统的导向是求"真",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真知识。中西知识论之所以有"知道如何"与"知道如是"的形态上的区别,以及目的论取向上的差别,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各自的文化背景。从根本上说,文化中的这几个要素——语言文字、数学与逻辑、哲学与思维方式,尤其影响着中国古代知识论的形成。进入现代,不论是张东荪还是金岳霖,他们的知识论的出发点与所借助的思想资源都是属于西方的,尽管不排除其中也暗含着一些中国哲学的东西。他们的思考以及所产生的论著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论的一种趋向,这就是对西方知识论的吸收、对话和融合。     

中西传统哲学的不同超越与哲学观念的更新

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具有超越的性质,表现为这种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乃是对一切特殊性的超越;其所表达的对象即本质世界,则是对现象世界的超越。西方传统哲学就是以这种超越为标志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没有西方传统哲学所具有的这种超越性质。中国哲学追求的最高目标——道,并非是单纯认识的对象,而是人以自身的活动通达于世的状态;而那种适时通变以臻于道的境界,则是人自身超越的过程。中国哲学的文本,正是中国先哲从事这一哲学活动并对这一哲学活动方式加以体悟与反思的结果。这种反思启发我们:必须关注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应的人的活动方式,从而使中西哲学的比较,进一步从文本的比较深入到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的比较。这种视角的转换,不仅能为中西传统哲学之所以成为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提供某种说明,还将进一步引向关于传统哲学的观念的变革。     

明清之际哲人与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话——兼论对话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就人性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人性与兽性的区别以及"灵"与"肉"的关系?如何看待基督教的"原罪"说和作为"善恶之原"的自由意志?道德之善是"率性"还是"克性"、是"复其初"还是在实践中生成?对话既使西方学者加深了对中国哲学人性论的理解,也从多方面启迪了中国哲人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李贽、徐光启、杨廷筠、王夫之、黄宗羲、戴震、焦循、赵翼等人的理论创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人既吸取了西方哲学的精华,又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加以淋漓酣畅的创新,从而把中国哲学的人性论提高到了一个比基督教哲学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