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人性论问题

2015年5月初,《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这组笔谈就是在当时发言基础上撰写的。萧功秦批评儒家过于乐观的人性论预设强化了道德建构主义思维,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学人仍在继承这种"道德理想国"的乌托邦传统。方朝晖则指出,以性善论为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此外,西方历史上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者多主张人性恶,而主张自由民主制度的学者则倾向于人性善。高全喜认为,就政治事务(即如何构建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而言,性恶预设要比性善预设更有助于限制公权力私用;儒家有必要从人性论(特别是性善论)的一竿子到底的逻辑定式中走出来,自由主义则应当更加包容中国传统。这是儒学现代转型与自由主义进一步扎根当代中国的必由之路。谢文郁则提出权利政治(西方宪政)与责任政治(儒家仁政)的区分,指出:前者诉诸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其瓶颈在于难以驾驭不计社会后果的权利意识;后者强调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培养,但不明文规定哪怕已经得到公认的基本权利,权利难免以责任的名义遭到践踏。未来中国政治必须拥有充分而平衡的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     

权利政治与责任政治

2015年5月初,《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这组笔谈就是在当时发言基础上撰写的。萧功秦批评儒家过于乐观的人性论预设强化了道德建构主义思维,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学人仍在继承这种"道德理想国"的乌托邦传统。方朝晖则指出,以性善论为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此外,西方历史上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者多主张人性恶,而主张自由民主制度的学者则倾向于人性善。高全喜认为,就政治事务(即如何构建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而言,性恶预设要比性善预设更有助于限制公权力私用;儒家有必要从人性论(特别是性善论)的一竿子到底的逻辑定式中走出来,自由主义则应当更加包容中国传统。这是儒学现代转型与自由主义进一步扎根当代中国的必由之路。谢文郁则提出权利政治(西方宪政)与责任政治(儒家仁政)的区分,指出:前者诉诸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其瓶颈在于难以驾驭不计社会后果的权利意识;后者强调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培养,但不明文规定哪怕已经得到公认的基本权利,权利难免以责任的名义遭到践踏。未来中国政治必须拥有充分而平衡的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     

儒家乌托邦传统与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

2015年5月初,《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这组笔谈就是在当时发言基础上撰写的。萧功秦批评儒家过于乐观的人性论预设强化了道德建构主义思维,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学人仍在继承这种"道德理想国"的乌托邦传统。方朝晖则指出,以性善论为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此外,西方历史上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者多主张人性恶,而主张自由民主制度的学者则倾向于人性善。高全喜认为,就政治事务(即如何构建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而言,性恶预设要比性善预设更有助于限制公权力私用;儒家有必要从人性论(特别是性善论)的一竿子到底的逻辑定式中走出来,自由主义则应当更加包容中国传统。这是儒学现代转型与自由主义进一步扎根当代中国的必由之路。谢文郁则提出权利政治(西方宪政)与责任政治(儒家仁政)的区分,指出:前者诉诸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其瓶颈在于难以驾驭不计社会后果的权利意识;后者强调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培养,但不明文规定哪怕已经得到公认的基本权利,权利难免以责任的名义遭到践踏。未来中国政治必须拥有充分而平衡的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     

儒家与自由主义:人性论分野及其历史文化后果

人性论问题本质上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规范性的。作为一种逻辑上的要求,性善论预设是把人规范为超越性存在的需要。它试图把握的只是应当如此者,而非事实如此者。而性恶论预设虽然符合多数人的实际行为偏好这一经验事实,但它所体现的却是一种描述性的视野。这种经验论立场对人性的揭示,与经验论自由主义沦为对人的任性的辩护方案,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儒家人性论在总体上是性善论的,它以孟子的学说为典型代表。西方的经验论自由主义往往离不开性恶论预设,因为经验论视野所能发现的人只能是作为肉体存在物的人。不同的人性论预设,会导致不同的历史文化后果。从历史上看,性善论的人性论塑造的是道德主义的文化传统,性恶论的人性论塑造的则是法治主义的文化传统。     

《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五“‘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将于今春举行

<正>关于人性的预设是东西方社会政治制度设计的共同基石和逻辑起点,儒学与自由主义两大文化传统分野的根本就在对人性预设的不同:一个主张性本善,另一个则主张性本恶,由此而来,一个主张人治,另一个则主张法治。长期以来,两者似乎不可调和,而自由主义则似乎取得了"普世价值"的身份。但随着西方社会一系列弊端的显露,自由主义及其预设开始受到挑战,而儒家也显示出其安顿人类心灵的终极功用。于是,在儒家与自由主义之间开始出现对话与调和,新儒家中出现了自由主     

中西德治与法治思想的历史生成及其人性论基础

本文从人性论的角度探讨了中西德法之治的历史生成及其特点：西方法治理论或以“原罪”说的神圣预设，或以人性恶的世俗预设为前提，主张以外部法律约束人的行为的必要性；中国德治思想则以人性善的预设为前提，提倡从人的善性出发推己及人，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从内部实现对人的治理。中西不同方向的政治建构可以互补并济。内举德治，外举法治，缺一不可。     

生性、气性与情性——孟子性善论之论证前提分析

孟子性善论是儒家性善论的重要源头。他接受了先秦人性论的一些基本主张,将生性论、气性论和情性论作为性善论的论证前提。他在批判告子"生之谓性"的同时,把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看作人的天生属性,把纯粹至善的人体气质作为人性善的物质基础,把恻隐、羞恶、是非、辞让等自然情感看作人的本性,系统论证了自己的性善论主张,构建了自己的人性论学说。这种人性论在申明人性善的同时,暗含了性与气、情等范畴的内在联系,对后世儒家的人性论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阳明学与民主政治

内容提要 本文从回顾近儒刘师培关于阳明学与民主政治之关系的论旨中,探讨了台湾的自由主义学者与当代新儒家学者在儒家德性之知和阳明良知学是否能够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并从比较哲学研究的角度分析了现代西方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批判之得失,进而指出:现代西方社群主义的出现提供给我们一个有利的视角,来重新评估阳明学乃至整个传统儒学与民主政治间的关系,并且修正某些自由主义学者的片面观点。     

儒学与现代性关系之论争：西方视角的范式转换

儒学与现代性之关系问题肇始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在韦伯"儒学阻碍中国现代转型"的观点基础上,费正清和列文森先后提出了"冲击■反应模式"和"传统■近代模式",其理论预设是"现代化即西方化"。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则根据中国内部历史进程来探讨中国现代转型,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国中心论",并且在批判"现代化即西方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文明论"。西方学者还对于儒学的现代转型以及儒学的当代定位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儒学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潜在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如何构建儒家式的现代化提出了若干意见。西方学者的他者之镜可以提供一种参照和启示,但是我们更需要做的是立足于我们自身的现实语境,发挥探究精神,探索如何利用儒学资源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董仲舒人性论析要

<正> 董仲舒价值论的一个重要构成,是性善性恶的人性论。这个人性论,以性情的善恶二元对立为事实认定,以人性三品为价值区分,以道德教化为政治归依。它兼综孟荀,并结合时代条件予以创造性的阐释,从理论上完善了儒家既肯认道德自觉,又强调教化之功的人性论。一、人性论的理论创新先秦诸子的人性论,综合观之,主要有三种类型: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恶论。性善论以孟子为代表。他强调每个人的内在本质具有先验的善性,怵惕恻隐之心人人皆有,仁义礼智“四端”,个个具备。因此,解决人际之间,集团之间、国家之间矛盾利害冲突的最好办法便是“反求诸己”(《孟子·公孙丑上》),即通过自我道德内省,发现善性,     

中西方政治哲学的起点分析

儒家通过"天地道义"来揭示人的道德权利,再以道德权利为基础推导出人的政治权利,通过"贤能政治"实现自然权利、道德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有机统一,所以中国传统实行"德政民主、贤能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近现代西方的政治理论源于自然权利思想,根据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恶"和自然权利平等,由此形成西方法制与民主的国家治理模式,由于权利的核心是"利",西方以"利"立国,而传统中国则以义治天下.     

略论韩非"自为"人性论和"利害"杠杆化的政治运用

人性论是韩非整个社会政治理论的基础,"自为"人性论则是韩非区别干传统人性论的主要特色.其理论具有两面性:一是深刻揭示了人"利己"的本性及"利"、"害"社会关系中的"杠杆"作用,为中央集权政治和帝王权术政治提供理论依据,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消极影响;二是从"自为"人性论开发出"非道德"的"法治"思想与"非人治"的"势治"主张,这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儒学诠释的政治伦理路向及其反思

考诸儒学文献,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独特的景观:对观念或思想予以政治、伦理化的理解与诠释几乎已经成为具有普遍性的陈述.我们知道,儒学的诠释并不存在西方诠释学系统中的方法论预设,但它也有自身所侧重的原则,即不脱离个人体悟地描述人、物或事态,在诠释过程中更多地依赖诠释对象与诠释主体之间的关联而非诠释对象本来的面目.依照这样的原则,传统儒家对治国、平天下等政治参与的一贯诉求,以及"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1]、"目的乃在于生活之迁善……以生活实践为基础,为归宿"[2]的特点都会成为影响儒家诠释思想的重要因素,从而使儒学的诠释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自觉、主动地契合政治制度需要与社会伦理要求,外现出政治伦理化的诠释路向.     

超越尊孟抑荀，回归同尊孟荀

孟荀二分,可谓传统儒学的基本格局,相分自然相争。作为当代儒学学术之近源,宋明儒学之主流一方面奉孟学(性善论、自律、内在论)为正统,另一方面斥荀学(性恶论、他律、外在论)为异端,极力强调孟、荀在人性论等方面的重大分歧。流波所及,以牟宗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继续坚持上述判分,甚而在宋明儒学内部进一步严判正宗与别子,以至朱熹等宋明主流儒者思想中的"他律"因素无处遁形。但跳出宋明传统及其当代余绪,现当代的学术史研究者们则越来越倾向于将孟、荀等量齐观,并进而触及到了一个极具理论雄心与学术史抱负的重大课题:能否找到坚实的学理根基统合孟荀?进入21世纪以来直接或间接涉及"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的学术探讨,在汉语儒学研究界持续激荡。其中,李泽厚先生于2017年提出的"举孟旗,行荀学"宏论,再度挑动了学界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关于孟荀关系的新一轮研讨热潮。大而言之,"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事关"四书与五经关系之重估""儒家道统再定义""天人关系重思考""政治与道德关系再厘定""古今中西关系再协调"等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有鉴于此,本刊特推出郭沂、刘悦笛、梁涛三位先生的一组笔谈,冀望推动学界进一步聚焦并深化对"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课题的探讨。     

受之以荀 纠之以孟——现代化背景下的儒学重建

孟荀二分,可谓传统儒学的基本格局,相分自然相争。作为当代儒学学术之近源,宋明儒学之主流一方面奉孟学(性善论、自律、内在论)为正统,另一方面斥荀学(性恶论、他律、外在论)为异端,极力强调孟、荀在人性论等方面的重大分歧。流波所及,以牟宗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继续坚持上述判分,甚而在宋明儒学内部进一步严判正宗与别子,以至朱熹等宋明主流儒者思想中的"他律"因素无处遁形。但跳出宋明传统及其当代余绪,现当代的学术史研究者们则越来越倾向于将孟、荀等量齐观,并进而触及到了一个极具理论雄心与学术史抱负的重大课题:能否找到坚实的学理根基统合孟荀?进入21世纪以来直接或间接涉及"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的学术探讨,在汉语儒学研究界持续激荡。其中,李泽厚先生于2017年提出的"举孟旗,行荀学"宏论,再度挑动了学界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关于孟荀关系的新一轮研讨热潮。大而言之,"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事关"四书与五经关系之重估""儒家道统再定义""天人关系重思考""政治与道德关系再厘定""古今中西关系再协调"等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有鉴于此,本刊特推出郭沂、刘悦笛、梁涛三位先生的一组笔谈,冀望推动学界进一步聚焦并深化对"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课题的探讨。     

孟荀“天—性—情—心”统合论——从“心统情性”新视角兼祧孟荀

孟荀二分,可谓传统儒学的基本格局,相分自然相争。作为当代儒学学术之近源,宋明儒学之主流一方面奉孟学(性善论、自律、内在论)为正统,另一方面斥荀学(性恶论、他律、外在论)为异端,极力强调孟、荀在人性论等方面的重大分歧。流波所及,以牟宗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继续坚持上述判分,甚而在宋明儒学内部进一步严判正宗与别子,以至朱熹等宋明主流儒者思想中的"他律"因素无处遁形。但跳出宋明传统及其当代余绪,现当代的学术史研究者们则越来越倾向于将孟、荀等量齐观,并进而触及到了一个极具理论雄心与学术史抱负的重大课题:能否找到坚实的学理根基统合孟荀?进入21世纪以来直接或间接涉及"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的学术探讨,在汉语儒学研究界持续激荡。其中,李泽厚先生于2017年提出的"举孟旗,行荀学"宏论,再度挑动了学界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关于孟荀关系的新一轮研讨热潮。大而言之,"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事关"四书与五经关系之重估""儒家道统再定义""天人关系重思考""政治与道德关系再厘定""古今中西关系再协调"等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有鉴于此,本刊特推出郭沂、刘悦笛、梁涛三位先生的一组笔谈,冀望推动学界进一步聚焦并深化对"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课题的探讨。     

孟荀之争与统合（笔谈）

孟荀二分,可谓传统儒学的基本格局,相分自然相争。作为当代儒学学术之近源,宋明儒学之主流一方面奉孟学(性善论、自律、内在论)为正统,另一方面斥荀学(性恶论、他律、外在论)为异端,极力强调孟、荀在人性论等方面的重大分歧。流波所及,以牟宗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继续坚持上述判分,甚而在宋明儒学内部进一步严判正宗与别子,以至朱熹等宋明主流儒者思想中的"他律"因素无处遁形。但跳出宋明传统及其当代余绪,现当代的学术史研究者们则越来越倾向于将孟、荀等量齐观,并进而触及到了一个极具理论雄心与学术史抱负的重大课题:能否找到坚实的学理根基统合孟荀?进入21世纪以来,直接或间接涉及"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的学术探讨,在汉语儒学研究界持续激荡。其中,李泽厚先生于2017年提出的"举孟旗,行荀学"宏论,再度挑动了学界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关于孟荀关系的新一轮研讨热潮。大而言之,"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事关"四书与五经关系之重估""儒家道统再定义""天人关系重思考""政治与道德关系再厘定""古今中西关系再协调"等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有鉴于此,本刊特推出郭沂、刘悦笛、梁涛三位先生的一组笔谈,冀望推动学界进...     

性善与性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五”述评

<正>2015年5月1日至2日,"《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五"在济南南郊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高校的近三十位知名学者与会。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之大宗,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和标志,两者长期以来曾经势如冰火。自由主义者一度认为,儒学不止是专制制度的帮凶,更是这种制度的直接设计者。第一代港台新儒家曾致力于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民主和科学),但与此同时却又坚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那么,如何界定这种独特性?     

多元文化结构中的儒学及其定位

今天,海内外的学术界仍有为数甚多的学者坚持认为,以“伦理本位主义”(或“伦理中心主义”或“泛道德主义”)为主要特色的儒家思想,不仅在历史上抑制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而且在当今社会发展中仍是经济、政治、法制的进步与改革的主要障碍。由此主张“彻底打破”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系统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见包遵信《儒家思想和现代化》,《知识分子》1987年冬季号)。另一方面,检讨五四以来具有开放心灵的现代儒家的学术进路,其态度是既强调保持儒学基本价值的认同,又希望使儒学经过转化或发展成为可以包容或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体系(参见韦政通《当代新儒家的心态》,《中国论坛》,1982.10)。其他关心儒学发展的学者也是从这些方面要求儒学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和调整,以至更有学者具体地提出了形上学、认识论、伦理学乃至政治模型方面的新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