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基于对1393名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运用进城打工农民就业变化与市民化调查(2013)数据,从横向职业地位的静态比较和纵向职业流动的动态发展两个维度,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放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建立职业地位、职业流动和职业升迁度三个基础模型。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首次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中"去体力化"这一上行流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农民工中精英群体通过努力,边干边学,进入中高端职位上行流动的可能和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的上行流动,是他们通过获得和运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特别是前者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过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个体背景特征各因素,对于农民工职业"去体力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存在差异,应该更多地从流动农民打工经历中人力资本能力的形成、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与顺利转换、农民工家庭迁移水平的提高三个维度进行政策设计,促使农民工实现职业"去体力化"上行流动。     

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

本文基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定量方法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的基本发现是,频繁的流动和工作更换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重要的群体特征.虽然起初的流动更多地是因为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并不是每次流动都是针对原有起点的一次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总体上来说表现为一种倒"U"型的轨迹,即前几次流动是垂直的向上流动,但当流动次数达到某个特定的值以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还是获得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出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因而,流动虽是一个不断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过程,也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过于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特征及其治理:上海例证

特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有其内在根源与特定路径,职业分类、生活方式与代际分化促使其形成不同于初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融入意愿,其流动路径的形成源自于其城乡生活经验的内在身体化,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在于"流动性"所带来的地域文化差异体验与"新家乡"情感意识的自我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治理策略在于分类考察不同职业打工者的日常生活,研究其社会融入的意愿动机、生活经历、群体组织以及社会交往等,在此基础上探寻如何重塑城市社会信任体系与文化价值观念认同,从而对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福利政策、文化生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联条件与协调作用重新予以思考。     

农民工亚政治文化:相互构建的政治意识与行为

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亚政治文化,农民工政治意识的发展路径出现了现代性与非现代性并存的复杂局面,其政治行为的演化过程也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交织的状态.农民工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是一个相互构建、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系统.理解农民工政治意识与行为的相互构建的关系,不仅有利于培育农民工形成现代性的政治意识,促进其政治行为的理性和合理性,而且有助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乡土变迁的社会隐喻

在中国农民的发展问题上,流动性是历史趋势,而不流动则是文化层面、政治层面的现实需要,这种悖论在社会心理上造就了中国农民的流动困境。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第一代农民工所遭遇的流动困境表现得不再明显,中国农民群体在乡土社会变迁过程出现了文化基因突变现象。农业、农村与农民三位一体的中国式农耕生活的消逝,也许是时代前进的必然结局之一。在＂后农耕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已将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后遗症带到城市发酵,这不但会消解＂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现代发展理念,而且将社会公正等敏感问题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乡土性、现代性与群体互动:农民工老乡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打工谋生既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摆脱"乡土性"的进程。老乡关系对农民工外出打工和融入城市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本文基于2013年上海、广州、天津等七个城市3500多个样本的分析发现,随着农民工乡土联系的减少,城市融入的加深和现代性能力的增加,其老乡认同感会逐渐下降。本文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乡土性"与"现代性"之间并非不可调和,传统的乡土性在城市化的早期是建构新生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有助于一个稳定和谐的城市社会的形成。     

从农民到农民工:经济发展战略下的制度变迁分析

中国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呈现出"农民→农民工→市民"独特路径,进城务工的农民先成为"农民工",不能享有市民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转为市民则面临重重困境,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等问题由此产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是出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与二元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文章对农民工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阐述农民工制度的形成背景、博弈过程、路径依赖特征以及制度构成,并对农民工制度的效应与影响进行分析。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综述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从现代性、社会化、社会整合、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网络这五种理论视角展开，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齐格蒙特·鲍曼论流动的现代社会

鲍曼用流动的现代性来描述当代社会,认为当代社会的三个主要现象是消费主义、全球化和个体化,它们造就了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不确定性、不安全性和不可靠性;人们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中。要解决流动性带来的问题,鲍曼认为,主要是重建"公共空间",而解决"基本收入"是寻找政治的前提,一种新的共和主义制度是鲍曼的探求。鲍曼通过分析流动的现代社会,解释流动的现代性的涵义,为我们分析当代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尝试。     

我国农民工维权NGO现状及困境——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农民工维权NGO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为前提,由于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侵害却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得不到足够的保护而产生的.农民工维权NGO属于政治默许NGO范畴.从其产生途径来看,包括农民工"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草根农民工NGO和由社会精英倡导"自上而下"的农民工维权NGO.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维权NGO来看,这些机构都是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获得企业法人资格.它们主要为农民工提供各种维权方面的咨询和服务,包括工伤咨询、工伤代理等.此外,它们还为农民工提供工作信息,举办文娱活动,提供职业培训,探访工伤工友,法律政策宣传等.目前我国农民工维权NGO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组织身份合法性以及与这个相联系的经济资源和人才三个主要方面.     

非现代化城市景观中隐秘的现代性

<正>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发明和革新的过程,现代性以"变"为荣,它不断反思批判过去、解构过去。然而,现代城市在城市景观上却没有表现出与过去的决裂,一些并不属于现代的城市景观安然矗立在城市当中。直观来看,这些城市景观表现出鲜明的"反现代"的特征,似乎是城市现代化的一种对抗;实质上,它们并没有置身于"现代性"之外,只是它们的现代性较为隐秘。     

大胆创新农民工流动党员的管理方式——河南省信阳市实施"金桥工程"的调查与思考

农民工流动党员管理问题是当前党员队伍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河南省信阳市实施的"金桥工程"是对农民工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成功探索.其主要做法和经验是灵活设置党组织,为农民工党员在务工地"安家";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积极主动地为农民工党员排忧解难;创建新型活动载体,为农民工党员搭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平台;实施回归工程,为农民工流动党员搭建返乡创业的金桥.信阳市实施的"金桥工程",对河南乃至全国的流动党员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农民工"返乡回流"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近年来,在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引导下,尤其是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下,农民工的流动呈现出新的特征,返乡回流趋势日益明显。行为理论认为,农民工返乡回流是一种较为理性的选择,是在追求一种更优越的生活环境和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工的返乡回流实质是一种上向流动。而这种流动背后,也进一步反映了农村广阔的发展前景与实现乡村振兴的可能,因而本文认为农民工的返乡回流与乡村振兴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意识的冲突：返乡农民工创业困境研究

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趋势已经形成。创业成功与否并不必然由个体创业能力等因素决定,而受到社会结构的极大影响。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来看,农民工的返乡创业行动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情境关联意识的支配和影响,在动态结构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意识冲突问题。农民工返乡创业根本性的现实困境来自日常互动中的三类意识冲突,表现为作为老板的返乡农民工和工厂工人双方在时间意识上精确与模糊的冲突、规则意识上规定与人情的认知冲突以及质量意识上做完与做好之分。意识的冲突是现代工业文化与乡村文化碰撞的结果。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冲突有其必然性。随着农民工的陆续返乡,类似的冲突将持续产生。乡村文化该如何应对,是改造、消失,还是再出发,值得进一步深思。     

多重理论视角下农民工的返乡创业行为研究

从推拉理论出发构建农民工返乡创业收益-决策模型,可以知道农民工返乡创业决策是在城市与乡村推拉力量的博弈中,农民工对输出地和输入地收益比较后,做出的理性选择;从社会流动视角下看农民工返乡创业,则是农民工通过成为创业者这种上升式的社会流动,实现其自身的再社会化,提高其社会地位的过程;从需要层次理论看,返乡创业是农民工在其低层次需要满足后为获得更多的理解尊重,实现个人价值的最直接的途径.     

农民工市民化的代际实现——基于农户兼业、农民工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比较的视角

若以年龄为标准.目前农民工群体可以粗略分为中老年农民工和青少年农民工两个亚群体.在市民化的进程中,两者表现出了明显的代际差异:中老年农民工倾向于兼业型就业与回流,呈现出"去城市化",进而"去市民化"的倾向,而青少年农民工则大多采取"完全离农型"的劳动力转移方式,非农就业和"市民化"特征突出.农民工的市民化应该是个代际实现的过程,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是青少年农民工.但是,由于现实的种种约束,当前的青少年农民工只能被称作"准市民",青少年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实现将是一个较长时期和多维度的渐进过程.     

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婚姻家庭的嬗变

本文以苏南地区为例,对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婚姻家庭的嬗变进行考察,认为农民工大规模流入城市"找工谋生",增加了家族成员的游离性,对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大家族制度渐趋瓦解,小家庭日渐普遍;早婚多产的传统生育观被打破,"晚婚少育"观逐渐被农民工所认同、接受;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工厂企业,她们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农村妇女和"家庭主妇",而是社会地位、社会角色都发生变化了的新女性,家庭关系随之发生变化,尤其是"新型的妻子"的出现,表明婚姻家庭关系也由传统的"功能性"家庭向现代"情感性"家庭转变。这是符合世界婚姻家庭变迁大势的潮流,也是农民工顺应工业化、城市化潮流的"适应性改变",具有不可低估的进步性。     

农民工流动的制度因素及其演进

在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特征及绩效进行简要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探讨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农民工流动过程中的作用方式、相互关系以及演变路径。进一步将我国农民工流动进程划分成三个阶段,分析了每个阶段中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特征和农民工流动的特点。     

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险的对策思考

由于受到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医疗保险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该如何解决农民工群体享受医疗保险难的问题?在此根据农民工实际情况将农民工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结合我国现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医疗保险制度,在农民工流动性特征的维度上进行分析,从而对农民工医疗保险对策提出一些思考。     

现代性与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特点、问题及出路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具有较大差异,他们的恋土性消失、发展性增强、城市性显现,表现出更趋现代性的特点。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仍然面临着制度性障碍、保障性积弱、承受力脆弱的问题,使他们身份双重化、生活边缘化、心理失衡。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需要建立农村的退出机制、城市的接纳机制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