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解构与抽空:新生代农民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逻辑

文章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进行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移植着传统的乡土文化,通过小共同体构建和集体记忆,他们融入了城市的经济生活结构;同时,随着城市现代性要素的不断侵吞,乡土文化力量则在悄然退缩,借助动摇民间信仰和弱化乡土社群关系,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悄然解构乡土文化.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递与延续主要发生在农村社会,新生代农民工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主力,而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乡土文化选择的逻辑,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正悄无声息地被抽空了.     

人文地理版图中的“中国”想象——以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为视点

"文化寻根"通过人文地理版图的文学想象,构建起一个由不同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组成的"中国形象"。这种地图式、板块式的山河想象和族别、文化认同,呈现出一个前现代的民间和乡土中国,但"田园牧歌"式的乡土中国也面临了现代转换的阵痛和撕裂。这样的"中国"形象在指示民族生存的部分真实、民族文化积淀的同时,也指向了对"乡土中国"现实文化境遇的思考和进行"现代转换"的努力,而这种"想象中国的方法"同样遭遇了现代性的困境和尴尬。     

论乡土文化的故事性和先进性

中国乡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乡土文化其符号内容庞杂繁复,尤其是她的故事性和先进性这两个符号内容,更是对现代中国文化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乡土文化的故事性是乡土文化发展的灵魂;乡土文化的先进性对于赣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对于民族精神的理解和传承具有深远的影响。     

萧红小说的女体符号与乡土叙述--《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性别论述

萧红的小说文本表现了两性关系/性别意识与民族国家文化历史的双重主题.在民族国家文学之外,女性文本的多元特质在她的文本书写中进一步得到延续,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遗产开拓出富有符号性意义的女体空间和女性乡土想象书写.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萧红大量地书写了女体空间所可能载的各种符号形态,特别是有关跳大神的仪式化女体现象.萧红笔下女性所构成的女体符号空间,其根基建立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之上.与乡土想象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萧红对女体的想象书写和乡土的文化空间建构是双线并行的,缺一不可.此种女体/乡土叙述突显出历史文化交织的符号空间,乡土的象征功能是女性作家藉以窥探女性内宇及社会文化系和人生命运不可或缺的书写策略.在萧红的<生死场>中,女体的符号化和乡土的女体化,让萧红笔下的农乡女性归属于此以富有女性意识的土地,也让乡土同样归属于这些生活其上的女性团体.此种乡土经验有别于传统父权/男性视下的乡土经验.     

第三代诗歌的乡土文化精神

第三代诗人的创作蕴含着浓烈的乡土文化精神,这集中表现在他们采用乌托邦话语描摹的方式上,他们将乡土视为城市文明压抑下的精神憩园和民族国家想象的书写载体.具有宏阔的象征性和历史寓言性的乡土乌托邦负载了第三代诗人重建人与生存之根的联系、营造诗意栖居地、修正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的沦落、护持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冲动与渴望,代表了他们对一种超拔的精神人格的建构.     

论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市民叙事

当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市民阶层随着城市化进程而进入了现代文明体系,以为他们与土地不再保持紧密联系的时候,我们通过研究作家所建构的都市想象文本,寻找潜藏在文本表层背后的文化记忆、现实经验、审美意识以及道德理性,却发现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中国市民阶层尽管是在传统文明的传承与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这样一个双重环境里逐步发展壮大的,但终究还是逃不过传统乡土价值观的强大包围与制约,当代市民阶层的文化特质依然属于乡土中国的思想体系范畴。     

我国古代乡土权威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治理的一致观点是自治,这一点是客观事实,但公权力同时也在通过其代表对基层社会进行间接统治。而公权力的代表就表现为各式各样的乡土权威,他们以不同角色和不同模式发挥着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功能。通过对乡官和老人这两类我国古代最典型的乡土权威进行考察,对乡土权威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进行分析,揭示出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相互结合与博弈的社会治理机制,即公权力对乡村的有效统治和民间权威对乡村的有限自治。     

影视中的乡土想象与国族认同——以德国的“家乡电影”为例

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群体在建构文化认同时往往借助于口承文学、文字文本、仪式行为和图像传媒等.20世纪流行于德国的“家乡电影”,体现出了德意志民族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和民族意识.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几代德国人的思想,说明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国民对于乡土的想象与情感之上.     

尘世间的田园抒情——许辉论

许辉的文本中夹带的皖北地域文化信息异常丰厚，在他的乡土叙事中，许辉还原了真实的乡村图景，而真实自有万钧之力。在许辉的乡土世界里，也一直都贯穿着导人向善的田园抒情，他在文本中对淮河的地域文化做了必要的理性梳理，给予了普通人性最真实的展示舞台。而叙写城市的小说，仍然具有明显地域的特征以及蕴含在地域风情中的文化特征，城市人的日常生活，在许辉的笔下呈现出一种原生态式的抒情景致。长篇小说《王》则充分展现了许辉对于淮河文化的理解，它不单是一部单纯地反映历史或映照现实的小说，而且是对民族的、个体的命运与灵魂作出了深入的拷问与反思。     

试析民间童谣的地域文化特色——以浙江温州童谣为例

民间童谣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神秘,作为瓯越文化的温州童谣既是当地社会生活的镜像,又是当地人情感化与人格化的乡土文本载体之一.本文通过对温州童谣中展现的温州地方民俗风情、文化历史的探究,不仅展示了温州童谣厚重的地域文化特色,也体现了温州童谣独特的审美功能和文化价值.     

经济民俗特性与广州经济民俗

本文从现代民俗学从乡村民俗到都市民俗的发展现状和需求出发 ,探讨作为物质民俗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经济民俗的基本功能 ,并在此基础上 ,从历史的客观规律和现状的演变形态分析了广州经济民俗的特点。本文认为 ,广州特有的经济活动与民俗的互为作用 ,形成了广州的民俗文化 ,其中 ,经济民俗是最具有广州地域特色的 ,是广州民俗文化的主体。原因在于两方面 :一是广州自古就是我国著名的港口城市 ,经济活动频繁 ,形成了重商轻仕的传统 ;二是广州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 ,民俗传承悠久 ,富有强固的生命力 ,足以保存原有的传统意识。民俗文化与经济活动互动 ,形成富于地方特色的一体的文化现象     

农村中小学民族民间文化教育师资问题探析——以贵州省为例

当前,农村中小学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活动的效果不太理想。以贵州省为例,民族民间文化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不高、民族民间文化教师比较缺乏是导致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活动效果不理想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只有提高民族民间文化教师的思想认识,建立健全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考核评估机制,加大民族民间文化教师的配备力度,依托民族地方高校培养民族民间文化教育师资,开展有实效的民族民间文化教育师资培训,才能进一步提高农村中小学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活动的实效。     

从纯文学到大文学

艺术和文学分别借用不同的情感符号体系,来展示人类在不同世代的情感本真存在,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之下文学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是文学依然新鲜活泼地存在着。纯文学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在当代逐渐被颠覆和消解,并不能说明文学行将消亡。从纯文学到大文学正是人类学意义上文学精神的自我回归,中国未来的大文学必然会在民族集体记忆的基础上接受外来文化以及不同世代生活经验的刺激,发生微妙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演绎,也无论它是出自精英文学作家之手,还是出自草根民众之手,只要它自由地、自然地、本能地、本真地敞开了斯时斯地的情感(性情),那么,它都是既有中国品位又有时代气象,且与其他民族文学相互情意沟通无碍的中国大文学——多元共存的人类大文学生命实体中必要的生命元素之一。     

浅析近代桐城派的文化观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过程中,桐城派知识分子面临着不同的文化抉择。一方面,他们坚持弘扬传统文化,维护封建统治,力图拯救时弊;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近代桐城派并没有对传统文化固步自封,而是从经世致用的层面出发,对传统文化进行革新,主张由汉宋会通走向中西会通,对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变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谚:法律生活道理与经验的民间形态——汉语谚语的法文化分析

法谚是生成并通行于大众中的有关法律的民间用语形态,属于俗文化范畴。在文化或观念的传承上,法谚比同属俗语的歇后语、惯用语要深入或深刻,比雅语的成语要细微。法谚之民间形态的根基,是大众法律生活道理与经验的总结和传授的需要。法谚所反映的法律生活的范围是比较宽广而全面的,囊括了当时社会法律生活的基本领域和主要的法律现象。法谚与法律的关系密切。它们基本上渊源于法律的规定、原则和精神,至少是与其密切相关。法谚与其他谚语关联甚紧,后者对其起支撑、加固或强化作用;法谚有时也衍化为外围谚语,进一步表达一种日常生活道理或经验。从法学、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的学科交叉角度,对法谚进行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村落文化与民间歌谣的传承——以《更乐民间轶事》为个案

村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是孕育民间文学的丰厚土壤,民间文学又是村落文化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是传承村落文化重要载体。而这两者在当代文化语境下都受到了冲击,呈现出走向没落的趋势。村落文化的全面研究和村落生活空间的深入发掘成为必要,民间文学的现实存在状态也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更乐民间轶事》是一个极具特色的个案,它体现出村落文化与民间歌谣创作的密切关系,又呈现了当代民间歌谣创作在文化传承中的独特作用。本文以此为个案,为当下的村落文化传承与民间歌谣创作提供合理的评价立场。     

晚清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文化折衷主义

面对“西学东渐”带来的冲击 ,晚清早期维新思想家从如何使国家走向富强的角度出发 ,对中西文化采取了折衷主义的方法 :一方面为挽救国家命运而提出学习西方 ,另一方面又顽强的捍卫着传统的封建文化。     

引领社会：知识社会中的大学职能

大学职能的演变并非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而是社会对知识需求的不断变化与大学不断满足这种需求变化的结果,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被社会分别赋予的。知识社会的来临使大学的职能由教化、科研、服务社会必然演进到引领社会上来。知识社会中的大学,一方面必须努力把握科技教育的方向,改变人才培养模式,造就一大批既能够生产知识又能够运作知识的新型人才,并积极探索适合知识社会的新的产业组织模式,努力使自己成为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还应不断探索真知、追求理想,赋予人真善美的丰富内涵,引领社会大众在精神上不断完善,赢得理性和独立,为社会营造一种健康的、向上的、推动人类发展的时代精神氛围。     

关于赵树理悲剧的再思考

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大众文艺运动是一场回归传统的思想运动。在文学走向民间的过程中,民族化的选择伴随着对五四的否定;大众化的认同意味着对启蒙的放弃;通俗化的实践并未给作者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赵树理方向”的确立最终完成了民间话语向权威话语的过渡,从而导致创作主体失落,严重妨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     

"突击文化"的历史内涵及其对延安文学研究的意义

"突击文化"是对延安文学发生语境的一种概括。它集中反映了抗日革命根据地社会日常生活的军事化色彩、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心态,以及潜在的"突围"心理。从"突击文化"的角度研究延安文学,能够使延安文学研究从"政治"的视野步入更深入的"文化"空间,进而丰富我们对延安文学内在复杂性的认识。通过"突击文化",我们可以更新对于延安文学的认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