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臧克家的诗歌选本批评

“十七年”间臧克家的诗歌选本批评,反映着这一时期诗人诗歌活动的某种悖论:一方面,臧克家通过选本的序跋写作与选本删改等批评活动,鲜明地表达了他紧跟时代步伐的激进姿态;另一方面,透过这些诗歌选本批评的某些言说及其策略,显示出臧克家作为一个诗人真诚的一面.臧克家诗歌选本批评中的这种“说”与“被说”,折射出“十七年”诗歌批评的某种矛盾性与复杂性.     

论“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的家庭历史变革

新中国的成立使获得崭新身份的公民们第一次拥有了自我家庭之外的空间寄托,甚至一度几乎完全转移了人们曾经给予家庭这一私人空间的历史热情.反映在“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即合作化、人民公社等政府行为,加之离婚、分家等民间行为,广大村民们的家庭结构以及生活方式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性变革;家庭的淡出直接宣告着国家显赫社会地位的确立.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精神式微探析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人物众多,但总体上刻画并不成功,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形象很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建国后"一体化"的政治语境和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有关。在确立无产阶级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中,作家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完全以政治标准代替文学标准,知识分子形象成为一个政治符号,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学"的标本。     

论“十七年”的文学观

“十七年”的文学观是反映论亦即认识论的文学观;以这样的文学观看待文学,不仅造成了理论的不科学性,而且对创作造成了伤害;这样的文学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来自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等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家;反映论的文学观,带有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特点。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的文学观已经有了可喜的转变。     

“十七年”文学批评与“清洁”的文本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十七年"主流批评家的实践被赋予了"权威化"和"指导性"功能。他们以政治和阶级标准对于作家作品进行"检查",对不符合要求的"异质"进行剪除和清理。在意识形态和批评的双重威压下,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大幅度修改,强化"阶级斗争",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删除爱情、亲情等充满人性色彩的情节。"十七年"文学作品的"一体化"和扁平化与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有着紧密关系。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与暴力

在"十七年"文学中,革命与"暴力"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在革命战争小说中,"我方"实施的"暴力"被赋予了正义的、合法的权力;"敌方"实施的暴力则是罪恶的、非人道的。在反映土改运动的小说中,"暴力"是革命群众合理地发泄愤怒的方式。"十七年"革命题材小说中,人道与暴力的关系问题一直作为"潜话语"存在着,作家如不触及这一问题,他对战争的描写就只能停留于革命的胜败这样的浅层次上,而不能具有人性的深度和文学性的力量。     

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20世纪80年代至今,现代性理论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热点,也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革命-政治性叙事话语向现代性-文化叙事话语的转型。在这一转换中,“十七年文学”以及作为其渊源的30年代左翼文学,却被许多研究者认为不具备现代性而受到冷落和摈弃。实际上,中国的现代进程,具有独特的中国现代性的品格,在相当长时段里,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中心的。相应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命题,是对现代民族共同体和未来中国的独立强大的热烈想象,以及热切认同和赞颂。这一特性与世俗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多重因素。     

论“十七年”文学的青春叙事

十七年时期,青春叙事成为文学的主潮和独特的文学叙事模式。这一时期的文学青春叙事不仅具有五四文学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支撑,而且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在这种关联性的支配下,这种青春叙事的文学形成了一种具体的叙事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有关于青春叙事的文学又参与到新的话语体现的生产与建构中。     

脸谱化改写:“十七年”鲁迅接受的话语策略

建国后"十七年"间,鲁迅形象从"革命性"、"政治性"意义上进行了脸谱化的改写。这种改写一方面是努力把鲁迅与革命拉近,一方面是努力使鲁迅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完全一致,最终使鲁迅成为文化界、文学界配合中国革命、论证中国革命正确性的重要资源。"十七年"间对鲁迅脸谱化改写是从既具有权威性,又具有普及性的中学语文教学开始的。对鲁迅形象的改写,经由中学语文教学等途径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十七年"间对鲁迅形象的脸谱化改写实际是服务于时代政治话语的,虽然无论是鲁迅研究者们,还是教材编选者们,未必是违心而刻意地以此为目的,但在当时的政治一元化环境下,他们实际上也难以有别的选择。当目的脱离了研究对象本身的承载能力时,研究对象就只能是一个被摆布的工具而已,这种政治工具性,使得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教材编选,都越来越走向封闭、走向极端。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理想主义情怀

“十七年”文学中具有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它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这种理想主义与当时的政治相结合,导致在文学上形成了一种伪浪漫主义,促使当时的文学创作最终走向了艺术的毁灭之途。     

文学经典的“生成”语境与“指认”困境——以“十七年”散文的文学史叙述变迁为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其"经典指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其经典指认特点主要集中在"当下语境"给予它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性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性",所以"审美进化论"思维支配着文学史叙述,同时设定了"文学经典"价值的逻辑前提。二是"本质主义"写作受到普遍推重,具体表现为文学因素的"等级划分"。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受"五四文学正统论"的普遍影响,研究主体自觉不自觉地把现代文学经典性作为指认当代文学经典的基本参照和厘定标准。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指认亦产生诸多困惑,比如,随着"经典"作家在论证分歧中逐步趋于集中,文学史观的矛盾性也日益凸现出来。"文学本体"论和多重关系中的"文学存在论"之间的裂隙,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弥合,反而更加扩大了。纯粹审美视野及其以审美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现象的观照方式,与从整体的社会文化演进及其形成的历史语境对文学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之间,体现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上已经产生了不少的差异。     

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与伦理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深刻的政治、经济革命,而且是深刻的道德伦理革命。在"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农业社会以血缘、亲情为轴心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被打破,人们的情感方式、道德意识、伦理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承担着"教育和改造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显示着当代中国社会感情矛盾与伦理冲突的整合与转型,解读"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模式和伦理叙事方式对理解20世纪中国家庭伦理的"最后之觉悟"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     

“十七年”时期中国出版的美国文学单行本论析

"十七年"时期,中国大陆共出版211本美国文学的中文单行本。其中,小说文体占比超过64%,剧本、诗歌、随笔等文体较少。这些中文单行本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多以自由革命、民族解放为主线,反映美国受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作家身份特征,对新中国广大群众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鼓舞作用,收获了较多的好评。     

“革命叙事”与传统伦理——“十七年文学”的伦理资源

十七年文学的革命叙事有效地借用了与其张扬的人民伦理相一致的传统伦理资源,借以整合民众思想;但二者相互背离或者对立时,则对传统伦理观念加以清除。本文通过文本对此进行了解析,阐释了其运作机制和深层动因。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战争”的革命叙述与“革命”的战争叙述——论作为一种“典型现象”的“十七年”抗战小说

在中国当代文学实际创作中,有关“革命历史”的战争描写一直持续不衰.叙述战争不仅是建构革命历史的最佳选择,而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的博弈性及其生发的种种超越一般人想象之上的可能性,能够形成对一切历史因素进行合目的性整合的弹性机制.新时代政治自然需要通过重新叙述历史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但它更需要的是支撑合法性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而不是抽象的关于历史的种种概括.这种隐秘不宣的深切期待,正是当代文学创作不能忘情于革命战争的重要缘由.革命视野中,战争的工具性、客体性被强化,战争被赋予“革命”性质的过程,正是革命改造战争、重述战争、战争与革命相粘结的过程.虽然战争视野中的“革命”凸现,常常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和对战争主体的阶级性强调等修辞得以实现的,但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却完整体现了对文学创作中所有要素重新组合及赋予其新功能的叙事意图.这种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并不完全导向对于战争丰富性描写的限制,而是促进了在合法性范畴里文学对于战争想象更为浪漫的张扬.只要战争的描写能导向对于革命的论证,任何对于战争的奇思妙想都会转化为革命的丰富性细节,历史也于此获得尽可能完美的多姿多彩.     

试论“十七年”郭沫若作为“公共人物”的合理性

建国后,郭沫若既身兼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政府要职,同时担当着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文联主席等社会职务。于是,当政界主要领导、科学界首席领袖、外交知名使者、考古首席专家、文坛著名学者、文教资深名流和艺术圈卓越书法家等职位叠加之后,郭沫若身上彰显出"公共人物"的鲜明特点。     

“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学政策研究

1949—1966年这"十七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学政策的影响,如果把《在延安文学座谈会上的讲话》看成是当代中国文学政策建构的开始,那么第一次文代会是对当代中国文学政策的阐释和实践,而50、60年代则可视为对当代中国文学政策的调整,从这几个阶段历史的文学政策不难解读出文学政策的政治性、历史性、策略性的特点。     

关于九十年代以来十七年文学史“异端”书写的探究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叙述尤为呈现出一种突围意识,试图打破既有规则,在“知识学”立场、“启蒙主义”思想、“现代性”反思语境中加以重构,彰显了更为活跃的话语需求和区别于主流言说的“异端”①书写的趋势。九十年代以来对十七年文学史书写模式的种种探索的实质是在不同范畴中对文学“合法性”的挖掘,然而其中又暴露出评价标准泛化、模糊化、个人化甚至过度阐释等弊端,对于审美“伦理性”的重视不足,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加以完善。     

“十七年文学”中人文精神缺失及其原因探析

文学是作家、读者和批评家关注人类的存在、思考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精神活动。但“十七年”的文学活动却失去了应有的人文关怀和终极价值。究其原因。“一体化”的时代政治和大一统的传统文化思想所形成的双重合力。将文学活动演变戍一种政治行为。作为文学灵魂的人文精神一步步走向“缺席”。从一个侧面揭示了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精神生活日趋委琐的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