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与重构：延安时期新秧歌剧中的性别图景

延安时期的新秧歌剧将“改造二流子”和妇女劳动英雄建构为革命框架中的政治共同体,在“家庭统一战线”服务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情境中,突出表现了新秧歌剧文本中革命话语和集体话语对消解性别冲突、构建两性和谐社会的努力。通过对民族文艺形式的改造与利用,将男女平等观念融入群众文艺之中,在建构新的性别图景的政治性隐喻中虽然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罅隙,但仍为性别平等议题的讨论提供了独有的延安经验。     

因需而建家庭对自我生命的关照——以“死亡与重生”四部曲为中心浅析柳美里的新式家庭探索

韩裔女作家柳美里是日本当代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2000年,根据亲身经历创作的小说《命》,引起了巨大轰动,此后她陆续完成系列作品《魂》、《生》、《声》,统称为"死亡与重生"四部曲。在这个作品系列里,作者用近乎自传性质的叙述将爱情与亲情暴露在大众视野中,并以此证明传统血缘关系已不是维持家庭存在的必然要素,因需而建家庭在人与人之间的爱和亲情中才存在着巨大价值。     

新家庭主义与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为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激活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进了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并塑造出“新家庭主义”的伦理观念。“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代际合作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资源积累和压力应对的重要方式。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代际互动方式和代际合力强弱具有较大差异,从而赋予新家庭主义以丰富的实践内涵。可见,新家庭主义不仅是传统家庭主义的延续,而且在家庭现代化压力的滋养下呈现出复杂的区域类型。新家庭主义的区域类型与经验定位有助于丰富对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性质的认识,它不仅为学界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争论提供了富有包容性的理论视野,而且为家庭政策的精准施行奠定了基础。     

重构民间性与大众化:延安时期秧歌剧的革新及传播

新秧歌剧运动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知识分子的民间化走向以及重构文学大众化的文化姿态.民间艺术形式与抗战、革命主题的高度契合,新的话语言说方式与地域文化形态的对接交融,广场演出的大众狂欢传播效应,构成了延安新秧歌的鲜明特征.它不仅为当时的戏剧发展提供了示范和借鉴,也为当下我们所关注的振兴民族戏剧的课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新国家与旧家庭: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家庭的改造

建国之初,集体化运动对中国乡村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家国一体化"的治理模式下,新国家试图对旧家庭进行彻底改造。但在实践层面上,国家不但对诸多传统家庭制度进行妥协,甚至还间接地利用着这些传统家庭伦理和家庭秩序作为国家政权建设在乡村社会的实践策略。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家庭角色的双重性建构。这种双重性建构在某种意义上昭示了强势国家下的家庭改造悖论,也表明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经验下存在解释困境。     

论乡村的新道德建设

在激烈的农村社会变革过程中 ,存在着新旧两方面的负面道德因素 ,阻碍乡村变革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建立起包括农民个人新道德品质、乡村社区的新道德氛围、乡村发展的新道德制约等内容的农村道德新体系 ,采取必要措施强化乡村新道德建设。     

试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家庭道德问题

家庭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建设有道德的和谐家庭。当前广东居民家庭道德建设中，必须关注和解决缺乏家庭责任感、对老者不尽孝道、对幼者缺乏爱心、追求庸俗生活方式等问题。建设有道德的和谐家庭的对策是：充分认识家庭功能，形成家庭工作机制；创建新型家庭美德，加强宣传普及活动；提高家长道德素质，指导家庭道德教育；认真研究家庭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的新式商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传统社会处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的商人地位快速提升。重商主义兴起，商人的思想意识、心理结构、行为方式等也随之发生改变，部分转型为新式商人。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是新式商人发动领导的首次大规模爱国运动，商人们在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他们最终选择了退出抵制运动。     

刘铭传与台湾新式教育

刘铭传是清朝台湾建省后的首任巡抚,他在任内所推行的新式教育如兴建西学堂、番学堂、电报学堂等,取得了明显的实绩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揭开了台湾教育近代化的序幕.刘铭传新式教育的实施,固然有其主客观因素的促成,但从本质上说,是李鸿章等人倡导的洋务教育的一部分,在采西学、废科举、中体西用及建立新学等主张上,与洋务教育是一脉相承的,旨在培育一代新人,富国强兵,抗敌御侮,使中国自强自立.     

张之洞督鄂与新式教育

张之洞督鄂期间,因洋务所需而办新式教育,成果斐然：（1）以师范学堂为主带动其它门类教育发展,形成规模效应。（2）新式学堂培养了大量新型知识分子,对辛亥革命的爆发起到客观推动作用。（3）湖北新式教育对中国新式学制的形成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其新式教育思想具有急功近利、尚实尚精等显著的时代特征。其新式教育实践本质上体现了“中体西用”的大旨。     

面向新世纪的戏曲

目前戏曲主要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信息化时代的高科技表现手段的挑战,一是如何以中国传统的文艺形式反映经济文化走向全球一体化的现代生活的挑战.所以,吸纳现代传媒的长处而大力发挥自己写意性表演的优势,适应人民欣赏需求与内容表达的需要作形式的革新丰富,是新世纪戏曲发展的关键所在.     

论家班对昆曲的影响

在昆曲发展史上,昆曲的命运与家班紧紧相连。家班是联结文人与昆曲的纽带。通过家班,文人的审美理想与艺术追求才得以在昆曲中体现。因此,可以说,家班对提升昆曲的艺术品味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家班阶段的存在,确立了昆曲“尚雅”的美学追求,奠定了昆曲“精美”、“雅致”的审美格调。同时,作为一种重要的演出形式,家班还奠定了昆曲独特的艺术特征：在戏曲情节的推演上,用“歌舞并重”的方式进行呈现;在角色配置上,以正旦、小旦、正生为主;在演出方式上则以折子戏为主。     

粤剧“变脸”——从文学角度看新世纪广东粤剧

粤剧在进入21世纪后,其求变的发展趋向十分明显.概括来说,新世纪广东粤剧的"变脸",主要的标志不是其舞美的"大制作",也不是其声腔的变化,而是其文学性的强化.     

新编京剧中蒙太奇手法的运用

新编京剧中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话剧舞台的改革创新推动的.蒙太奇手法在京剧舞台上的运用已非个别现象,而且闪现出多种形式,使新编京剧增添了时空切换和形象拓展上的自由度,焕发出新的审美气息.对于新编京剧中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仍然需要以积极的态度给予支持.当然,蒙太奇手法在新编京剧中毕竟只是辅助手段,京剧更应该充分发挥自身所独有的特长,以它特有的"唱做念打"来与影视抗衡.     

吕剧的新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戏改政策的地方实践

在国家戏曲改革运动背景下,1951年吕剧凭借最年轻、流行最广、最受群众欢迎等优势成为山东省戏改首个重点研究对象。经过"改戏""改人""改制",以现代戏《李二嫂改嫁》为代表的吕剧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不仅成为国家地方戏发展的榜样,而且承载起发展成为山东代表性剧种——鲁剧的文艺期许。在戏改过程中,吕剧和鲁剧的关系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彼此独立、1960年吕剧成为创造鲁剧的基础、1961年吕剧成为鲁剧之一三个阶段。吕剧改革过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省对中央戏改政策的地方实践。     

历史戏剧与戏剧历史

历史的戏剧创作存在着不同的走向,这导致了对历史文本与戏剧创作之间关系的重新评估,对史学与文艺学之间界限的重新界定.     

晚明皖籍家乐对戏曲发展的影响

家乐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戏剧文化现象,也是昆曲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家乐即家庭戏班,是指由私人蓄养的以满足家庭娱乐需要为目的的家庭戏乐组织以及这一组织从事的文化娱乐活动。明中叶后整个社会痴迷昆曲,蓄养家乐盛行一时,梅鼎祚、吴用先、吴琨、阮大铖、汪宗孝等安徽籍的家乐对于剧本创作、戏曲理论、戏曲表演和昆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明清戏曲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戏曲生态学:古代戏曲研究的新视角——兼评《晚明越中曲家群体研究》

戏曲是一种文化复合体,承载民间原生文化形态,也有文化精英的政治和道德诉求,是集大传统和小传统为一身的艺术种类。戏曲研究涉及到戏曲创作和演出、传播和接受以及政治、哲学、宗教、历史、民俗等多学科门类的知识,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才有可能对戏曲发展和流变有一个大致清晰而准确的认识。这就是戏曲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秦腔》：贾平凹的新变

用简谱和锣鼓经把秦腔音乐写进小说,将时间艺术溶进符号艺术之中,以揭示性格、暗传情绪、营造氛围、凝聚秦人秦地的生命呐喊和文化魂脉,是《秦腔》的一个创造性探索。《秦腔》通过日常生活的描绘,呈现了当代农村在历史与道德、经济与人文坐标上的错位,表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权力体系和族缘缘体系交叉互动的复杂关系;如数家珍地描绘当下农村生活的原发状态,既将时代风云稀释为家长里短,又在这种描绘中渗进了许多灵悟的元素,不妨称之为灵智现实主义。     

元杂剧家庭剧旦本研究

戏剧反映人生，人生就是戏剧，尽管故事里的主角时代各异，但他们同是为剧作家的情志服务的。该文从罗锦堂先生所分的8类元杂剧中的家庭剧出发，全取当中13种旦本家庭剧作研究对象，试图从这些旦本的文本出发，分析并归纳这些旦本的旦角类型，来看当中反映的元代社会对妇女在家庭中担当不同角色身份的不同诉求，以及对妇女行为的规范；更从这些且角的言行看出当时社会要求妇女的、或妇女本身要求自己的应有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