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的民主属性:基于公平正义原则的分析

罗尔斯"公平的正义原则"主要探讨社会价值应该采用何种原则加以分配才能保障公民享有实质平等自由,从而确保结果公正,实现社会正义。"公平的正义原则"强调平等自由权利的公正分配,强调经济和其他社会资源分配必须在机会均等开放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差异性分配,对确立中国村民自治的民主属性具有借鉴意义:国家权力的适度介入有利于平等和自由;民主意味着村民基于"公共理性"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充分的对话、讨论、协商和决策。     

"开放社会"的四大悖论及其解决--析波普尔的民主和自由理念

波普尔在论证"开放社会"时提出四大悖论并做出相应解答,旨在阐释其民主和自由理念,为"开放社会"提供理论支撑.民主和自由理念是理解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关键所在.本文循着波普尔论证的逻辑进路并结合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对波普尔的民主和自由理念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评析.指出,波普尔所推崇的民主是代议民主制下的民主;他所倡导的自由是三权分立制度的英美式的消极自由;他所着力美化的"开放社会"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     

"后现代"道德

后现代道德观从以往的理性绝对论、一元论、独断论、终极论转向感性相对论、自由交往论和道德知识论,修正"邪恶"概念,瓦解至善目的,消灭自我膨胀,融合两面人格,接受否定,关注生命,解构"伟大"和"楷模",将价值重心转到知识和智慧,将自由平等、真理正义、自尊自爱、自主自强、适应力和创造性,看作是道德判断的持久性准则.     

"行政国家"与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先决条件,对经济自由权的保障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目标,即使在"行政国家"背景下,经济自由权也不会被社会权所取代.出于协调经济自由与社会正义的需要,现代法律正在产生着许多新的与近代法律不同的制度.为了保护经济自由,我国法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民国宪政史上的"经济民主"诉求及其论争

本文探讨民国史上"经济民主论"的思潮与宪政化模式,以展示中西宪政理念的互动及其塑造中国宪政文化的过程.从五四前后混合经济、产业自治、职业主义、计划经济的多元的"经济民主"思想,到三十年代民生主义话语下的"统制经济"思想,均影响了宪法文本的生成.抗战胜利前后,知识界一方面追慕英美的政治民主加苏联的经济民主,一方面表现为工商业界在"经济统制"的压迫下以"经济民主"的名义要求经济自由,表现出自下而上的"经济民主"与自上而下的"经济民主"的对抗性.对"平等"的倾慕高于对"自由"的向往,成为中国宪政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当代西方正义理论

当代西方对正义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可以分为不同流派.当代西方正义观实现了从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向规范理论的复归,从功利主义向"社会契约"论的回归.社群主义正义论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了反思和超越.当代西方正义理论是为西方民主社会发展提供道德判断根据,主要研究分配的正义问题,是想超越传统的功利主义正义观.为分配的正义提供更加广泛和合理的基础.当代西方正义理论日益呈现出政治哲学和具体社会科学相融合的特征.     

"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

五四传统的精神实质并不是表层的"民主与科学",而是深层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五四"自由主义既脱离当时的现实,又脱离中国的传统.就其严重脱离传统而言,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他们迄今为止总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自由主义乃是与其"二希"(古希腊、希伯莱)传统对接的.中国文化传统亦自有其自由精神,问题只是在于如何对这种自由精神传统进行现代化转换.     

捍卫公共理性--论罗尔斯"政治的正义"的基础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     

论罗尔斯“民主的平等”原则及其反驳

"民主的平等"是罗尔斯对自己的第二条正义原则的一种解释,他是通过自然的自由体系、自由的平等、自然的贵族制等等理念一步步推导出来的。这不同于罗尔斯对两条正义原则的契约论的论证。"民主的平等"要求我们采取措施消除自然禀赋和社会禀赋对于社会基本善分配的影响。因为这两种禀赋的分配在道德上是任意的。这样就导致了差别原则的出现。而诺齐克对差别原则提出了若干批评,凸显了公平正义与持有正义的基本矛盾。     

离婚"苛刻条款"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功能研究

离婚"苛刻条款"是现代社会中自由与正义衡平的应有表达,也是在离婚决定与离婚后果相分离的现有制度设计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机制、贯彻"子本位"立法理念的必由之路.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角度来看,增设离婚"苛刻条款"至少有三方面的独特功能:确立了"正三角形"式的家庭利益判断结构;拓宽了儿童权益保护视角的广度和深度;构造了兼顾离婚决定和离婚后果的双重保护机制.     

罗尔斯正义理论推进民主的诉求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从民主角度以"正义的两个原则"重新阐释了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理论,坚持个人基本权利平等不受侵害,通过差别原则的再分配提高最不利者的经济收入,试图将民主从政治领域发展到经济领域,对差别原则进行"民主的解释",并坚持机会向社会成员平等开放,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受到公平的待遇,从而扩大了民主的范围。罗尔斯主张从民主角度保护个人权利,既反对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又反对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精英式统治。此外,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基础上提出"重叠共识",进一步探讨了关于当代多元价值背景下的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方向,对协商民主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和探索。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对于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实践价值。     

价值预设与叙述技术:罗尔斯"一般正义观"解读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以自己的"一般正义观"作为形而上基础的."一般正义观"预设着对自由的"根本的偏爱",对社会善分配的"链"式效应,个人利益的"不可通约性",或者说是个人利益的不可置换性."一般正义观"也是通过"反思的平衡"技艺叙述的,展现了一种淡然的形而上学,并不强烈的普遍性诉求,以及"实托邦"的情怀.     

论律师的职业伦理困境问题

律师在从事执业的过程中,面临着商业性与社会期待、当事人利益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三个方面的伦理冲突.本文运用波特图式对律师的职业伦理困境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律师存在职业伦理困境是因为他们所坚守的价值观念的不同,所具有的内在的伦理原则的区别以及所选择忠诚的对象的差异.本文基于波特图式的分析.对律师的职业伦理困境问题,提出应当坚守程序正义至上,以及有条件的当事人利益至上的职业伦理原则.     

浅议波斯纳法律经济学的谬误

波斯纳认为,在自由、平等、正义、效益等法律价值中,效益即他所理解的"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化"是判断法律制度或行为是否正义或善的标准。在波斯纳那里,"权利应赋予那些更珍视它们的人",一切权利已被利益同质化,这意味着那些基本自由与普通权利没有任何质的差别,只有利益的量上的多少之分。如果基本自由随时可能被剥夺,那将是对自由的颠覆。     

茂名市“一村(居)一律师”工作在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工作中的合理性分析

建立"一村(居)一律师"工作制度,为每个村(居)委会聘请一名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提供法律咨询、法治宣传、法律援助、指导调解等服务,解决基层法律问题,推动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也是维护基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夯实基层法治根基的应有之举。     

"自我集中制":党内民主的理论渊源——论罗莎·卢森堡对发展党内民主理论的贡献

罗莎·卢森堡关于党内民主的"自我集中制"理论,认为"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同时强调党内民主并不是无原则的民主,而是与专政、与集中相统一的民主,对党员个人和下级党组织仍具有约束力.完全区别于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绝对自由",还要求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重视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因此该理论既体现了实行党内民主的前提和基础,又揭示了实现党内民主的保证和核心内容.罗莎·卢森堡的"自我集中制"思想发展了列宁的党内民主思想,对我国当前发展党内民主理论和发扬民主作风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作为公平的正义与作为自由的发展——罗尔斯与阿马蒂亚·森的相互影响

正义和发展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作为一个正在迈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何更快地发展和更好地实现正义,都是我们现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比较罗尔斯的正义观和阿马蒂亚·森的发展观--它们分别被称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作为自由的发展",目的是揭示正义与发展这两种基本价值之间的一致性."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作为自由的发展"是罗尔斯和森在长期的学术对话中相互借鉴和吸收对方思想的产物.正义观和发展观都必须回答什么是人们的真实利益所在,什么代表了人们的根本利益."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作为自由的发展"恰恰是在基本的利益观上达成了默契.正义和发展都建立在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信念和尊重之上,都服从和服务于人的本质力量.     

试析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内在困境

差别原则是罗尔斯正义理论中最具标志性的观念.罗尔斯甚至认为,其整个正义观可以被视为一种应用于所有基本善的差别原则.但差别原则并没能获得广泛认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原则在论证和解释中存在不连贯之处,它们构成了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内在困境.具体地说,差别原则基于基本善是社会责任的判断,与个人责任伦理原则有冲突;差别原则是基于需要的分配原则,它与罗尔斯的第一正义原则--基于权利的分配原则有冲突;差别原则在对"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的解释上,存在着博弈论解释和客观公正解释两种并不完全一致的思路.     

司法职业共同体视角下的律师执业困境与对策

一、司法职业共同体与律师职业 司法职业共同体是司法制度中人的因素,是司法制度中最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的组成部分.现代西方司法职业共同体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法治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美国的司法职业共同体影响最大且最具典型性.美国的司法职业共同体通常由律师、法官、检察官和法学教师共同组成,这几种人都可以称为"律师"(Lawyer),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律师协会(Bar)的成员.美国的司法职业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各个司法职业之间的人员以律师为中心变动频繁."美国的法官一般都是从律师中产生的,他们在担任法官期间仍可保留律师资格,只是不能从事律师业务而已.美国的检察官与律师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职业差别.实际上,美国的检察官就被称为律师(attorney).检察官与律师(我们中国人所熟悉之含义上的律师)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前者受雇于政府,后者受雇于私人或自己开业;前者在刑事案件中负责公诉,后者在刑事案件中负责辩护.此外,美国的法学教师一般都是当地的律师."①司法职业共同体是实现司法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入,很多学者对我国司法职业共同体建设寄托了很大希望,他们希望司法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自治能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破解"感伤之谜": 袁可嘉"民主诗学"的一个进路

袁可嘉区分了"政治感伤性"与"政治性",矛头所指是政治的感伤性而非政治性,并认为政治的感伤性是一种观念的感伤.袁可嘉对感伤性的反思既具有世界文学的背景,也处在现代中国"感伤批判"的线索中,但他最终实现了某种逻辑的反转.这一切都和他对民主诗歌、 民主批评和民主文化的理解密不可分,同时也体现出一个自由主义的文学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即只有心智和文化上的"自由",才能摆脱属于政治观念的"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