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方略与制度设计: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

任何一种制度设计，都有其特定的人性预设作为逻辑前提，从而构成了“法治”与“德治”两种不同的政治范式与治国方略。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既不能是西方法治模式的简单移植，更不能是古代德治模式的原型重现，而应是法治与德治“两极互补”式的制度安排。依法治国必须依法治权，其重心则是依法治官；以德治国必须以德治官，其重点则是官德建设。在制度设计上，以“经济人”假定为基础来约束权力的利己冲动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在价值导向上，则不能对公职人员的“经济人”行为予以肯定或提倡。从民主理论对“公共人”的价值定位和社会期待上看，公职人员作为“公共人”在应然性上必须符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价值标准。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内涵、意义与建设路径

在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不是并列关系，自治是法治和德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 和法治的基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要强化党的领导，立足自治体系建设目标，推进 乡村法治和德治建设，使得自治、法治、德治协同作用于乡村治理。     

“礼法合治”:中国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

从“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合治”,是传统法律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与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历经西周“礼治”的崩落、法家“法治”的兴起与隐退、汉儒“礼治”的复归与“德治”的重光,“礼法合治”成为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法”不等于全部法律,“礼”不等于道德品质,“德”不等于“道德治国”。中华法系的“礼、律、典”结构与“天理、国法、人情”的司法模式,是“礼法合治”的典型表现。探明中国法律与制度的源流、内容和演变,洞悉中华法系的理论与精神,对于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     

董仲舒思想析

董仲舒是汉代的儒学大师,今文经学的创立者,位至“群儒之首”。他的儒学思想是在承袭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的要求广采博择诸家学说融汇而成的。春秋末期,孔子倡导纳“仁”入礼,提出一整套“德治”的方案,在当时不失为一大创见。可是这种所谓以仁义治天下学说的宗旨却在于实现“礼治”,以匡正被动摇了的奴隶制,稳定和巩固尊卑贵贱的传统旧秩序。董仲舒承袭了先秦儒家“德治”的学说,同时也吸收了法家的“任法”、“用术”、“集势”的“法治”学说,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他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时指出:单一使用严刑峻法治民不能巩固封建统治。要求用孔盂以仁义治天     

试论德治——法治互动的机制

德治和法治，作为两种最基本最通用的治国方略。要从理论上考察二者的互动，必须深入剖析德治-法治互动的机理。本文通过分析德治和法治各自的功能优势及局限，指出两者内在的特性是法治与德治互动的逻辑前提。提出，德治促进法治的进化，法治对于德治起保障导向作用；德治和法治互动的目的是建设贯穿着道德性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互为推进和促动，最终形成体制化、扩展化、积极化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尊重法律权威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略论

法律和道德在调节社会关系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备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法治需要德治的支持、配合，德治需要法治的保障、辅助。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 ;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 ,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 ;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 ,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 ;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 ,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 ,二者并举 ,不可偏废     

孔子德治思想初探

孔子德治的最高理想是大道之行下的大同社会 ,王道之行下的小康社会则是其最低理想。“仁”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 ,“礼”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总纲 ,“天命”则成了孔子德治思想的封闭环。“克己”与“爱人”是实现孔子德治思想的两条主要的途径     

“以德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不仅是哲学、伦理学和法学领域的学术问题,也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政治问题。“以德治国”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治国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对“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的深入探讨,以及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分析传统中国处理德刑关系的历史经验入手,以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为主线,重点论述“以德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构中的启示,在此基础上强调“法德兼治”符合当代中国法治需求。     

"依法治校"、"以德治校"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高等学校在管理中 ,要“法治”与“德治”并举 ,要坚持“依法治校”也要坚持“以德治校”。“以德治校”中的“德治”是以肯定“依法治校”为重要基础的 ;“德治”是把“依法治校”同”“以德治校”看作是同等重要意义的“德治”。二者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确定性的毁灭——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开端试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秘密起源".本文将首先说明黑格尔为什么要以"感性确定性"作为<现象学>的开端;其次,我们将阐明黑格尔本人对"感性确定性"的辩证分析过程;最后,我们将指出黑格尔在此处用语言瓦解感性确定性时所犯的错误,并就此提出我们的见解.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论纲

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全球化的双重背景凸显了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新的理念和新的目标定位,创新方式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找准着力点是提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绩效的实践路径.     

期货期权风险管理探析

期货期权是期货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目前虽没推出期货期权,由于它对深化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具有重大作用,因而其产生、发展和壮大是必然的。期货期权的主要作用是为期货提供避险工具,但同时它本身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风险。借鉴国外期货期权风险管理的经验,探讨我国期货期权风险的管理,对日后推出期货期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古典美学意象概念的主体间性

相对于现代美学的主体间性而言,中国古典美学的主体间性是前主体性的主体间性,即主客体尚未充分分化、主体未获得完全独立状态的主体间性。中国美学的意象概念就是这种古典主体间性的体现。意象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意与象的合成过程,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意象通过审美感兴而产生,突破物我、人我的屏障,达到了主体间性的审美境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