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生活的变迁与婚姻道德价值理念的嬗变——从“富二代校园征婚选校花”透视我国当代婚姻异化现象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公共生活也给婚姻伦理价值理念选择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多选择,以平等为前提、爱情为基础的家庭婚姻伦理核心价值理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带来世俗化、功利化、政治化等弊端。要处理好婚姻家庭伦理关系,应健全社会道德评价机制;确立以平等、尊重为前提,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伦理价值理念;建立公平、公正的制度秩序,确保不同阶层向上流动的公平竞争机制。     

有机的公共生活:从责任建构民主

现代民主的产生以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为前提,但其成长却有赖于两者之间的协调、平衡或合作,公共生活由此产生。所以,民主的成长,不仅需要制度建构,而且需要公共生活的建构。不同的民主形态形成不同的公共生活,可将其概括为三种:组织化的公共生活、私域性的公共生活和有机的公共生活。公共生活的每一次演进,都意味着民主体系的成长。战后,人类民主发展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有机的公共生活。有机的公共生活是社会与国家有机互动,共同创造的,而国家与社会恪守各自权利所形成的责任要求,是这种公共生活的基础。这体现了民主生活的另一种建构形式,即从责任建构民主。     

SPCIAL ISSUE： DIALOGUE,INTERACTION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 SPECIALIST FORUM ON CHINESE,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A dialogue among Chinese,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 problem field,thematic dimension and value content

任何时代的哲学思考,都必然是基于“公共性”问题的公共哲学思考。中、西、马哲学对话强调对如何达成现代人类之深刻的“公共性文化和价值信仰”的普遍共识问题的深切关注,其对话主题以为当代人类提供新的生存和发展理念为旨归：即以生态公共性和生态正义观念为核心,提倡“共生”的价值理念;奉行正义公共性,提倡对话、“合作”、“共享”的价值理念;奉行主体交往理性,提倡“共在”的价值理念。     

公共性：从精神世界到社会生活

公共性是公共生活的永恒话题,是公共生活的根本属性。形而上的公共性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约束力的公共精神。形而下的公共性表现为公共权力对公共利益的有效维护。作为抽象的公共精神的公共性必须还原现实的公共生活,通过公共利益体现其在公共领域中的价值。作为公共生活空间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既存在差异又存在着潜移默化的融合趋势,公共性也因而受到威胁,缓解公共性危机需要借助文化的力量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形成对公共利益的更广泛的共识,达成行动的一致,进而使公共性得以彰显。     

论中国当代公共行为文明的价值内涵

在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政治社会论述中,现代公共领域概念涵盖了政治公共领域、文化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三个相互关联又各具独立性的论题,其中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与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最为切近。中国当代公共行为文明的构建蕴含着三个依次递进的价值原则:基于利益纽带的工具性价值,在自主意识与伦理责任之间达成均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以及基于"健全的人道主义"的公共精神。     

大学治理的伦理建设路径初探

认为大学治理是集政治、科学管理和伦理于一体的复杂问题;伦理是大学治理的底色,认为大学治理需要伦理道德引领.大学治理的伦理建设首先要将"法治—德治—真理—幸福"塑造为大学的伦理价值目标体系;其次,要推进大学治理的主体伦理建设,构建大学内部治理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确立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统一关系,保证多元主体有效参与大学决策;再次,要加强大学治理的制度伦理建设,将制度建立在公义基础上,促进大学成员的互信与合作;最后,要以关系理性的思维方式建构大学治理的价值规则,在多元价值之外创造通用的、公共的价值,推进大学的公共价值治理.     

全球化视野下的生活方式变迁--也谈消费文化中的人文色彩

全球“市场化”不仅使我们的物质产品极大的丰富 ,更使我们由生产型社会迈入了消费型社会 ,于是消费本身物质形态的使用价值被打上了文化的烙印 ,消费文化也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 ,表现为 :消费理念中的人文因素增加 ;消费取向中的精神需求加强 ;消费结构中的非物质含量扩大。当然 ,在变迁中我们也看到“消费主义文化”中的糟粕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发达国家向全球辐射的“奢侈、浪费型”消费文化 ;盲目地追求高消费和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因此 ,我们提倡社会发展不仅要在经济上具有“新型工业化”的特点 ,而且在社会、文化结构以及生活方式上也应拥有一个可持续的生态伦理消费发展观和消费文化观     

韩国公共伦理制度建设及其启示

公共伦理制度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公共伦理管理的普遍趋势。本文重点介绍了韩国公共伦理制度建设的概况,主要涉及伦理立法和机构管理的内容。借鉴韩国公共伦理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我国的公共伦理制度建设应做到对公职人员道德要求实事求是,分层次提出不同的要求;既要道德“自律,”更要强化公共伦理制度的“他律;”公共伦理制度建设应注重实效性,防止流于形式。     

消费大众的精神空场与公共理性的重建——关于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的一个关联性考察

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变化,对于认识消费社会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但消费社会的问题根本还在于它创造了一种使人类迷失了生活方向的物化的逻辑,其表现便在于文化上的衰败。公共领域及其创生能力的衰败,与科层制的现代组织原则对公共生活日益深入的宰制有着密切的关联,抵御这种宰制的希望在于建构起一个健康的文化批判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塑造公共理性。它应是一个不同于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体系的社会生活领域,是一个超越了生产和交换的直接利益目的的伦理领域,是一个建构公共生活意义的社会领域。     

日本公共外交的发展演变与决策实施机制——以“日本屋”项目为例

“日本屋（JAPAN HOUSE）”是2017年起由日本外务省主导的重要公共外交项目。2017年,位于巴西圣保罗的“日本屋”展示中心正式对公众开放,2018年,英国伦敦展示中心和美国洛杉矶展示中心相继开馆。“日本屋”项目兼具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作为日本战略外宣的重要载体,在宣传日本魅力、传播日本政策、吸引外国游客入境、推动日本地方创生、培养知日派人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日本屋”项目的实施时间较短,国内对其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从媒体报道、访客口碑、到馆人数和运营情况来看,“日本屋”项目以其独特的日式美学获得了外国民众的好感,成绩较为突出,对我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滕尼斯与齐美尔: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

作为德国社会学的两位奠基人,滕尼斯和齐美尔奠定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现代伦理生活格局。伦理世界观的分流源于他们各自对时代处境的体验以及对思想史的独特解释。从近代自然法的角度出发,滕尼斯的社会伦理的核心是重建政治社会的秩序与风尚,一切价值最终都要融入社会;与此相反,齐美尔的社会学思考从一开始就以对社会伦理的批评作为前提,他将超越社会的个体生命视作伦理的目的,对他来说,生命不仅意味着身处社会之中的个体具有饱满个性,而且从自身孕育出客观的、适用于他自己的伦理责任。从帝制时期到魏玛时期,德国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交织与合流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德国社会学史的清晰主线。     

从制度伦理的发展看道德主体人格的成长

制度作为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是人类在共同体生活中博弈的内在规则。制度伦理从根本上说是为人的道德性存在立法。传统社会封建皇权制度下道德强调的是个人的依附性,个人权利缺位,是外在强加的形式化的道德;近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的制度伦理中个人主体性加强,但市场经济中"理性经济人"假设彰显的是"工具理性"和"个人理性",必然带来"价值理性"的退隐,引起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当代社会公共领域扩大,在"政治国家"、"公民社会组织"、"市场"、"公民个人"四种力量博弈均衡之下的制度伦理,是个人发挥道德权利参与建构生成的,这种制度伦理作为新的道德规制范型,才是真实合理的实质化的道德。     

公众舆论、市民社会与法治

公众舆论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结构性要素。它作为市民社会民主权利表达的最基本方式,发挥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基础。它还是权力制约机制的核心,通过舆论监督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从而促进民主与法治的实现。然而它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却产生了异化,丧失了对公权力的制约功能。因此,我国在建构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在保证公众舆论发挥应有作用的同时,也要避免这种异化现象。     

建构中的公民社会——以维权组织和倡导性组织为例

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现象。非政府组织组合了草根社会资源,形成了公共话语和公共空间,促使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为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创造了条件。但由于体制的原因,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断裂,给社会整合和社会管理带来压力。在吸纳非政府组织成为新的社会合法性组织及整合资源和维持社会稳定之间实现平衡是目前社会管理所面临的问题。

Abstract：

The rising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s a spectacular phenomenon since the adop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in our society.They organize the grass root social resources,form public speech and public space,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a citizen society and contribute to the steady social transformation.But due to systematic reasons,this rising also gives rise to the disruption in social structure,and brings pressure to social integration and management.It is a crucial issue to present day social management to keep balance between establishing the legality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and keep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世界现实生活基础与普世伦理

经济全球化、人类面临诸多共同问题及其自觉责任意识的觉醒,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普世伦理有了可能性,然而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还为期尚远,这是因为普世伦理能否形成,在认识层面上要受道德领域自身的特点所左右,在社会生活实践层面上要受现实国家利益原则及各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所左右.惟有在实现国际社会的利益公平的基础上使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一致,在意识上形成全球视野,普世伦理才能真正实现.     

和谐社会视域下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

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战略,这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时代领悟和文化把脉。和谐社会的提出和追求本身包含了非常浓厚的传统美德意蕴,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域下传统美德具有普世的方法、理想的范导、文化的传承三个方面的时代价值。     

公共政策对青少年道德成长的影响及其对策

从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等环节分析公共政策对青少年道德成长的影响,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要确立整体性理念,使各项政策形成有利于促进青少年道德成长的合力。为了使公共政策的执行获得更好的实效性,要建立分类指导的操作方案。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力,加强公共政策的舆论监督。     

公司自愿解散及其正当性研究

公司自愿解散是在股东合意基础上作出的,符合法律规定条件和程序的自愿解散,其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此时的合法性只能称其为形式上的合法性,是否具有实质正当性则需要考察更多的内容。公司作为私人组织,股东享有解散公司的权利,但是现代公司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其行为会对社会及利害关系人产生一定的影响。股东自愿解散公司是对股东愿望的满足,其行为产生的负外部效应可能要由社会来消化,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应当以其所蕴涵的精神促进公司伦理道德的提升并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来消解股东自愿解散公司所造成的负外部影响。     

通向“恶的平庸性”之路

通过“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阿伦特揭示了一种异于康德所说的“根本恶”的、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恶的新类型。本文通过对现代性方案以及导源于这种方案的现代国家的“造园姿态”、现代科层制政治机器对于无思想的命令执行者的需要与塑造,以及与政治的工具化并行的公共领域的消亡这三个层面的考察分析,揭示了“平庸”与“罪恶”结合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平庸”之与“罪恶”的联系,虽然受到现代社会发展和政治运行中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的推动,但这既不是要为“艾希曼”脱罪,更不是要将每个人入罪,而是要引起每个人作为公民在面临大屠杀这样的罪恶时对自己所应担当的责任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