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和主义”的实质:以王明取代瞿秋白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按照共产国际意图行事的,无论是在正确的方面,还是错误的方面都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然而,后来共产国际却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究其属何故,党史学界已有人从不同角度作了探讨。笔者试图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江浙同乡会”事件至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段复杂的历史关系中提炼出“调和主     

彻底否定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是共产国际的严重失误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两头好,中间差。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五年的八年,是中间阶段,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过失较多,对中国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中的关键是彻底否定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六届三中全会是根据共产国际决议,为纠正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召开的,结果又被国际斥责为“调和主义”错误而被彻底否定。到底是何原因,其中后果又如何?本文试图在于实事求是地探讨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     

六届三中全会是立三路线的继续

<正>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对于纠正党内第二次“左”倾路线起了一定的作用。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我们一般的教科书、论著等也都认为,这次会议“基本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其不足之处只是对立三路线存在调和主义倾向,果真如此吗?六届三中全会真的对“左”倾错误进行认识和克服了吗?如果三中全会已解决了“左”倾路线问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乘胜前进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的喜讯传来,整个师院顿时一片欢腾。广大师生员工心花怒放,喜气洋洋,沉浸在无限喜悦和幸福之中。 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全会通过的各项重要决议,巩固和发展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成果,体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热烈欢呼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坚决拥护全会追认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坚决拥护     

重新评价罗坊会议

<正> 罗坊会议是1930年10月,由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在江西省新余县岁坊陈家闹村主持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过去人们多认为,它是巧妙地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会议。如有人说:罗坊会议“在红一方面军中终于克服了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的干扰,使一方面军的行动转到了正确的方向”。也有人说,罗坊会议“实际上     

论广州起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广州起义与共产国际有什么联系,是我们研究广州起义中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广州起义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监督和具体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具体组织发动的,其主要依据是: 一、广州起义萌芽于中共“八七”会议,决定于中共十一月扩大会议,而这两次会议都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的 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共犯有机会主义错误,要求中共召开紧急会议,审查旧政策,旧机关,制定新政策,     

评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

共产国际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特派员制度就是它的重要体现。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统一的、集中的国际性政党”。“在各国进行工作的党只是它的独立支部而已”。各支部中央领导成员的任免必须由共产国际审批;“各支部的纲领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各支部的例行代表大会和非常代表大会,须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方可召开”;“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有权撤销和修改各支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作出各该支部必须遵守的决议”;各支部的中央委员会必须将一切会议记录按时抄送执委会,共产国际有权向各支部派遣拥有“最广泛的权力”的特派代表,特派代表有权参加被派遣支部的中央或地方一切会议,监督该支部工作,“有权反对该支部的中央委员会”。总之,共产国际对各国党拥有无限权力,“执委会     

试析中共五大未能挽救大革命的原因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召开的中共五大,旨在挽救中国革命。但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使得五大的决议根本不具备执行的可能性,加上鲍罗廷消极对待土地革命,而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对艰难复杂的斗争环境,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尚有欠缺,使中共五大的决议根本无法执行,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党的机会主义史》的史学价值

1927年“八七”会议否定了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班子。接着各地的党组织也开始进行思想组织整顿。蔡和森被派往中共北方局指导工作。1927年9月22日,蔡和森召集了中共顺直省委改组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长篇报告。这个报告延续到第二天才作完。以后又在北方局其他党组织会议上作了这个报告。1928年6、7月蔡和森到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回国后即将《党的机会主义史》修订,然后在《顺直通讯》第二期上正式发表。以后     

六大前后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历史轨迹

一九二八午六、七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代表大会。它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得出了新认识。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可以说，没有党的六大，很难有三十年代初中国革命日益勃兴的局面，党和革命力量会被接连的“左”倾错误损失殆尽。由于党的年幼，也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党的许多认识还存在着不足，只能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前进。     

论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制定中的历史作用

王明处于共产国际领导地位指导中共1933年最先提出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和由下层统战向上层统战的转变。这对中共策略思想的改变产生了积极影响1931年10月,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王明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尔后,他陆续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作为共产国际领导成员的王明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以所谓“熟悉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路线的新生力量来帮助和指导中共中央。     

云南民族学院召开科研暨研究生工作会议

云南民族学院召开科研暨研究生工作会议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十四届五次全会和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以及中共云南省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积极响应云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召开全省科学技术大会的号召；为总结交流我院科研、研究生工作改革与发展经验，规划和部署我院“九·五”期间科...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马林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位正式代表，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三年之中，他三次来华。第一次来华，在他的帮助下，“中共”一大召开。“一大”后马林就开始关注孙中山及国民党。马林考察各方面情况，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建议。第二次来华，马林提议召开西湖会议。西湖会议确定了国共两党有“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的方针，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打下基础。为解决合作的具体事宜，党又召开了“三大”。马林以“三大”代表的身份第三次来华。“三大”最终确立了国共合作的具体方针及政策。     

平定起义与红二十四军

1931年4月，中共山西特委召开军事工作会议，遵照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军事斗争和发展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战略决策，决定策动驻平定的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一师高桂滋部举行武装起义，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     

中共连续出现三“左”倾错误的原因及启示

本文全面论述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内连续出现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的社会、历史、组织、国际和思想五个方面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历史的启示。     

北京市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筹备组传达贯彻“扬州会议”精神

1990年10月13日至17日,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在扬州召开了理事会暨学报管理学研究会(简称"扬州会议"). 为了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 北京市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筹备组于11月6日召开会议. 会议由筹备组召集人、北京师范学院学报副主编母庚才同志主持, 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地区文科学报各编辑部的负责人和代表30多人. 会议传达了"扬州会议"精神, 并进行了讨论. 与会同志认为, 学报应保持坚定的社会主义方向,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试析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地位

六届六中全会是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相持阶段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毛泽东曾这样评价:“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那么,怎样认识这次会议的历史地位?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拟从这次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作一初步探讨。 一 全会的召开势所必然,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命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怎样进行抗战和如何正确处理抗日统一战线中统一与独立、团结与斗争的关系,成为对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和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问题。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规定了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政策,制定了全面     

中国职业大学教育研究会第二次理事会在厦门召开

为了传达学习最近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并研究安排今年十月下旬将在西安举行的全国职业大学第三次校际协作会和研究会第一次年会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职业大学教育研究会第二次理事会于七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在厦门召开。会议由出席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江汉大学校长王千弓、金陵职业大学校长钟海涛传达了国务院付总理李鹏和国家教委付主任何东昌的重要讲话以及会议的各项内容。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与共产国际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科学的结论。《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从而,在肯定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内部社会历史条件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当时有利的外部条件——共产国际的帮助。历史进程是由多方面因素合力推进的结果,只有仔细研究各种因素,才能更好地揭示它的本来面目,从而得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近年来,有些同志对建党时期共产国际的作用做了不少探索,尽管对某些问题的论述方面还不很完善与确切,但总的来说,对进一步研究党的历史是有益的。只有更好地贯彻党的“百家争鸣”方针,才能把党史研究工作推向前进。笔者本着这一精神,对我党初创时期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始于何时?有的著作认为是在1922年4月底5月初的广州会议和6月党发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有的著作认为是1922年党的“二大”和同年8月党在西湖召开的中央全会。然而,笔者认为,统一战线思想开始出现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影响。     

北京市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筹备组传达贯彻“扬州会议”精神

1990年10月13日至17日,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在扬州召开了理事会暨学报管理学研究会(简称“扬州会议”)。为了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北京市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筹备组于11月6日召开会议。会议由筹备组召集人、北京师范学院学报副主编母庾才同志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地区文科学报各编辑部的负责人和代表30多人,全国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杨焕章同志、秘书长潘国琪同志也出席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