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与歌妓交往述论——以夏庭芝《青楼集》为中心

夏庭芝的《青楼集》记载了元代文人与歌妓的大量交往事迹,为探讨元代文人与歌妓的交流互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由《青楼集》可知,在元代,无论名公显宦还是浪子文人,都与歌妓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既带动了元曲多样化艺术风貌的形成,又促进了歌妓表演艺术与文学修养的精进,对元曲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与此同时,《青楼集》独特的书写姿态,折射了以夏庭芝为代表的元代文人在思想观念、审美趣味和文化修养等方面的新转向,呈示出元曲在元代文人文化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试论唐宋元小说戏剧中的青楼故事

唐宋元小说戏剧中的青楼故事是时代造就的产物。唐传奇中的青楼故事是唐人冶游体验的产物 ,不过却于浪漫之中反映了唐代的士族门阀政治。宋代青楼小说说教意味浓重 ,也透露出市井气息。元代青楼戏剧是元人的白日梦 ,体现了落泊文人对功名和风月的幻想。     

从“金陵画派”到“新金陵画派”

正江南金陵,山水华滋,地灵人杰,自古便才人辈出。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社会稳定,经济昌盛,繁华的金陵聚集起一批以画才名世的大画家,以龚贤为首,又有樊圻、蔡泽、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谢荪、胡慥、陈卓等人。这些画家多做江南山水,雄壮秀丽,美不胜收,体现出当时文人对山水江山的解读。因为他们皆生活于南京,所以世称其为"金陵画派"。其中,龚贤、樊圻、吴宏、邹喆、谢荪、叶欣、高岑、胡慥八人又被称作"金陵八家"。     

北京中央公园与民国文人的文化心态

民国时期的北京中央公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公共空间。它为民国文人交流学术思想、建构文化沙龙提供了优越条件,又是民国文人发生浪漫情事、表达故园之思的寄情场所。由于文化立场不同,各类民国文人对于中央公园产生了不同的精神映像,从中可以透视民国文人的文化心态。     

民国文人看北京(1927～1933)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后将北京改名为北平,这一历史事件对于文人的北京视角造成了深刻影响。左翼文人、国民政府趋附文人、海派文人、自由主义文人(京派文人)、开明文人基于各自的政治立场或文化心理,对北京的城市形象作出了不同的描述和评价。     

传扬文化——改朝换代时仕宦文人的另一种选择

仕宦文人,是中国封建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政权的更替,自然就成了仕宦文人的化学试纸,或者一捧上天,或者踩入地底。后来的评判者,多从政治道德而推及个人人品,很少把仕宦文人的生命和文化传承联系起来进行考量。本文通过史实说明,仕宦文人忍辱惜命,对传扬文化更为重要。     

张贤亮卖天价水

著名作家张贤亮，堪称中国文人“下海”经商的成功典范。由他创建主持的西部影视城，经过数十年苦心经营，已经成为著名影视拍摄基地和旅游胜地。滚滚财源不但把张贤亮由一个穷文人变成了“大儒商”，而且使他担任主席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也成了全国很牛气的文化单位。     

是孤高,还是媚俗?──九十年代“自由撰稿人”的三类肖像

自由撰稿人的出现与成长几乎与市场经济同步。自由撰稿人的诞生很难说是文人的自由选择，因为文化进入市场以后，必然有人以个体的身份走上舞台。当某人选择卖文为生的话，名字前面就会等个“自田撰稿人”的雅号。中国当代自由撰稿人的出现比较晚．因为经济文化体制改革前的文人几乎毫无例外地由国家养着，虽然难以致富，但却无饮食之忧。但在改革的压力与致富的诱惑下，不同的文人做出了方向不同的选择，其中之一便是成为“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在诞生的初期多半是半公开的，后来则索性放下遮面的袖衣，亮出旗号，发表宣言，成为中…     

梁实秋散文文人人格文化分析

梁实秋散文叙述了传统文人的文化心理与行为模式,刻画出一个具有传统意义的士大夫式的文人散文形象,体现出儒、道、释三位一体的文人文化人格。其文化人格是由孔孟的“君子”道德人格及道释消解洒脱而获得心灵自由的心理人格结构而成,由此构成了梁实秋散文的审美取向与艺术价值。     

明末秦淮名妓与文人——读余怀《板桥杂记》

由于明末社会风气和士林习气的影响，南都名妓云集，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女性文化群体。应试举子、风流墨客群萃于此，使南都烟花繁盛一时。因这些名妓气度超群，风韵拔俗，具有较高文化素养，所以决定了她们与文人的关系，所交游者皆一时文苑名士，这种关系属一种文化与情感的交往，从而也促进了诸妓文化层次的提高。有些嫁与文士的秦淮名妓，婚后更拥有一种文化生活环境，并富于情感，忠于爱情，当国变遭难时益见其芳贞。秦淮名妓的活动与存在价值大都是在与文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板桥杂记》虽追忆秦淮旧院之事，但其深意却告诫人们当国家多难之时，以此为戒，所以应把此篇视为史鉴之作     

唐长安城的昌盛与传奇小说的繁荣

历来研究唐传奇发展繁荣的原因,都是从唐朝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举考试的温卷,以及小说的发展等方面去论述的。本文从京城长安的角度研究唐长安城对于传奇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京都是传奇反映的主要对象。反映长安生活的小说数量多,质量高,代表传奇最高成就。唐长安规模宏大,整齐严密,城坊众多,商市繁荣,城市生活空前的复杂化、多样化。反映这种生活,使传奇小说纷繁多彩。长安城男女交往开放自由,青楼妓院林立,为前代所未有,文人狎妓游弋成为时尚,形成爱情纠葛,悲欢离合,刺激了爱情小说的成熟和繁荣,使才子佳人题材的传奇达到空前的艺术高度,成为传奇的优秀代表。长安的豪杰武侠风气很盛,社会崇尚任侠精神,促进了豪侠小说的发展。此外,唐长安诗歌盛极、政治开明、观念开放,都影响了传奇的发展。     

生活无处不飞花──花文化初探

本文对花文化的初探，涉及到我国养花、种花、赏花、诵花的历史沿革和名花的形成以及我国花文化的特色等。其特色为：一、花文化与整体文化相融发展；二、花文化具有厚重的审美价值；三、花文化饱含高度的道德内蕴；四、花文化是文人文化的独特表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花文化发生了新的变化。     

传统吟诵法在中职语文古诗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古诗文，是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承，是诸多文人大家的思想凝结，隐藏着大量的历史故事，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感。古诗文教学，也不仅仅是文化的再现，更是情感的传承。古往今来，对于古诗文的学习，吟诵都是首选的方式。然而，当前中职院校对该方法的应用并不理想，本文便立足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对吟诵法在中职古诗文教学中的应用展开了研究。     

从唐宋文人的生活视角看民族文化传承

生活方式是物化的文化认同,具有实践的文化品质.不同生活方式包含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代表了当时人们的理想人格追求.唐宋时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代,唐宋诗词将诗词创作推向极致,以唐诗宋词为文化符号的唐风宋韵恰是唐宋文人的生活方式的显现.唐宋文人的生活方式更多呈现出的是文人的雅集活动,并与诗词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出来的不仅只是一份“闲情”,这份“闲情”是有着厚重的文化分量的,是“东方文明”的“底气”所在.     

十八世纪朝日文人的“文会”与 “文战”——以笔谈唱和集资料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朝鲜王朝多次向日本派出通信使团,朝鲜通信使团成员与日本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其中又以18世纪最为突出.朝日文人的交流可从“文会”与“文战”两个方面来看.具体来说,朝日文人展开“文会”的目的在于“追求文趣”与“收集资讯”,而对“中华文化”与“自身文化”、“性理学”与“古学”的不同看法,则是双方进行“文战”的诱因.到了18世纪后期,日本文人认同与提高日本文化地位的意识不断高涨,也激发了日本文人与朝鲜文人展开文战的底气.     

文人创作与明代话本的文人化

明中叶以后 ,随着文人走入话本创作领域 ,明代话本呈现出明显的文人化趋向。文人作家将科举考试、文人发迹、文人与官吏的冲突、才子佳人的恋情都写进了话本小说中。文人作家将话本体制改造得更加规范与典雅 ,题目均用工整的对偶 ,入话的功能发生了变化 ,正话中韵文大量删减 ,这些都渗透了文人的审美意识与文化素养。话本的文人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宋元时期 ,话本主要反映市民的生活与思想 ;“三言二拍”时期 ,文人题材与市民题材平分秋色 ,市民已打上文人烙印 ;“三言二拍”之后 ,话本主要反映文人的生活与思想。     

婺州文人群体之构成及其形成之地域文化背景

婺州文人群体是形成于宋末,历经元代、迄于明初的地域性文人群体,这个文人群体人数众多,影响巨大,使婺州几乎成为当时全国思想文化的中心,这是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本文试图对这一区域文人群体之构成及其形成的地域文化背景作一具体的分析和描述,以期人们对这一地域文人群体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把握.     

漫话渔父形象

本文认为中国古典诗词、绘画中的渔父形象，折射了不同社会背景下中国文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渔父是一个文学形象，渔父是一种象征符号．渔父是一种人生观的外化。     

《文化苦旅》的内容构成及其艺术特征

本文将《文化苦旅》中的散文分为文化游观散文、记人叙事散文、文化走向散文三大类，并分析了作者在第一类散文中从自然及人化自然角度审视特定的人及其文化人格的合理性与深刻性。文章还概括和论列了《文化苦旅》的艺术特征：文化分析性、哲理性、崭新的文人品格和文体创新意识．     

吴兆骞赎归与清初政治文化生态考论

吴兆骞赎归反映了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态。康熙帝虽对吴兆骞所献《长白山赋》"览而称善",但他绝非像一般文人那样仅仅着眼于其华美的词采,而是看重其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意义。吴兆骞归京后参与以容若为中心的花间草堂文人雅集,并非只为以文会友,而是有着深隐的心理动机。康熙帝所推行的"文治"策略及当时满汉矛盾的缓和,是吴兆骞得以赎归的根本原因。通过吴兆骞赎归这一事件也可觇视江南文人心态之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