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基本成因

“官本位”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产生与存在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是官僚制的存在与发达。与做官相伴随的是财富、荣耀和特权。这三点是“官本位”政治文化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历代王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和知识阶层报国报民的价值观是形成“官本位”政治文化的两个次要原因。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中,我们可以通过铲除产生“官本位”的充分条件来根除它,至少是限制它。本文认为,建设廉价政府、废除官员特权、鼓励人生的多元发展等可以作为基本的思路。     

“学而优则仕”：一本难念的经

不是不想做官,而是不能随便做 也许是因为主要研究先秦思想史的缘故,我对余英时先生的名著《士与中国文化》①,历来读得最认真的还是第一篇论文《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从中受到的启发更是终生难忘。余英时先生曾说：春秋战国时期,“这时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     

儒学“独尊”之原因新探

关于儒学为什么在先秦诸子之学中脱颖而出成为雄霸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言说的空间依然较大。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没有引起论者的注意 :一是儒学是古代士人阶层社会角色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话语表征 ,因而最能代表士人阶层的意愿与利益 ;二是儒家一直扮演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或“调节者”的角色 ,故儒学最符合文化霸权形成的一般规律。     

唐律“犯时不知”律考辨

虽然在唐律《名例》篇中,"犯时不知"律疏议所列举的犯罪涉及事实错误问题,但在唐律其他篇目中,应当适用"犯时不知"律的犯罪却不涉及事实错误问题。这表明现代法学中的事实错误理论与唐律"犯时不知"律之间存在着重合,但二者并不等同。实际上,唐律"犯时不知"律律文中的"凡"是指一般身份法,"本"是指特殊身份法。唐律"犯时不知"律适用于身份案件,是一般身份法与特殊身份法产生冲突后的解决规则,而两者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冲突是因为存在着"犯时不知"。对此,唐律"犯时不知"律所提供的冲突解决方法就是在身份重法与身份轻法之间选择身份轻法适用,排除身份重法的适用。因此,唐律"犯时不知"律在性质上属于法律冲突适用规则。     

《水浒传》的文本结构与文化意蕴

《水浒传》并非简单地是一部反映百姓造反的小说，在草莽英雄传奇故事背后隐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所代表的“道”与君权系统所代表的“势”之间的对立冲突构成这部作品的基本意义生成模式。这部作品主要表现的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古代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困惑。     

“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

中国形象作为令人紧张的"他者",纠缠着日本现代性自我构建的过程,表现出日本现代性身份认同的特有焦虑。离开"中国",日本的现代性既可能迷失自我,又可能迷失世界。在"西方"与"中国"二元对立的"他者"之间,"日本什么都不是",越是意识到这种现代性身份危机,日本就越发强烈地希望从仰慕西方贬抑中国的"文化势利"取向中确认自身。"陷害"日本现代性身份并进而"诬陷"中国形象的致命观念,恰好是西方现代性。跨文化形象学不仅关注特定国家地区中国形象的特征与历史,更重要的,还有表现在个别国家中国形象上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显示的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问题。     

历史·身份·话语——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三个维度

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存在着"历史--身份--话语"三个至关重要的维度.中国文学的历史感性和感性的历史是其构建不容悬置的感性材料和逻辑依据;在文化身份的选择上,唯有面对混和文化身份与族群文化身份的守望与维护的悖论和矛盾,才能使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成为有意义的可能;而话语则是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最基本的知识谱系单位、知识权力、思路和方法的象征性显示.     

"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成因及后果

通过对当前我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情况的社会调查结果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表现出一种"向下"偏移以及"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特点.这与我国社会结构中"中间阶层"萎缩的客观状况是一致的,喻示着一种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人们的阶层认同状况对其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和冲突行为倾向都存在相当显著的影响."中间阶层认同"的缺乏,已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一种隐忧.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社会的知识人？——从知识人与知识分子比较谈起

本文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有无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为契机,讨论了知识人与知识分子的异同,也揭示了中国古代知识人之特征。本文认为,知识分子是指19世纪从法国人左拉出现以来的一个特有知识阶层,其最大特点是,除了用知识为己谋生或为自己政党、国家和民族等谋利益外,还有一种淡定的超越精神和勇敢的担当精神。他们愿意也能够在与社会公义和人类公义相关的公共事件或重大事件中＂做声＂。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显然不可能有知识分子出现而只有大量的知识人。中国古代知识人是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专制的产物。这个体制使所有知识意识形态化,也使所有知识人侏儒化。     

农民工: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特殊阶层

论文首先认为,农民工阶层是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即1978年以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第三大阶层。农民工阶层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农民工阶层最基本的特征是其社会身份、社会地信、社会生产的双重性;农民工阶层是中国社会转型推进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现实角度看,农业经济与非农经济、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差别不会迅速消失,因此,农民工阶层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从长远角度看,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向纵深推进,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农业经济与非农经济、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差别的逐渐消失,随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进入整体性推进阶段,农民工作为一个阶层最终将不复存在。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概念使用的肯定性论证

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个概念,并不能构成我们使用"中国古代科学"这个概念的障碍."科学"这个概念的产生和使用,晚于科学所概括的那种现象,具有自己独特的社会条件."中国古代科学"这个概念,是近现代中国人对"科学"这一概念的引用,但仍属于"科学"这个概念的使用范畴,只不过是在更大的时空范围(非西方文化圈)内的使用而已."中国古代科学"概念的产生和使用,具备了充分的社会条件.     

古代士人阶层与中国小说观念

士人阶层是儒家知识体系的传播者,其根本的角色意识就是对儒家价值信念和人文理想的信奉和坚守,并从而成为政教意识形态信念的担当者和代言人.在基本的文学观念上,他们以道的传承为目的,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文治"制度,在这个文学观念的坐标系中,诗文处于核心地位,而小说一方面则因其"道听途说"的嫌疑为士人阶层所不齿,一方面,小说独特的文体风格却迎合着士人阶层内在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诉求的表达意愿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也随着小说自身的发展最终得以实现.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实现了其现代化的转换.     

从“恶妇”故事看宋朝妇女的主体意识

"恶妇"故事是宋朝妇女叙事的一种常见类型。所谓"恶妇"是男权话语者对妇女污名化的一种解释。宋朝"恶妇"与舅姑、丈夫、婢妾的冲突主要有三种:一是争夺家内控制权,二是实现对丈夫的情感独占,三是争夺公共事务参与权。恶名之下,隐含着宋朝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意味。     

论儒学体系中的“乐”范畴

论儒学体系中的“乐”范畴李春青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极为重视对个体精神境界的建构。中国古代主流文化中有相当部分可以称为“境界文化”。概而言之，道家的境界是“虚”与“静”，佛禅的境界是“空”而“寂”，儒家的境界是‘“诚”与“乐”。在这里我们只来梳理一下儒家思...     

"学而优则仕":一本难念的经

不是不想做官,而是不能随便做 也许是因为主要研究先秦思想史的缘故,我对余英时先生的名著<士与中国文化>[1],历来读得最认真的还是第一篇论文<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从中受到的启发更是终生难忘.     

论“文言”与文人

《文言》是《周易》"十翼"之一,在中国古代"易学"思想史和文章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文言"则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主要书写方式,其功能始终与文化主体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文言"都是言说主体身份的自我确证、自我建构的方式。对于周代贵族、先秦士人以及两汉以降的文人而言,"文言"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     

林纾的“大道”与“小道”

林纾的声誉来自"林译小说",五四以来的毁誉也源于此。对于林纾,后来研究者需要摆脱五四遗留下来的道德义愤,以对传统的无差别心乃至敬畏心给予一种了解之同情。在中国文学史上,林纾在小说译著中不再使用笔名而用真名,打破了人们对于小说的鄙视,是一种开风气之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林纾自己也看重令其名利双收的小说译创。在林纾的心目中,小说与古文始终有着价值的高下之分,小说是"小道",古文才是"大道"。林译小说能够博得当时社会中上层知识阶层的青睐,不但在于林纾以古文家的身份介入小说化解了士林阶层阅读小说时伴生的道德焦虑,更在于林纾以古文的笔法和小说家的天赋共同造就的"林译小说"独有的品味和趣味。     

《三言》、《二拍》“本末”冲突主题探析

《三言》、《二拍》通过对明代商业活动的直观再现和商人阶层的真实描述 ,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本末”冲突这一时代主题。一方面 ,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秩序崩溃 ,“农本商末”观念被改变 ,商人地位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 ,商人的自贱意识挥之不去 ,中国古代商业资本被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封建体制所吞噬 ,大量耗费在田产购置和跻身仕途上 ,明代商人最终未能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两宋“城市文化”新论

前人讨论中国古代"城市文化",虽然清楚区分了当时的"市民"与欧洲中世纪市民阶层的显著差别,然立足点仍在于探寻"城市文化"之可能蕴含的"自由"、"新型"等等精神,因此明显带有某种理论的预设。若将两宋时期的城市居民视作一个整体,来讨论"市井文化"的特征,从表象看两宋市井文化清雅与市俗共存,骄奢与村愚并现。深入分析可见: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种要素不断聚集于城市,相对于乡村,城市占有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士大夫阶层拥有政治核心资源等原因,一如既往地掌握着文化的霸权。执城市文化之牛耳者,仍然是官而非商。唐宋间城市文化发展在政治领域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承续并巩固了唐代以来由于士大夫阶层城居、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所带给专制国家在文化上前所未有的控制权。于是,从两宋时期起,社会文化的中心从乡野转移到了城市。     

土地流转对农村阶层冲突的影响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实质上是一个农村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再分配过程,是农村各阶层围绕土地利益所进行的持续"博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各阶层由于在土地流转利益上存在不一致,因而也必然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利益不一致是阶层冲突的根本原因;争吵是阶层冲突的主要解决方式.因此,要科学制定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就必须做到:一是要积极建立农村新的利益协商机制;二是要加大中介组织的建设力度;三是要积极培育农民维权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