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力学派”的视角看牟宗三儒学思想的贡献

在现代新儒家中,以熊十力为代表的"十力学派"占有重要位置。牟宗三从熊十力那里继承下来最为重要的东西,是秉持道德的传统,是坚守道德的理想主义。在此过程中,牟宗三对熊十力学术思想也多有继承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对于儒家心学学理有深入开拓,以及对新唯识论义理有进一步推进这两个方面。从这个视角出发,牟宗三在现代新儒家发展脉络中的地位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论儒家哲学的“超越”与“感通”问题——与蔡祥元教授商榷

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说,严重混淆了超越的两种主体,即“天”是外在的、超凡的,而“人”的心性或理性是内在的、超验的。“感通现象学”的问题意识仍然是康德与牟宗三的问题意识;而其观念背景,在西方哲学中是近代“认识论转向”以来的主体性哲学,在中国哲学中是主张“心即天”“性即天”,因而“以人代天”“以人僭天”的宋明理学。因此,作为“感通本体论”的“感通现象学”其实并非现象学,而是一种前现象学的观念。     

“超越”与“内在超越”——牟宗三与康德之间

尽管今天“内在超越”概念被接受和使用的范围并不限于“当代新儒家”或“当代新儒学” ,但是 ,把这一观念所代表的理路凸显出来并使之普遍化 ,却与当代新儒学特别是自熊十力到牟宗三这条发展线索关系甚大 ,而今天国际学坛此方面的讨论与争论 ,亦与牟宗三的哲学理路和观念系统最为相关。本文将尝试从语词概念的厘清切入来讨论所谓“超越”与“内在超越”的问题 ,首先追溯“内在超越”概念的提出及其所针对的问题 ;然后指出在西方思想的脉络中 ,康德与前康德之间在所谓“超越”内涵的限定上所发生的转折 ;再进而探讨在有关“超越”内涵的理解及“超越”与“内在”之关系的阐发上 ,牟宗三改造康德的意义     

台湾“鹅湖学派”的理论渊源、代表人物及义理走向

现代新儒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的三大思潮之一。就这一思潮的发展来看,牟宗三以其"道德的形上学"将其推至高峰。在"后牟宗三时代","道德的形上学"能否延续下去成为一个迫切且现实的问题。自上世纪后半叶始,以《鹅湖》、《鹅湖学志》主笔群即牟门弟子为主体,在台湾形成为一个当代的"鹅湖学派"。这个学派继承宋代"鹅湖学派"的学术精神,接过牟宗三哲学的"香火",将现代新儒学继续向前推进。就义理来讲,这个学派诸学者既有共性的主张,从而使其形成为一个学派;也有不同的主张,从而表征出不同的义理走向。对这样一个学派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梳理牟宗三哲学的迁延脉络,亦可为现代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下步发展提供借鉴。     

“道德践行之呈现”的传承——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二

“道德践行之呈现”是熊十力的重要思想。牟宗三很好地继承了其师的思想,对其多有阐发,由此接上了传统心学的血脉,这也是牟宗三在现代新儒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但同其师一样,牟宗三对这种意义的呈现缺少透彻的说明,令人难免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感。另外,牟宗三受传统心学立场的局限,过于看重了这种呈现,将其视为成德成善的唯一途径,未能重视智性的作用,延续了宋明儒学门庭狭窄化的弊病。儒学下一步发展要取得好的成绩,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     

一桩三重公案:牟宗三良知呈现是康德式的还是黑格尔式的?

1933年"良知是个假设,还是个呈现?"的公案,经1981年"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公案,最后演化为1995年"牟宗三是理性主义,还是反理性主义?"的公案。这桩三重公案,对理解牟宗三哲学"先验论"与"经验论"的交融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牟宗三同黑格尔一样"否定"了康德的物自身界线,"呈现"了良知,让国家成为文化物和神圣作品,从而超越了康德主观唯心论,建立了彻底唯心论。另一方面,牟宗三又"稳定"了康德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要求只能在长串经验的"坎陷"工夫中证实自由这一范导原则。就前一方面看,牟宗三由内而外、自上而下,是黑格尔式的,李泽厚对于牟宗三的批评也就是康德主义对于黑格尔的反批评。据后一方面,牟宗三由外而内、自下而上,是康德式的,李泽厚对牟宗三的批评不过是借故立论。牟宗三的矛盾,就是李泽厚"从道德到伦理"与"从伦理到道德"的矛盾,及其"双本体""两德论""统合孟荀"等的"二"的矛盾。牟宗三同样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了起来,是"经由Hegel、Marx理论过程之后回到Kant",是"孔夫子加Kant"。     

牟宗三“觉他”思想陷入误区原因梳理

"觉他"的思维方式即是康德所不承认人类可以具有的智的直觉,这是牟宗三道德存有论的核心命题。但由于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的内涵理解有欠准确,不仅坐实了上帝的智的直觉,转移了康德智的直觉概念的对象,而且直接以"自觉"证"觉他",终于将大致相当于胡塞尔现相学意向性的直接性等同于他所理解的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造成了严重的理论失误。     

道德的形上学与审美形而上学——牟宗三与李泽厚哲学比较研究

从牟宗三批判康德的"道德情感"入手,既可以为理解牟宗三与康德的哲学差异,也可以为理解李泽厚与牟宗三的哲学差异找到入口。牟宗三提升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为"道德的形上学",李泽厚则提出了"审美形而上学"的新思想,前者让实践理性充其极,后者则以人类实践作根基,其根本思想差异在于"两个世界"与"一个世界"之别。李泽厚批判以牟宗三代表的"即内在即超越"论,质疑这种"内在超越论"如何内在?超越什么?最终超越到哪里去?李泽厚批判牟宗三"即存有即活动",最终关注"道德实践","智的直觉"通过作为神秘经验之"逆觉体证"来实现,李泽厚则是以"生产实践"为思想根基,认定"宗教性道德"对"社会性道德"形成范导,并指向"理性的神秘"。李泽厚批判牟宗三"即道德即宗教"论,批判"儒学第三期"受佛教影响而追求宗教品格,转而强调儒学思想"即道德即审美即准宗教"。透过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与李泽厚"审美形而上学"之哲学比较,可以发见未来中国儒家发展之路。     

论牟宗三如何说不可说

回应逻辑实证主义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方式表现出的对形上学的拒斥,是贯穿牟宗三一生哲学思考的核心话题之一。牟宗三以早期维氏在"可说与不可说"上的困境,即"逻辑形式本身可不可说"问题为突破口,批评了其带有符合论色彩的语言意义论。基于逻辑自身与逻辑运用的区分,牟宗三将可说领域从命题之域扩展为主体自身展示之域,最终确立了主体创造意义的思想。面对早期维氏所限定的种种不可说之域,牟宗三以分解地说与非解地说两个层面予以说之:"认识我"以"形式直觉地说"说出逻辑领域,"真我"以"智的直觉地说"说出道德、宗教与形上领域,又以"非分解地说"说出这个"整全世界"。"智的直觉地说"最突出地体现了语言对存有的构成作用和主体的创造性,但忽略了语言对存在的归属性以及主体间的交互作用,其背后是对主体作出的脱离了具体存在的抽象规定。不过,"非分解地说"暗示了新的出路。     

“道德存有之呈现”的传承——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三

与“道德践行之呈现”一样,“道德存有之呈现”也是熊十力的重要思想。牟宗三不仅很好地继承了其师的这一思想,而且进一步将其上升到智的直觉的高度,对儒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遗憾的是,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够准确,误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对象称作“物自身的存有”,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另外,与其师相似,牟宗三同样没有处理好“仁心”和“天心”的关系,不明白创生道德存有的主体只能是“仁心”,不能是“天心”,其思想仍带有明显的双重本体的烙印。儒学下一步发展要取得好的成绩,对这两个问题必须有足够的重视。     

牟宗三“道统之道”溯源

儒家的“道统”说始于唐代韩愈。在现代新儒家中,牟宗三的“道统”意识尤强。确定其“道统之道”的具体内涵,对于理解牟宗三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其判朱熹为“别予为宗”的根据,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追溯“道统之道”,其源头在《诗》《书》中的“帝”、“天（天命、天道）”。     

康德的“知性存在”与“理性存在”概念之区分

康德在其批判哲学,特别是实践哲学中,有一组意义非常相似,又容易混淆的概念,这就是“知性存在”与“理性存在”。这两个概念都是主要用来表述人类主体的。本文试图对这两个概念作一细致的梳理和区分,并阐发康德的这种复杂概念的深刻用意及影响。     

论牟宗三对张载“心”的释义

牟宗三认为张载之学不若明道之学圆融饱满,他不认同张载对性、心等范畴的解释,认为心之名不能"由外此而别有所合以立"。他重新解释了张载的性、心、知觉等概念,将之归为一处,得出心性是一的结论,赋予张载"心"本体意义,充分彰显了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理论架构。     

牟宗三的“假定”困境:良知坎陷的暴力与无力

牟宗三的良知坎陷是暴力的,又是无力的。一方面,良知坎陷中的道德良知对于政治、经济等有着绝对的威权,能够要求一条"文化→政治→经济"的暴力下贯之路;另一方面,良知坎陷又以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为"假定"前提,由之而有"经济→政治→文化"的柔顺上升之路。来自左、右两边的批评,凸显了这两条路线的不同政治哲学内涵。牟宗三本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表现,则佐证了致力于暴力教化的哲学王的无力。正视良知坎陷的暴力与无力两相,有助于理解牟宗三的困境,也有助于看清中国文化的当下境域。     

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资本”与“关系”

"关系"概念是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过程中构建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微观社会研究模型与方法。近年来随着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渐次传入,有些学者常以"社会资本"概念来替代"关系"概念来分析研究当代中国微观社会的人际关系与文化现象,或在研究中混同使用这两个概念。本文经过多个学科视角分析后认为:虽然这两个概念之内涵有些许重叠之处,但鉴于其各自不同所指、外延与文化背景,所以在研究中不能相互替代、混用。     

唯物史观中“个人”概念的三维递进生成路径

"个人"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概念是唯物史观建构的基础性概念。然而,学术界多在社会性维度下阐释这一概念,也即把"个人"放在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中进行理解,对"个人"概念的理解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和不足。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概念应该包含这样两层内涵:其一,社会性的"个人"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中"个人"概念的主要维度;其二,自然性的、社会性的和关系性的"个人"是依次递展的三个维度。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中"个人"概念的真实历史面向。     

评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

在牟宗三的新儒学体系中,“良知自我坎陷”说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牟宗三联结“无执的存有论”与“执的存有论”,成立“道德的形上学”的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也是车宗三就“德性主体”如何开出“知性主体”,从而解决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所作的具体说明。由于“良知自我坎陷”说不仅关涉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而且还试图为科学民主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疏通理路,因此,它的提出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热切关注。“良知自我坎陷”说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中究竟居于什么地位?其理论意义何在?它真的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安立科学和民主吗?这些都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这一学说的初步评析,对上述问题试作回答,以就教于关心中国文化未来命运的方家与同道。     

浅论《心体与性体》中“体”字的内涵

本文从西方本体论和佛教体用论两个角度来考察牟宗三先生《心体与性体》中的＂体＂这一概念。通过这两种维度的考察,作者指出这一概念重在强调活动性的、动态性的道德实践,而不在静态的道德行为。而这也透显出牟宗三先生主张的＂道德的形上学＂的＂实践哲学＂特征来。     

再议“善相”——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三

在牟宗三的学理中,存有论是指“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而不是指“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有性”。前者的重点在于说明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之成为存在,后者的重点在于说明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创造实体是真实的,不能以后者代替前者。牟宗三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规定为“物自身”,源于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误解。智的直觉原指“本源的直观”,意即不需要外部对象刺激即可形成质料的直观,牟宗三则将其理解为一种不需要时空和范畴的思维方式;因为本心仁体的自我体认以及创生道德存有,都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所以牟宗三便认定这种思维方式为智的直觉;又因为在康德那里智的直觉是针对本体(物自身)的,所以牟宗三又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称为“物自身”。道德之心创生道德存有,本质是以道德之心影响天地万物,既如此,其对象即已经脱离了“物之在其自己”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物自身”。天地万物受到道德之心的影响便有了道德之相,这种道德之相即为“善相”,与之相应,两层存有应是“善相”的存有和“识相”的存有,而不应是“物自身”的存有和“现相”的存有。     

牟宗三“别子为宗”辨析

"别子为宗"是假命题。牟宗三的学术功力就在分宋明理学为三系———五峰、蕺山系,象山、阳明系和伊川、朱子系,且视五峰、蕺山与象山、阳明系为正宗,伊川、朱子系为歧出。因此,朱熹"实只是别子为宗"。牟宗三判教标准是唯心论,其意图是使自己的"心体与性体"唯心论,接续前贤而成为新儒家的主流。刘述先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是牟宗三唯心论学说的忠实图解。牟系哲学貌似合理,实质与传统儒学"六艺"精神,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朱子的学术路径与康德颇为相似——经验型,其为学方法与海德格尔若合符节——存在先于本质。哲学根本没有对象。如果人为地栽培"心性学",甚或揠苗助长,将有损"天下之公器",不利于中国学术全面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