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探

司马迁著《史记》以"成一家之言",其主观动机是在历史叙事和历史批判的史书著述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即在史书的不朽价值基础上建立不朽之名。司马迁对自我价值实现不懈追求这一精神贯穿在《史记》的创作中,表现在《史记》的每个人物身上。这种精神源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以道自任的自主精神与耻功名不表于后世的价值取向。司马迁在《史记》创作中不仅表现为对自我命运的关怀,更渗透着对历史发展规律本质的探索和对个体生命以及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春秋》对北宋历史编纂之影响探微

北宋时期历史著作是以《春秋》所倡导的等级名分为核心内容的礼法原则为基础,突出强调其“尊王攘夷”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史意”的出发点和实现史学明政教、彰世变之社会功用的途径,而且又是通过历史编纂的形式来揭示这一原则的。但同时应看到,由于过分重视史书编纂体例和《春秋》书法,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亦不可忽视。     

《史记》与《三国志》考辩

《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开拓之作，《三国志》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两书均属“前四史”。本文从体例、写作方式、著史思想三个方面对这两部史书作了一些初步的考辩，得出了部分历史比较学意义上的结论。     

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嬗变与中西史体的初步交融

近代以降,中西文化开始会通,历史编纂学逐渐突破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既定轨道,向近代迈进。在编纂理论方面,一些史学家开始质疑正统论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并希望将正统论的消极方面从历史编纂中剥离;在编纂体裁和体例方面,在反思传统历史编纂的成败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史学家提出以"新综合体"改造传统的史书体裁形式;在中西史学的互动中,西方历史编纂理论以及体裁、体例逐渐融入中国历史编纂的实践中,对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具有重要的作用。     

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历史编纂成就

司马迁的史识体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上。《史记》的记述以人物为中心,创立了新的成熟体裁,记载了众多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探讨司马迁的历史见识和《史记》历史编纂成就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历史编纂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在历史学视角及体例的转折点上——一张舜徽先生《中华人民通史》研究

九曲黄河,源远流长,象征着中华民族曲折而悠长的历史,记载这个历史过程的史著汗牛充栋,但能够立范未来的却没有几部,而张舜徽先生的《中华人民通史》却是一部继往开来的历史巨著。从简单汇编言论文诰成册的《尚书》,到按年月顺序排比史实的《左传》,再到司马迁创制纪传体、独领史学风骚两千年的《史记》,史学的编纂体例处在不断地创新之中。但自从《史记》体例确立之后,史学编纂便一直未发生大的变化。至于袁枢的纪事本末体,不过是编年体或纪传体本纪部分的变化形态,班固的断代史不过是《史记》“具体而微”的一个     

《史记》中的“诸子”

古代哲学“诸子”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倚赖早期史书的记述，其中，司马迁的《史记》至为重要，它提供了一系列篇幅不一的战国思想家传记。然而，在这些叙述中，个人的生平、思想和著述交织混杂，方式多样而不均衡，并不构成了解中国早期思想与思想家的可靠导览。《史记》对不同思想家的处理是有选择性的，大量文本遗产未在其中获得充分呈现，但是，它发展了几种独特的作者模式，包括文本素材库的匿名汇编模式，以及因困厄不得志而发愤著书的个人经验模式。     

司马迁大一统思想析论

大一统思想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所着力宣扬的一种思想。《史记》的编撰从体例到断限都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史记》通篇内容对自黄帝以来中国大一统政治进行了颂扬;司马迁夷夏一统和以夏统夷的民族观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司马迁还希望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来完成学术思想的大统一。     

《史记》的史学特点之成因

治史学史者,无不将汉代史学作为一个重要视城。司马迁的巨制（史记）,千百年来一直为治史者所瞩目。笔者不揣浅陋,将《史记》的史学基本特点之成因作一初步的勾勒、描述,以请方家指正。1在历史编纂学中,司马迁创纪传体,此后”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1]。“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2]这种体裁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君主为中心来组织材料编写史书,即将一代代君主在位期间按年月的顺序编写成“本纪”．其他相对次要的人物则列入“世家”或“列传”。关于“本纪”,《史记正义》云：“本者,系其本…     

梁启超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实践

梁启超在建构具有近代特色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关于历史编纂理论的认知和思考、传统史书体裁的评价和改造等方面展示了卓越的史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他的一些论述和思考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的演进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章太炎“新四书”的建构及其晚年的国学观

章太炎晚年提出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组成“新四书”,作为“十三经”之总持、国学之统宗。“新四书”体系的建构,意味着打破程朱理学的“四书”体系,回归于原始儒学,并对阳明心学有部分认同。之所以反对程朱的“四书”,是因为《中庸》《论语》《孟子》三书包含了“性天”之类“超人格”言论,与西学影响下现代哲学、史学、科学相近,而与原始儒学的“修己治人之道”有所不符,故而必须被取代。章太炎作为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代表,他的新“四书”体系及其晚年的国学观,对于当下重新思考儒学或国学的承继仍有其参考意义。     

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

考察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前提和基础是认知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史。上世纪海内外层出不穷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多半集中于陈述自古及近的史部著作和历史作者,内容或博或约,见解或异或同,不乏引人注目的佳制。由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资源异常丰富,略换角度,便可有异见或另说。本文作者正在主持撰写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着重探究传统史学在编纂形态方面的终始过程和多元形态,注意历史本身蕴涵的史学议题与时代思潮的相关度。本文即择取撰写过程中间进行再考察的若干历史疑问,按十八世纪以前的时空进程,略作点面交集的扫描式的历史陈述。     

改造旧史与编纂新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之学术旨趣

金毓黻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可以视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此书甫一出版,各种褒贬之词纷至沓来,影响及于今日。赞誉者将其称为"第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史学史的著述",批评者指责此书不明"史学之义",甚至还有学人据此质疑史学史的学科价值。回溯金毓黻的学术脉络,他以记注与撰述来区分史料、史著,认定中国旧史皆为撰写新通史的材料。这种学术理念与当时整理国故运动一脉相承,决定了《中国史学史》的写法、取材及其旨趣。整理旧史,以考据学的方法考辨史籍、估量其史料价值与史体演变,以为编撰新史的借鉴。金毓黻所撰《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实践着他改造旧史、编纂新史的探索。考察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的来龙去脉及其学术反响,可以彰显民国学术发展的多元路径,为突破分科治学的局限提供参考。     

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研究的新成就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理论领域的贡献,主要反映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阐述了人们所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社会形态理论、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等问题的讨论,历来为史学界所重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历史理论的观点和著作已经成为宝贵的史学遗产,对于阐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综述

第三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是世纪之交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的盛会。会上 ,代表们就 2 0世纪中国史学回顾、2 1世纪中国史学走向、历史学的定位及功能等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 ,精彩纷呈。与会学者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等领域的一些专门问题上也发表了饱含深邃智慧的见解。     

论王充的史学功能观

王充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史学的功能有自己的见解,认识到史学对社会、国家、人生修养等都有重要作用。他不仅提出了对《春秋》褒贬功能的看法,认识到史学的主要功用在于“载人之行,传人之名”,达到“惩恶劝善”,提出撰写史书要如实记载;而且认识到发挥这一功用必须注意方式方法;还说明了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强调史学要有益于国,可补于化。这些理论成就对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和当代价值

《尚书》历史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实用理性主义的"王道"史观。发端于《尚书》的实用理性、"民本"、崇尚和平的历史思想是中国历史思想最重要的母题之一,以《尚书》为原点,中国的史学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且成长为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中国史学。《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可以从中国传统历史思想和整个传统文化两个维度去探讨。《尚书》是中国文化的元典,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原初"密码"和基本价值观念,而历史思想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对复兴民族文化、促进国家统一和建设和谐世界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作为中国史书之祖,《尚书》中的历史思想也对于在新形势下融会中西历史思想的精华,铸成更有真理性的历史思想体系,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论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的史学批评

朱谦之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其史学生涯中,大量运用了史学批评,他以史学批评的方式建构了自己的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论。与同时代其他人的史学批评相比,朱谦之史学批评更多地关注了西方学人及其历史哲学。其史学评论是在宏大架构之下展开的,不同于传统批评方法,突出了对史学现象、史学观念及史学思想的评论,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史料与史观并重,是其史学批评的重要学术标准,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五四时期新历史考证学的实绩和特点

新历史考证学在五四时期开始兴起。在新史料与新方法的支持下,古史考证率先取得了重要成果。新历史考证学在民族史、宗教史、历史地理学、科学史等研究领域均有明显进展。新历史考证学表现出了诸多新特点,其实绩为20世纪新史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应当被视为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浅论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重要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的社会革命密切相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学研究,帮助人们正确了解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澄清了许多混乱的认识,坚定了人们继续革命的信念,也显示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不断总结其在理论与史实结合上出现的缺点和不足,开始对历史学的学术性与科学性予以更多的重视,不断加强和完善着自己的学术内涵和科学体系。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