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梵志诗校辑》序

一《王梵志诗校辑》依据敦煌遗书二十七种不同的写本,以及散见于唐宋诗话、笔记小说内王梵志佚诗,经过点校、考释,整编成王梵志诗的全集,对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来说,总算是离开了古董身份,公诸于世了。像这样系统地从敦煌遗书整编出诗人的全集,在敦煌学研究范围内还是不多见的。一九○○年,敦煌藏经洞发现近千年前各阶层人士手写的、总数达万件以上的汉文卷册,它们且多正、背两面兼写,举世命名为‘敦煌遗书’,这是我国极其珍贵的文化宝藏。其中除大量宗教经典及与宗教有关的各种文字外,余则属于民间和     

敦煌一卷本《王梵志诗》儒释相谐的教化特点论析

敦煌所出一卷本《王梵志诗》共12个写卷,存诗92首.这些诗歌不同于其他卷《王梵志诗》,其诗皆采用格言形式,为五言四句,语言通俗,内容浅显易懂,偏重于对世人生活节仪、处世之法的训导,所以有学者将其归入教诲诗.一卷本《王梵志诗》也是反映敦煌民间教育的代表之作,具有俗世治家教育、佛家训化劝诫等方面的教化功能.其中72首诗歌强调对子女进行孝道、勤学以及个人修德教育的重要,重视手足之情的培养以及家长的榜样作用,这些内容符合儒家教育思想,是其教化功能的核心所在.另20首诗歌采用佛教格言劝导世人,这和唐代佛教的繁荣及世俗化有关系.通过一卷本《王梵志诗》可以管窥敦煌唐五代时期民间教育“儒释相谐”的特点.     

论王梵志诗的艺术性

在敦煌宝窟中发现的大量敦煌俗文学作品里，王梵志五言白话诗有着特殊的艺术魅力。由于它已久组文坛，自1900年重新发现至今，学者们将全副精力放在王梵志诗的考证、校录、注解、辨伪、字斟、句酌上。而对于这个在中国白话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的民间诗人的作品在文本上的意义与价值，却研究甚少，几乎是空白。其实，诚如任半塘先生在给张锡厚教授《王梵志诗校辑·序》中说：“若认真评价王梵志诗，实大奇特，全用五言，而翻腾转折，深刺浅喻多出人意外，其民间气息之浓，言外韵味之厚，使读者不由不跟着他歌哭笑怒，不能自持。”此言是颇有见…     

唐代敦煌佚名氏诗散论——《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研究之一

<正>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以下简称《残卷》)是被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劫走的写卷之一,藏于巴黎图书馆,编号为伯2555。解放前,王重民先生从那里全部录出,进行了一些整理,惜未最后定稿。在此基础上,前些年又由舒学同志参照北京图书馆所藏照片进行了校对整理,发表在《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上。去年收入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全唐诗外编》一书。 《残卷》共存唐代两位诗人的诗七十二首。本文仅对其中一位敦煌佚名氏的五十九首诗所反映的作者身世及思想情感和社会现实、地理风物等进行一些研究讨论,谨向专家和同志们求教。     

苏藏敦煌写本 王梵志诗补正

目前,国内外敦煌学界对王梵志诗的研究,大都限于伯希和、斯坦因劫藏的二十多种敦煌写本王梵志诗,至于沙俄时代劫藏的敦煌遗书内王梵志诗的情况,一直毫无所闻。及至一九六三年莫斯科出版《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以下简称《解说目录》)第一册问世以后,才向外界透露劫藏敦煌遗书的内幕,其中恰恰包括苏一四五六敦煌写本王梵志诗,卷末题有“大历六年五月日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它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王梵志诗写本,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学文献价值。但是,这样珍贵的唐人写本怎么会变成苏联亚洲民族研究所的“敦煌特藏”呢?     

《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铣牒》跋

一敦煌出土的文书中有许多珍贵的于阗史料。这些有关于阗的史料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于阗语写的各种文书。在整理和研究于阗语文书方面,贝利(H.W.Bailey)做了奠基的工作。德莱斯顿(M.J.Dresden)编有《于阗塞语写本草目》(1),我们以这份目录的部分内容为基础,编纂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于阗语写卷目录初稿》,将刊于《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另一部分是敦煌汉、藏文写本中有关于阗     

《何光岳诗文集》面世

著名历史学家何光岳将数十年积累的诗文整理成《何光岳诗文集》,共四卷,280万字,最近已公开面世。《何光岳诗文集》共设13辑,即诗辑、联辑、记辑、序辑、姓氏辑、史论辑、三湘人事辑、戏辑、己事辑、墙报信词辑、赠诗联文辑、交友辑、评论辑。诗辑中收诗词240余首,联辑收对联180余副;诗联写作,     

抉精发微 盛文生辉——解放以来全国敦煌语言学研究述评

我国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开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罗振玉《敦煌零拾》(1924年)、刘复《敦煌掇琐》(1925年)、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许国霖《敦煌杂录》(1936年)等率先辑录、整理韵书、变文、曲词、诗歌等敦煌残卷佚篇。王国维、刘师培、缪荃孙、陈垣、郑振铎、向达、王重民等又陆续撰写题跋、考镜源流、积极评介敦煌语言文学作品,为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打下坚实有力的基础。 全国解放以后,敦煌语言文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先后出版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1950年)、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任二北《敦煌曲校录》(1955年),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1955年)、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1957年)、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年)等,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经过“文化革命”的十年停顿之后,从1979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辑误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在文字录校上尚存疏误错讹。有未据重出互见诗校补文字者,有曲解诗意,臆录误校者;有避难就易,滥施空围者;有照录失校,以误传误者;更有臆录者。     

敦煌写卷《老子》研究综述

自1909年前贤开始研究敦煌文献以来,敦煌学已走过近百年的学术历程。本文对1909年至今有关敦煌写卷《老子》的研究成果主要从编目、整理与校勘、综合研究三个方面进行全面整理与介绍。     

刚肠侠诗话刘叉

刘叉,这是一位很少被人论及的唐代诗人。据《直斋书录题解》著录他有诗二卷。现存刘叉诗仅27首,《全唐诗》收辑为一卷,另在《续补遗》中又辑得《落叶》一首。据刘叉自云:“生涩有百篇”(《答孟东野》),那么,至少应在百首以上。     

卢谌、刘琨赠答诗考辨

<正> 逯钦立先生辑校的《全晋诗》卷十二收录卢谌诗十题,其中与刘琨有关的赠答诗共三题:即《赠刘琨诗》二十章(四言)、《重赠刘琨诗》(五言)、《答刘琨诗》(五言)。其中《重赠刘琨诗》,非卢谌所作,应是刘琨的作品,根据如下: 此诗最早见载于《艺文类聚》卷三十一,1965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艺文类聚》,在《重赠刘琨诗》下加了一段按语: 按本诗系刘琨下,则题不当云》重赠刘琨》,疑当作《重赠卢谌》,此有讹误。冯惟讷《晋诗纪》迳改作卢谌诗。然按诗义,乃刘答卢诗。疑非。     

敦煌遗书S.4400《敦煌王曹镇宅疏》新校并跋

敦煌写卷Ｓ．４４００正面所写《敦煌王曹镇宅疏》，是宋初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敦煌王曹延禄因居宅之“百尺池畔，有地孔穴自生”而恐惧有灾祸生于宅内所举行的斋醮仪式上所用的文字，写卷缺题。对于该文，前人曾做过校录，其中主要的有：刘铭恕《斯坦...     

谈敦煌唐人诗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文物编辑委员会编的《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上,发表了舒学先生根据王重民先生录出的伯二五五五卷子,校对和整理出了《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这一残卷的发表,有利于我们对它展开研究与探讨,是一件大好事。《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共收入七十二首诗,其中无名氏作品有五十九首,有名氏(马云奇诗)作品只有十三首,只占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根据民间文学无名性的特征,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基本上是民间文学性质的作品,理所当然应该属于敦煌民间文学的范畴之内。再对照残卷原照片来看,原卷没有刻意修改的痕迹,看不出这些诗便是诗人的手稿,而是由第三     

日藏《毛诗诂训传·唐风》残卷研究

《毛诗诂训传·唐风》残卷,为初唐写本、奈良朝钞本,现藏日本东洋文库.今存113行,大小字约2200字.所存内容为《毛诗唐风》中的《蟋蟀》、《山有枢》、《扬之水》、《椒聊》、《绸缪》、《杕杜》、《羔裘》、《鸨羽》八首诗及《毛传》与《郑笺》.本文在详细介绍此写卷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试以该卷为底本,取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四部丛刊本《毛诗》及敦煌本《诗经》进行校读.以期对该写卷的价值,特别是对诗经研究的价值作出更为准确的评估.     

唐人殷济诗录考

唐人殷济诗录考邵文实敦煌Ｐ３８１２号卷子是一卷重要的唐人诗集，保存有不少《全唐诗》所不载的唐代诗人的佚诗。其中一名叫殷济的诗人的十三首诗歌尤其引人注目：它们不但自成一体，而且准确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状况。这些诗虽曾收入陈尚君先生所辑《全唐诗续抬》（...     

略论敦煌写本《季布诗咏》——解答王重民先生的疑问

在敦煌写本中,伯三六四五、斯一一五六两个写本同是《季布诗咏》,全篇都是七言韵文叙事诗体。斯一一五六还有尾题: 季布一卷天福四年四日记据此可知,它仅是“一卷”只有五十二句短小的“押座文”或“缘起”之类专供艺人说唱的民间词文。天福四年系公元939年,这两个写本抄于五代时期。对于这一篇《季布诗咏》的内容,学术界是有疑问的,当年王重民先生校录此文于《敦     

《题菊花》等三首诗是黄巢写的吗?——兼谈对“冲天”的理解

清代康熙年间辑集的《御定全唐诗》九百卷中,收录有相传为黄巢写作的《题菊花》、《不第后赋菊》、《自题像》诗三首(见《全唐诗》今本第733卷),此后,不少的唐诗选本乃至中国文学史沿袭了这一看法。“四人帮”利用评《水浒》,大搞阴谋文艺和影射史学,曾抬出所谓黄巢的《不第后赋菊》诗当棍子,说什么:“唐末著名农民领袖黄巢写过一首冲天(菊花)诗,而宋江的江州‘反诗’中,曾有“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句子(见《水浒传》三十九回)……”。并说:“宋江在菊花会上唱的调子(见《水浒传》七十一回)     

《全本新注聊斋志异》版本整理的复案和思考——兼议影印抄本《异史》

<正> 1962年张友鹤先生辑校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简称“三会本”)问世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旧抄本,如齐鲁书社1981年1月影印的二十四卷抄本、山东省博物馆馆藏的711号和703号抄本以及最近中国书店影印的《异史》。我们校注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朱其铠、李茂肃、李伯齐、牟通校注)曾采用二十四卷抄本和山东省博物馆本作为主要校本,做了一些整理版本、校勘文字的工作;当时还没有见到《异史》。《异史》出版后,笔者对《全本新注聊斋志异》版本整理,作了一次复案;同时,关于《聊斋志异》的编次问题,也再次引起了一些思考。     

《诗经·卷耳》再认识——上博简《诗论》第29简的一个启示

上博简《诗论》第29简的简文谓:"《?(卷)而(耳)》,不智(知)人。"知人"是孔子师徒的一个重要政治命题,目的在于知人善任,使贤者为官。简文之义启发我们重新认识《左传》及汉儒的相关论析,其所论《卷耳》诗旨在于写后妃助君主求贤审官,是符合被编定的《诗.周南.卷耳》篇的意蕴的。《卷耳》篇和其他不少《国风》之诗一样,都是王朝遒人"采诗"之后由专门的王朝职官予以整理加工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原创之诗与整编之诗的不同,乃是造成《卷耳》篇歧义迭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