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畴、现象学还原与被给予性

在描述心理学中,范畴的直观被给予性奠基于代现性内容的实项的被给予性.但是,由于质料的综合先天无法突入一种只能依赖最低种差才能被确定,而自身却无法就其自身被描述的“感性”内容的融合,现象学认识论因而只能被封闭在种属关联中.借助区域本质学对质料的综合先天的根本突破,胡塞尔不仅彻底扬弃了这种封闭性以及融合内容的不可知性,从而为现象学还原提供了先天的根据和事态基础,而且也向我们揭示了一种在事态层次上与实项被给予性具有根本差异的原初的自身被给予性.     

论笛卡尔在德国现象学中的处境以及马里翁的不满

马里翁在其中文首发的文章中直面笛卡尔在德国现象学中的处境并首次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马里翁穿梭于笛卡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文本中,整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批评,重估笛卡尔在现象学中的处境,为笛卡尔辩护,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展开反批评,其目的至少在于证明,现象学的某些基本操作不过是笛卡尔的某些环节的重复而已。但是,面对还原、现象性和意向性这三个在马里翁看来现象学和笛卡尔哲学所共有的基本操作或关键环节,我们的文本证据和学理分析表明,尽管笛卡尔对现象学的贡献在以前确实被低估了,但马里翁的辩护工作总体上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笛卡尔那里,还原不稳定,现象性不全面,意向性尚未出现。     

海德格尔对自由问题的四种论述

对自由的考察贯穿于海德格尔哲学运思的始终.在海德格尔那里,自由起初被揭示为此在向世界的超越,并显明自身为源始的根据.随着存在之思的转向,自由问题相应地由存在之真理来入思,并最终被显示为本有居有中澄明的自由之境.海德格尔的追问呈现出在本质上关联于存在的自由的本然事态,作为本有之居有运作的源始自由乃是与存在、真理相等深的"原事件",形而上学的自发性自由概念即奠基于此.     

儒家心学的奠基问题

本文通过对以孟子、王阳明为代表的儒家心学和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的比较研究 ,探索儒家哲学在现代阐释中的重建之路。儒家心学与胡塞尔意识现象学在致思进路上是高度一致的 ,但这种先验进路却面临着巨大的理论困难 ;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虽然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 ,但其思路却可以为解决上述困难提供借鉴。通过基础存在论的奠基 ,儒家心学的先验现象学建构得以成立。     

"对象性"与"超越性":马克思实践观与海德格尔真理论比较研究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的理论,在方法论上暗含着后来由胡塞尔阐发的"意向性"思想;海德格尔由"意向性"到"超越性",实现了从先验现象学到解释学现象学的发展,其真理观也达到了胡塞尔真理观不曾到达的高度;马克思的"实践"是海德格尔的"此在"实现"超越"的坚实基础,而海德格尔的"超越性"思想则客观上进一步深化、推进了马克思的"对象性"观点.     

胡塞尔早期现象学中的内感知与反思

相比自然思维,现象学反思是一种再造性的后一思;相比内感知,它具有非设定和非现时化的特征.除了这些对反思行为自身的界定之外,现象学的实事一般还要求这种反思具有一种原本性、揭示性和时间性的特征.而在现象学反思中,现时性的内感知最终为自身关涉的内意识所取代.     

出离存在--列维纳斯的现象学初论

与德国现象学相比较,法国现象学中有一种从本质到实存的转变。作为法国现象学的始作俑者,列维纳斯所带进的本来就是海德格尔式的胡塞尔现象学,但在列维纳斯本人这里有一个出离胡塞尔的意向性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历程。从《论逃离》到《从存在到存在者》,列维纳斯始终是在现象学和存在论的内部进行着反叛。当他要出离存在并重见胡塞尔的现象学阳光时,出现的却是列维纳斯本人的现象学世界。     

“对象性”与“超越性”：马克思实践观与海德格尔真理论比较研究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的理论，在方法论上暗含着后来由胡塞尔阐发的“意向性”思想；海德格尔由“意向性”到“超越性”，实现了从先验现象学到解释学现象学的发展，其真理观也达到了胡塞尔真理观不曾到达的高度；马克思的“实践”是海德格尔的“此在”实现“超越”的坚实基础，而海德格尔的“超越性”思想则客观上进一步深化、推进了马克思的“对象性”观点。     

论庄子工夫论的现象学意蕴

现象学精神的精髓是"面向实事本身",庄子工夫论所体现的精神与现象学的精神有深刻的契合之处。胡塞尔现象学理论集中体现为现象学精神的"现象学还原"、"现象学直观"与"意向性"理论,有利于揭示庄子工夫论的现象学意蕴。     

“显现”概念的现象学位移：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阿伦特

“显现”概念是胡塞尔、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现象学最直接的交汇点,他们都将“现象”的原初意义理解为“自身显现”,这既体现了三者在“回到事实本身”问题上的一脉相承性,也彰显了现象学理论谱系的相互关联性。但他们对显现内容的理解却存在重大差别,这种差别又充分体现了他们各自理论的自足性。胡塞尔强调“纯粹意识”之显现,将“什么存在”的形而上学问题转换为“如何显现”的现象学问题,开创了现象学的哥白尼式革命;海德格尔强调“存在者自身之显现”,将“现象”从意识领域拓展至整个存在者领域,实现了现象学的存在论转向;而阿伦特则强调“人之复多性的显现”,揭示了现象学所隐含的公共维度,实现了现象学的政治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