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化的文本对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观念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列象是作为历史与文化的文学文本,而文化批评的理论平台却是文化、历史与文本的对话关系。针对当前学术界在历史与文化关系问题上的概念性纠缠和阐释性迷惘,本文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构想出发,对历史与文本、文化与文本、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对话关系分别展开探讨,指出新历史主义在泛文化形态的文学批评中提倡的是历史与文化在文本层次的对话,而在文化批评理念中实现的是历史阐释性回归和文化主体性重建的学术理想。     

新历史主义诗学与新历史主义小说

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精神有一定的相似性,体现在历史真实的个人化书写、历史必然性的质疑、大写历史的小写化、边缘历史抵抗主流历史等方面。但是,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没有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复杂的理论渊源和真正的滋生土壤,因而,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对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嫁接”的同时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异”。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是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和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相作用的结果。     

作为一种批评话语的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批评话语,认为历史与文学具有同质性,具有＂文化诗学＂的特征,都是想象性的修辞。在＂元历史＂的理论下,没有本质化的历史,文学关于历史的叙述可以有多种,从而否定了庸俗社会学批评的文本实证式阅读。同时,新历史主义坚持文本的＂对话性＂,强调任何一种文学话语都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由此对形式主义的政治冷漠姿态突围。但新历史主义由于其坚持的边缘性及历史的相对论,也显示了自身的理论局限。     

新历史主义的元历史叙事

新历史主义的兴起具有重要的历史转向意味,它以某种形式的历史意识回归,表达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显然无法彻底切割其与社会历史复杂的关系,被视为代表了历史研究由分析哲学方法转向为思辨哲学方法的新趋势。新历史主义尝试重建元历史的叙事维度,认为历史总是存在于历史文本之中,叙事始终是历史文本生成的主导模式也是历史书写的主要方法。新历史主义叙事在文化上意味着回归历史语境的文化真实、体现一种当代历史精神、建立起文学与历史异质同构的互文式叙事文本。     

新历史主义作家历史意识论

“新历史主义”是当代文学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高峰,但其作家群体表现出来的历史意识与当代文学其它的历史题材创作有明显的不同。本文从历史真实观、历史资源、未来观以及人物形象塑造等四个方面,探讨了“新历史主义”作家的历史意识。     

历史与文学——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之“新”是相对于旧历史主义而言的 ,后者把文学看成是对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 ,新历史主义者则看到了历史的文本性和其中的虚构成分 ,把历史话语中的真实限制在一定的观念构造之中。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挪用策略及其表现形式

作为新历史主义的一种理论和实践,"挪用"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挪用"这一理论术语使得历史现实与文学文本诸要素之间的社会能量的流通得到了理论上的说明和肯定,在文学的意义生成、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关系、传统与创新问题等方面极大地丰富着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挪用"文本没有停留在对前文本的简单移植上,而是重新阐释、建构和改写,从而实现了意义的增值,也使其与模仿、抄袭形成了区别。     

新历史主义与语言论转向和历史转向

新历史主义是在语言论转向“之上”和“之后”的历史转向 ,它表现为对语言论转向思想成果的积极汲取而非单纯背离 ;同时 ,在人文社会学科普遍的历史转向中 ,新历史主义有其关注的特殊转换层面 ,在这些层面上 ,新历史主义从传统历史主义的转离与向它的转向同时发生。因此 ,对语言论的文本性和历史主义的历史性来说 ,新历史主义具有双重意义 ,其历史转向是转向中的背离和背离中的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说 ,对新历史主义与语言论转向和历史转向之间复杂关系的历史化描述 ,就直接变成对新历史主义本质特征的揭示。     

新历史主义批评

新历史主义批评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施一种综合性的解读,将被形式主义与旧历史主义所颠倒的传统重新颠倒过来,把文学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从而使历史意识的恢复成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本文将从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产生背景、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特征和新历史主义批评在操作中的方法特征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新什么历史,而且主义——新历史主义小说流变论

从80年代中期直到当下,新历史主义小说从诞生、命名,到发展壮大并形成成熟的"历史诗学"、"文化诗学",在20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经典性的文本,成为新时期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探索与命名"阶段(1986-1992),第二阶段是"成熟与完善"阶段(1993-2000),第三阶段是"深化与转型"阶段(2001-)。新历史主义小说三个发展阶段的不同思想形态与艺术价值取向,规范着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及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新历史主义视阈下的莫里森小说诗学

在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关照下,以“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为阐释维度,从文本建构的历史前文本、叙事的历史语境和历史书写与文学想象的诗意结合三个方面来看,莫里森小说诗学的目的是颠覆被白人扭曲的黑人历史,重构黑人历史,恢复本真的黑人历史,言说“不能言说的东西”,思考黑人民族的生存困境,探索本民族的出路和发展.     

新历史主义与新时期影视

新历史主义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新历史主义对西方、乃至中国影视文本的影响是普遍的。新历史主义特征的影视常常将古代生存的丰富性简化为一个个亦喜亦乐的情节化故事,将历史上多元的权力关系简化为一次次爱情的游戏,将无情的历史真实简化为善恶分明的道德寓言,企图调和空间距离与时间进程的分离,为观众制造一个又一个的狂欢场景,从而满足他们实现社会认同或本能欲望的白日梦。20世纪90年代之后,许多学者对西方新历史主义对中国新时期影视的影响表现了一定的担忧。其实,尽管新历史主义影视编导采用了游戏历史和消费历史的策略,使时间与空间产生了错乱,但我们在评价此类影视文本时,仍然要有历史尺度:我们在欣赏此类影视时,应考察它们是否能将历史进行重现,并以历史主人翁的身份回顾历史和改造现实。     

艰难的救赎——《米》的新历史主义意蕴

20世纪90年代新历史叙事风格的小说突破了正史或者追求正史风格的传记式文学作品,在新的探索中走向与此对立的个人记忆,并通过文本介入个人经验的想象从而与历史接轨。在《米》中,苏童以对历史边缘人物的洞察,颠覆了20世纪理性主义衍生出来的历史观,或者说对人的欲望本能的发现补充了阶级论的历史观,描述了边缘人生存的困境和人在历史中的生存恐惧和绝望。     

《白鹿原》史诗性与民族历史主义

发端于 2 0世纪 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的思潮 ,就是对占主流地位的革命历史主义所进行的反拨和矫正。《白鹿原》普遍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的扛鼎之作 ,但其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新儒学特征 ,决定了其与以“消解崇高”和“虚妄历史”为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有很大的疏离 ,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历史小说。正是这个民族历史主义特征使之跃上了史诗的层面。     

关于文学新历史主义的思考

20世纪的西方文艺思想界是多元的格局,就整个情况看是开放的。但在这种多元开放的整体局面里,每一种理论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我封闭性,新历史主义的提出,正是对这种局面的一种反思。新历史主义的内在意图:一方面是要打通文本与其所处的文化—历史语境之间的通道;另一方面又是对上世纪末西方世界的各种文艺学说进行调停,与此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理论和批评范式。尽管新历史主义自身的力量还不充分,但它却给人们提出了十分有价值的思考。     

在"文化诗学"与"历史诗学"之间--新历史主义的命名危机与方法论困惑

新历史主义的诗学探索和批评实践是我们建立文化诗学的借镜.但这个流派至今存在着不为国内批评界所重视的命名危机和方法困惑.它先后拥有"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等标签,理论家在对其归类上面临危机.本文通过对其不同称谓的追根溯源和释名彰义,阐明不同标签间的关系,揭示处于其命名危机深处的方法论层面上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的高度紧张,指出与共时方法相应的"文化诗学"和与历时方法相应的"历史诗学"是其观点的两个可以相互补充的方面,并主张尝试建立"历史文化诗学",以保证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完整性与涵盖性.     

新历史主义叙事下的新世纪初文学

20世纪90年代,新历史主义被正式引入我国。随后经过短暂的高潮期,步入缓慢发展期,而随着新世纪文学时代的到来,新历史主义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文章在对新历史主义的元历史理论作出基本的概念阐述基础上,对新历史主义叙事下的新世纪初文学呈现的新特征和新历史主义叙事未来的发展作了相关的阐述。     

从《哈姆雷特》看新历史主义的协合观

新历史主义把创作主体的活动概括为协合 ,并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由此来观照《哈姆雷特》 ,可发现莎士比亚在创作中典型地体现了新历史主义的协合观。     

“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小说”辨

本文试图通过“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梳理辨析 ,说明当代文学批评中“新历史小说”这一概念的流变过程 ,指出当代批评中有关“新历史主义”的一些误会 ,并着重分析了“新历史小说”这一提法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