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国公主铜印的发现和初步研究

监国公主铜印为正方形,边长11厘米,通纽高6.3厘米,厚约1厘米,重2.8斤,黄铜质。印背面有台级一层,纽作长方形,其顶端刻一“上”字,下凿刻一“王”字。印文为阳刻篆体九叠文、三行十四字,为“监国公主行宣差河北都总管之印”(见图)。印的正中有畏兀儿蒙文两行,体式很特别、古朴,字体已漫漶不清,经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亦邻真付教授考定,可能为“总管之印”之意。     

释“鬼梦”

卜辞常见“鬼梦”中的“鬼”如同《周礼》里的“占梦”；“多鬼梦”就是诸多“占梦”作梦。在甲骨文中，“鬼”的专职乃是为占吉凶而作梦。后世的“鬼”指巫觋所见的鬼魂，是卜辞“鬼”的引申义。因“鬼”能见常人之所不能见，故其所见就是神示之兆。卜辞以“占梦”称“鬼”，而梦字又不从“鬼”，是因为“鬼”戴四目头乃是其“赠”祭以逐恶梦之形象，行其“占梦”职而睡乡觅梦之时却必得除去四目面具，故“梦”字形中之“占梦”并不象四目之“鬼”     

《老子》的伦理思想浅论

在《老子》书中,“德”是仅次于“道”的重要范畴。“德”的概念亦较复杂,它至少包含两层志思:一是指由“道”赋予事物的自然本性。五十一章曰:“道之生,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这里所谓“德畜之”的“德”,乃是万物生长发展的内在根据。因此《管子·心术上》对“德”作了这样的解释:“德者,得也。得也者,谓其所得以然也。”可贝,“德”乃是万物所得于“道”     

梁启超“民族主义”历史教育观的一点启示

对于中国传统史家来说,历史的研究和撰述是让君臣“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也是为士君子的安身立命济世成功提供指导和教益的。在这个意义上,史学乃是以历史教育养成士君子和君臣的学问,史学之“学”既有研究撰述之义,又     

略论王符的民本思想

王符,东汉中后期的进步思想家。在他所著的《潜夫论》一书中,民本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对王符的民本思想作以初步探讨: 一、“民为国基”和“君臣法令之功效于民”的基本理论 王符的民本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他说:“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潜夫论·遏利》,下引此书只注篇名)“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本政》)。乍看起来,这些言论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究其实质,乃是假天之威强调统治者必须按     

“岛夷”称号与北朝华夷观的变迁

《魏书》中的“岛夷”之号,与南朝史书中“索虏”之号的来源、性质皆不相同,“岛夷传”乃是魏收所创立的史传叙事模式。北魏对南朝的实际称谓并不是“岛夷”,而是使用指称地理位置的江南或代表僭伪涵义的“伪齐”“伪梁”等名号。由纯粹指斥僭伪的称谓发展到包涵华夷之辨的“岛夷”称号,直接起因是侯景之乱导致南方政权急剧衰败,同时以华夷之辨为魏齐禅代制造正统依据。“岛夷”号的出现,乃是魏齐之际华夷观念变革的标志。华夷观变革的基本方向是从十六国北魏以胡汉族群区隔为标准,到《魏书》撰作的时代由地理层面的“土风之殊”而引申为文化层面的“华夷之隔”。     

说“名节”

儒家所谓“名”,从根本上说 ,乃是对基于分工的人文秩序的确认与描述。不同的“名”相应于不同的权利与义务 ,这即所谓“分”。只有获得一定的“名”,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这既是社会的现实 ,也是保障文化秩序的稳定性的必要条件。基于这样的思路 ,儒家反对道家的无名观念 ,强调“正名”,让社会成员以与自己身份地位相称的方式立言行事 ,所谓“名不正 ,则言不顺”(《论语·子路》)。荀子就此论证道 :“异形离心交喻 ,异物名实玄纽 ,贵贱不明 ,同异不别。如是 ,则志必有不喻之患 ,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 ,上以明贵贱 ,…     

水:老子“道”论的本喻

道是中国哲学最基本最深刻的理论范畴 ,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而水作为万物本原的思想也由来已久 ,贯穿中国哲学思想的始终 ,成为中国哲学思维发展的脉络和根基 ,其所具有的本根含义也是显而易见的。以水喻道 ,通过对“水”本根思想的提升来论述老子道论的本体内涵 ,以“水”之本原论及“道”之本体、“水”之本性论及“道”之本质、“水”之属性论及“道”之属性、“水”之万象论及“道”之迹行 ,突出体现道乃是万物本根的思想 ,以及道之自然无为的本质以及谦下不争、柔弱任物的属性和周行不殆、循环往复的规律。     

论古今视域转换下的“人禽之辨”——理解现代人性危机的一个新视点

探讨人性问题往往离不开“人禽之辨”。“人禽之辨”的古今视域有根本不同,古人在理解人性时格外强调“人禽之别”,而今人则多持“人兽之共性”。古人的世界观中始终有一超越维度（天道、圣神等）,人性主要不是经验自然意义上的认知—理论对象,而是高于一般动物性、希求形上超越的道德—实践存在。“人禽之辨”绝非仅是经验事实之辨,而更多的是存在价值之辨。今人则深受启蒙实证主义的强烈影响,经验之实证乃是现代理性所委任的唯一法庭;“人禽之辨”仅在前一种意义上合法,而后者（存在价值之辨）却日益淹没于一片“反形而上学”呼声中。没有了终极目的与价值指引,人性非但无法超出动物性以向上提升,反有降至动物性水平甚而更低的危险。现代人性的普遍平庸及其与道德应然的根本分裂乃是今日“人与兽趋同”的必然结局。     

《老子》哲学的主体性原则

《老子》哲学以“道”为最高范畴,“道”的本质内涵则为“自然”,是为“道法自然”;而“自然”乃是自本、自根、自主、自成、自由之义,深蕴主体性思想的义理。由于“道法自然”的命题最终归结为“人法自然”,故“自然”的理念实为《老子》哲学的主体性价值原则,透露出对人之主体性的重视与强调。     

儒法之争再研究

儒、法之争再研究段渝不论就历史作用还是社会影响来看，儒、法两家都是互有短长，各存优劣的。从历史上说，固然汉初法家蒙秦灭之恶名，隐而不显，但“汉承秦制，循而未改”，乃是不可置辩的事实；而汉武帝援法入儒，虽“独尊儒术”，却是“汉家自有制度，本霸（法家）、...     

呂后“王諸呂”值得肯定嗎?

在封建社会的国家体制上,是实行郡县制,还是实行分封制?是维护中央集权制,还是搞分裂割据?一直是封建社会中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西周奴隶制国家,表面上是统一的,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但由于实行世卿世禄的分封制,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新兴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法家,在废除奴隶制的分封制的过程中,创建了郡县制。地方官吏由中央政府委派,不享有世卿世禄的特权,可以随时撤换、调离、迁任。这是防止分裂割据,巩固中央集权制的一种有效的政权形式。从秦始皇开始,“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乃是“势之所趋” (王夫之:《论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因此,大多数法家人物都是颂扬郡县制的。     

论北魏正平元年事变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延五年(公元439年)以太子拓跋晃为监国,授其以执政权力和皇位继承权力,但结果却导致了一场父子相残的悲剧——正平元年事变. 一、正平元年事变的真相关于正平元年(公元451年)事变,《魏书》卷九十四《宗爱传》中有记载,日:“恭宗(拓跋晃)之监国也,每事精察,爱天性险暴,行多非法,恭宗每衔之.给事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东宫,微为权势,世祖颇闻之.二人与爱并不睦.为俱道盛等案其事,遂构造其罪.诏斩道盛于都街.时世祖震怒,恭宗遂以忧薨.”《北史》卷九十二《恩幸·宗爱传》所载与《魏书》同.而《宋书》卷九十五《索     

历史化的道德和道德化的历史——陈亮、朱熹历史哲学比较

南宋陈亮和朱熹以书信往来互相辩难的著名学术争论,并非仅是“义利王霸之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究其实质,乃是历史本位说与道德本位说的冲突矛盾。本文拟从历史之道与天理之道、历史主体与伦理主体、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等方面对这一论争加以分析与评价。     

关于北魏的太子监国制度

北魏明元帝与太武帝时期的太子监国制度，并非为了皇帝亲征所设置，而是皇帝在京师时设置的。明元帝时，皇帝离京出征时开始置留台，为统筹留台而发展为太子一人监国的制度。以往的研究有皇帝统军事，监国掌内政的说法，但在明元帝时期，重大决策交由皇帝裁断，监国也负担一部分军事任务，皇帝则握有内政上的最终决策权。太武帝时期，监国并未被授予军事权，与军事方面有关的镇也由皇帝亲自处理，皇帝与监国职权分明。皇帝的诏经由监国下达到全国各地，可见监国制度运作极为严谨。     

台阁体与明代文人的奴性品格

应制诗,制,据《史记·曲礼下》“士死制”,郑玄注“制,谓君教令,所使为之。”又,《史记·秦皇本纪》：“命为‘制’,令为‘诏’。”顾名思义是应帝王之命而制作的诗,应制文如之,后世有称这类诗文为应制体。提起应制诗,一般学者都认为是专门谄谀帝王、歌功颂德之诗,连权威辞书《辞源》上释“应制”也说是“唐宋人诗文有以应制为标题的,皆是应皇帝之命而作,内容多半是歌功颂德,蹈袭陈言”。我查阅唐宋人应制诗,多数根本就没有歌功颂德,极少数的诗文歌功颂德成分都微乎其微。查《全唐诗》中众多诗人写过应制诗,皆应皇帝之命而…     

杜诗沈评小议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三说:“杜甫《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太长乎?……此亦文章之病也”。《武侯庙柏》诗,即《古柏行》,这两句诗,意在以古柏之高大,来象征孔明人格之高大。但是,既然是“高大”,就不是“细长”,“高大”是古柏的特征,也是孔明人格的特征,     

历史上腐败的典型——弘光帝

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缢死煤山后,明宗室又在南方相继建立起弘光、隆武、鲁王监国及永历等小朝廷,史称南明。本来,弘光、永历均有复国之机,但均因其腐败透顶,上承亡明腐朽老路继续运行,而终致覆亡。在南明腐朽的官僚集团中,弘光帝尤称典型。 弘光帝系明神宗之孙,福恭王常洵之长子,名由崧。甲申(1644年)五月初四日,监国南京,五月十五日即帝位,年号弘光。     

唐代有关徙民的限令与官府所组织的移民

唐皇朝为了有效地控制治下的人民,以保证其赋役征发的来源,通过完整而严密的籍帐制度、“五保”制度将民户牢固地控制起来,并以种种严格的法令条文限制人民的迁移,因而原则上民户的自发迁移乃是非法的行为。只是在法令特定的范围内,可作有条件的迁移。 《大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载唐令有云:“乐住之制,居狭乡者,听其从宽,居远者,听其从近,居轻役之地者,听其从重。”     

对中国哲学表达方式的思考

中西形而上学均以本体之学为核心。西方哲学有“本体实而不显，现象现而不实”之说；中国哲学则认本体实，现象亦实，因而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论，本体与万物并不分离，且情系人生而为一境界。中国哲学之体悟，乃是人生与道同体之方，并非单纯的认知方法，这便是“爱智”与“闻道”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