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金锁记》与《窦娥冤》的互文关系

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题名来源于明代袁于令的传奇戏剧《金锁记》,而传奇戏剧《金锁记》则是对关汉卿《窦娥冤》的改编。张爱玲的"以戏为名"和"借题发挥"透露出其小说与《窦娥冤》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这一互文关系特别地体现在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和叙事结构这三个层面。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悲剧的《窦娥冤》和"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夏志清语)的《金锁记》,二者之间的互文性生动地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演变关联。     

九世纪的中日史志“小说”观念——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著录“小说”为考察核心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共著录"小说"42种,通过对这些"小说"书逐一考查,厘清其著录的正讹,并结合中国正史各《艺文志》与《经籍志》中"小说"著录情况,对先后成书的《隋志》、《见在目》、《旧唐志》、《新唐志》等重要史志的相关著录进行类别的比较,探究日本目录学著作中的"小说"观念与中国史志中"小说"观念的关系。《见在目》体现的"小说"观念,较为贴近《隋志》为代表的唐人小说观念,并以此为标准独立发展,而偏离《新唐志》为代表的析"杂传"入"小说"的宋人"小说"观念。     

《金银岛》:西方人的“东方幻象”

英国19世纪晚期作家罗伯特.斯蒂文森的名作《金银岛》中潜藏着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思维方式。小说中的金银岛与广义的东方现实世界存在客观联系,而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分析批判可以揭示小说中的东方主义文本性态度和东方主义对东方的对象化现象。总之,《金银岛》体现了东方主义"东方化"和"包容"东方的愿望,金银岛及岛上财宝代表着被东方主义扭曲了的东方形象。     

成长的故事——读《厨房》与《挪威的森林》

死亡与救赎是日本当代作家吉本芭娜娜和村上春树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他们的代表作《厨房》与《挪威的森林》成功地塑造了经历了失落、失去,并最终成熟、坚强起来的人物形象。这两篇看似"恋爱小说",但其实均讲述了成长的故事,可以看作"成长小说"。本文在论证了两篇小说之所以可以称作"成长小说"的基础上,得出两篇小说在体现"成长"上的不同表现形式。     

论《水浒传》中的“乌托邦”叙事

"乌托邦"叙事是乌托邦思想对文学创作形成重大影响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乌托邦文化"的源泉,并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水浒传》作为一部最能表现乌托邦思想的小说,它的"乌托邦"叙事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乌托邦观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状况。     

《聊斋志异》中的“诗笔”

《聊斋志异》中大量穿插了诗、词、曲、对联乃至骈文等多种韵文成分,此即宋人所谓的"诗笔",它对表现人物性格、抒发感情、描写环境、渲染气氛等具有丰富的诗化作用,体现了《聊斋志异》作为古代小说的诗性特点。探讨《聊斋志异》中"诗笔"的表现形式及其穿插特点和规律,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大有裨益。     

浅析《此情可待》中“道”的意象特征

《此情可待》是程抱一先生继《天一言》后的又一部力作。小说呈现给读者的是一段摈弃教条、超越欲望的生死爱恋,作家利用对"道"的认知,独具匠心地引入"道"的意象。发掘"道"在小说中所体现的文学内涵,能更深刻地领悟"道之重生"、"爱之重生"的生命境界和文化真谛。     

《三国演义》的“春秋特征”及其成因

《三国演义》一书深受《春秋》的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春秋特征"。《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观念是"春秋大义"的体现;小说中一字而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对历史材料的"笔削"以及"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都明显地受到《春秋》的影响。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与孔子作《春秋》有着相似的创造动机;《春秋》本身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我国古代文学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三国演义》"春秋特征"的形成。     

浅析《老人与海》中“孩子”的作用

<老人与海>中仅在小说开头与结尾出现的孩子形象实际上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与老人桑提亚哥"硬汉"形象及小说"不言败"主旨的表现密切相关,也体现了生存本质、生命价值意义的思考及海明威写作的"冰山"原则.     

“京味”与“京派”的温情与超越——从叶广芩的《去年天气旧亭台》谈起

在"京味"与"京派"的俗雅之间,叶广芩同时驾驭着京味小说的古道热肠与京派小说的恬淡悠远两副笔墨。在近作《去年天气旧亭台》中,她抹去了之前家族叙事中"贵族家庭"的悲哀,将历史的"大叙述"与日常生活的现实交织在一起,凸显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也使得建国后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能够有效接续;贵族性与市井性的有机结合则为民族化与本土化小说的创作实践提供了范例。     

王渔洋的《题辞》与余秋室的佳《序》——谈《聊斋志异》的“独创性原则”

渔洋老人为《聊斋志异》的《题词》,揭示了作品的"总体特征"。百年之后,余秋室之佳《序》,有如《题词》之注脚,全面而深刻的阐释、发挥了《题词》的思想,指出了《聊斋志异》何以"厌作人间语"爱听鬼唱时"。而这一点,作为《聊斋志异》的思想与艺术的"总体特征",正体现着文学的"独创性原则"。     

论《老残游记》《孽海花》并非谴责小说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似乎已成学术界的定论,然而对"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解构恰恰是从鲁迅开始的。鲁迅命名谴责小说时,因为它们与《儒林外史》艺术表现上的密切联系,认为它们没有达到讽刺标准而堕入"谴责小说";然而,《老残游记》《孽海花》都很少使用讽刺技巧,而是以抒情与浪漫著称。从文类上看,《老残游记》是游记体的抒情小说,《孽海花》则是浪漫抒情式的历史小说。将《老残游记》《孽海花》从"谴责小说"中抽离出去,显然代表着一种整体方向上的估价,即不能以讽刺与谴责的眼光来审视《老残游记》《孽海花》,因为那样会偏离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审美特征。     

韩邦庆《太仙漫稿》的“接受”与“创新”美学

韩邦庆的文言短篇小说《太仙漫稿》诸篇,在《海上奇书》中连载,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新的大众接受方式,读者在接受过程的被动与能动昭示了晚清中国小说的接受美学。他的"出新"、"独造"的美学追求,反映为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别样翻新、对传统题材的另类书写,他在世故人情中突破寻常情理塑造女性形象,将致力写实的小说与注重隐喻的寓言融合,在实践中构建了属于韩邦庆的小说美学。     

《金瓶梅》的审美接受分析

《金瓶梅》的文本接受是"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金瓶梅》问世后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排印前,袁宏道、袁中道诸人对于《金瓶梅》的接受情况。这段时间,读者对《金瓶梅》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对作者的各种推测,对小说文本的称赞或毁谤,对小说的批评与棒杀等。自《金瓶梅》出版后,对其文本一直存在着赞扬和贬斥两种倾向,褒之者认为该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世情小说,毁之者则以"淫书"目之。但《金瓶梅》却没有因被贬抑而堙没,而是一直流传不衰,自20世纪初开始形成一门显学。     

《一切皆被照亮》中的“后记忆”与犹太性

美国新生代犹太作家乔纳森·萨福兰·福厄的小说《一切皆被照亮》以一位美国犹太青年作家前往乌克兰寻根的经历为线索,借助魔幻现实主义重构个体层面的家族史和社会层面的犹太集体记忆。通过探讨小说中的"后记忆"与犹太性的关系,该小说体现了新生代犹太作家在后大屠杀时代继承创伤、延续犹太性,并以文学想象表现历史"真相"、照亮未来的不懈努力。     

爱情从“神圣”回归“世俗”——《红字》与《S.》的比较研究

《红字》是19世纪中期美国后期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代表作。《S.》是至今仍活跃在美国文坛的现实主义作家厄普代克的作品。厄普代克明确表示《S.》与《红字》存在着联系,且种种迹象表明《S.》对《红字》进行了戏拟,是后者的续作。本文对以上两部小说做了比较阅读及研究,分析两部小说在爱情主题的内涵上的异同及其意义,并以此为例,探讨了续作与原著之间的关系。     

从“黄粱梦”到“红楼梦”——论《红楼梦》的幻化时空与叙事结构

《红楼梦》中的五个重要梦幻与“黄粱梦”有着深切的历史渊源。“黄梁梦”最早见于《列子》,经过唐传奇、元戏曲、明代拟话本小说和清代笔记小说的发展和演化,形成了独特的幻化时空和哲学内涵。曹雪芹将“黄粱梦”纳入到《红楼梦》的叙事中,在黄粱梦的基础上进行巨大转换,使《红楼梦》形成了独特的幻化时空和天人合一的宏伟结构,这种叙事结构体现着曹雪芹深刻的哲学观。     

《庄子》“志怪”“小说”用意探微

志怪小说在现代是指一种小说文体概念,可在《庄子》中,"志怪"与"小说"并不相关,它们在各自语境中有各自的用意。"志怪"处于论证语境,用意在于求真;"小说"处于比较语境,用意在于凸现"道"境界的高低差异,同时在诸子争鸣中轻贬异说,突出庄学。后人往往在"志怪"与"小说"的虚构共性上曲解其原意,混用"志怪""小说"两个词,最终使之融合成一种小说文体概念——志怪小说。     

实验写作与传统经典的“碰撞” ——《敦亚佐德》的元小说叙事艺术

约翰巴斯的小说《敦亚佐德》聚焦于小说作为人造品的地位,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元小说。元小说是指涉小说自身的小说,关注故事的虚构过程。在元小说中,揭露叙事艺术优先于叙述本身。《敦亚佐德》运用多种后现代主义元小说叙事技巧,重新演绎传统经典《一千零一夜》,主要体现在露迹、戏仿和反向框架,是实验写作与传统经典的“碰撞”。解读小说中的叙事技巧,能够揭示巴斯的后现代创作观,寻找一种可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联的小说形式,体现后现代作家普遍倡导的一种自省意识。     

“诗体小说”《长恨歌》

从"文体"的角度解读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小说三要素即情节、环境、人物刻画为立足点分析《长恨歌》,可以发现其具有"诗体小说"的艺术特征。《长恨歌》在继承前人创作的基础上,运用多种小说叙事技巧,以诗歌的形式给世人呈现出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的帝王后妃故事。诗歌的这种新变离不开诗歌自身发展的客观因素,但同时也离不开天才诗人的大力创作推动。中唐时期带有故事性的叙事诗即"诗体小说"的出现,使得唐代诗歌呈现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