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分期研究分歧探因

汉语史分期问题长期存在分歧,即使是分期的标准,也是矛盾重重,众说纷纭。原因在于:第一,分期的对象尚不明确,必须清楚要为什么“汉语”和为汉语的“什么”进行分期;第二,已有的分期标准是不全面的,很少顾及促使汉语发生变化的外部因素;第三,分期研究缺乏系统观;第四,分期研究应当吸收、借鉴和采用新理论、新方法。     

谈谈两汉词汇的分期归属问题

关于两汉词汇的分期归属问题,语言学界有不同意见:或持上古说,或持中古说,或持过渡说。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分期标准不一致;二是两汉词汇研究不够深入;三是汉语史宏观分期与词汇史分期之间的矛盾。     

中国环境史分期原则及标准初探

历史分期是环境史学的基础性、关键性问题，旨在揭示环境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同时空环境变迁的本质差别及形态差异。环境史分期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历史整体发展但存在区域差异的原则，坚持一切生物及生命平等、全球生态整体观、环境变迁因果相联及互转化、地球生物及其生态系统遵循自然演替规律但会被外力打破的原则，应从长时段视角全面看待并判定人为因素在不同时空中影响力的大小强弱等问题。明确中国环境史分期的考量标准及确定性指标，是环境分期中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气候、灾害、人为开发及破坏因素、生态文化及生态意识、科技、战争等是环境史分期的考量标准；地理地貌改变、巨灾、政权更迭、经济发展模式、新技术及生产力发展、生存资源、人口迁移方向等是环境史分期的确定性指标。我们如果能够确定划分原则及标准，就能在客观、全面及立体的基础上对环境史进行分期，以促进环境史学的专业化、纵深化及系统化发展，为环境史研究及问题呈现提供便捷、准确的表达。     

关于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的思考

目前,史学界对于中国现代史的分期看法不一,形成不同的主张：或以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为标准,或依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或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为分期标准。这些标准都不符合中国通史的学科分期要求。中国现代史作为通史,其分期应当以社会形态的变迁为标准,应根据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模式,将其划分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或社会主义的准备时期、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时期或传统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或现代社会主义时期。     

民俗文献史研究及其数字化管理系统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语境中研究民俗文献史,并对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进行数字化管理,是一项新探索.作者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民俗文献史的分期原则,二是使用数字化方法的必要性和成果形式,三是这种文理结合课题的创新点和价值.     

汉语史研究基本理论范畴问题

汉语史研究的事实发掘成果卓著,令人目不暇接,但理论滞后于实际的状况却愈显突出,主要症结在于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还没有确立起来,所以导致我们连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的认识都十分模糊。范畴的概括化与系统化是一门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确立科学的汉语史研究理论范畴当遵循下面的一些原则:以汉语史研究科学体系为构建框架,突出汉语史科学范畴体系的特点,按相对稳定的定型化思维样式来表述。无论是从汉语史研究范畴属性、汉语史研究范畴认识类型,还是从汉语史研究范畴视野来看,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包括基本概念、分期理论、史料科学、理论模型、方法论、学术视野、学术评价、学术演化、学术关系、学术价值等。     

浅谈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的几个问题

本文论述了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的含义,民主党派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民主党派活动的历史分期三个问题,并指出学习和研究民主党派史的意义。     

价值预设与历史决定论的困境——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理论反思

近年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逐渐从人们的学术视野中淡出,许多学者刻意回避甚至否定这一问题。回避或否定并不等于超越,只要隐含在古史分期问题背后那些深层次的原因、那些问题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揭示,就说明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对这一问题的超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信念-观念结构,在这种信念-观念结构中,历史可以证明、决定未来及其价值取向,同样,未来及其价值取向可以回溯、还原历史,历史与未来、历史与价值完全是同一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不过是这一信念-观念结构的表达形式。正是这样一种信念-观念结构及其表达形式,长期支配和影响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分期问题探讨

20世纪以来,中外世界史学界围绕世界历史分期问题展开讨论。国外学界比较具代表性的分期方案有体现"现代性"的"古代—中世纪—现代"三段论分期、以交往和联系作为关键逻辑的"世界体系"和"全球史"分期、佩里·安德森的"过渡期"分期及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主观化分期等。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则有以"社会形态"演进为主线的苏联式世界历史分期、以纵向和横向"联系"发展为主线的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历史分期编纂实践和现代化—文明史的历史分期等。国内外的世界历史分期出现了某种呼应和共识,但要解决世界历史分期问题,仍需回到探讨世界历史变迁有无普遍规律上来。     

历史的脚步与文艺学的变迁——文艺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文艺学的历史分期大致可以确定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古典文艺学形成时期。第二个时期为古典文艺学嬗变时期。第三个时期为现代文艺学的形成与曲折发展时期。第四时期为现代文艺学开放与多元化时期。文艺学历史分期问题,不仅是学理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文艺学自身是否独立的问题。过去有关文艺学史分期问题,大多采用以历史事件、政治事件或有影响的人物思想为线索的做法。应该说,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于它能够以简单化的方式．理清理论的发展脉络。同时也能看清文艺学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密切关系。而缺陷在于：这种做法消解了文艺学自身的内在逻辑关系。文艺学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忽视了历史人物在文艺学构建中的作用。     

百年思想政治教育分期问题研究:学界观点、分期理据与未来进路

思想政治教育分期问题,一直是本学科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无论是党史领域还是思政领域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及研究都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文献。从学术史考察,思政分期的研究在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两大进路：一是以大历史观为依据的观念呈现,其着重从党史、国史和革命史的宏观角度来讨论思政学科分期,这也是学界普遍认同的观念;二是在大历史观之下以当下领导人新论断、国家发展战略与政治转型、公共政策变迁以及学科体系转型为分期理据,后者未有直接论述,但从研究中我们可以分析观之。两种研究进路既有相继承接的历时性,也具有主次分明的共识性,共同表现了追求思政学科发展的自觉意识。由历史观的宏观分期向学科史的微观化转型,建构思政学科分期的科学化与微观化进路,遵循精细化进路,促进内在研究范式的创新,推进研究阶段与过程的融合,将成为未来思政学科分期研究之重点。     

常书鸿的敦煌艺术史观

常书鸿运用人类艺术发展的广阔视角,结合中国艺术发展的实际,对敦煌艺术史研究中关于敦煌艺术的源流、敦煌艺术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敦煌艺术史的分期,以及敦煌艺术研究的方法和意义等理论问题,都作出了有创见的回答,成为敦煌艺术及敦煌艺术史研究的理论奠基人.     

传统汉语史的反思与新汉语史的建构

汉语史研究取得巨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值得反思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时间范围上,未能对汉语整个历史实现全覆盖,具体而言,就是缺了现代汉语这一段;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很大程度上把文言和白话这两种文体搅在一起,又与"口语"纠缠不清,因此不具有严格的同一性;第三,在研究内容上有缺漏,对中古及以后的文言发展付之阙如。基于此,提出"复线多头"模式的五史并存的"新汉语史":复线指汉语史有文言史与白话史两条主线,二者合为新汉语史的主体;此外的几个重要线索,近期主要有语音史、方言史和通语史,远期还要再加上口语史,以上多史合一,才能构成完整的新汉语史。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编写体例之变迁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著作的编写，对“文学批评”边界的认识从广义走向狭义，批评本身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断代问题上，上下限的不断延伸，是对文学批评自身现代性追索的结果；在分期问题上，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时期观念，但对各时期的不同定义方式则反映出认识角度的差别；史料的整合从简单走向复杂，研究视角从单一走向丰富，越来越显示出“论”史的特征。     

论文学史的分期

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学史分期的自觉则是近现代以来才开始出现。自觉的文学史分期不能产生于中国传统的以直观性、经验性为主的思维方法的文学研究阶段,也不能产生于西方传统的以思辨性、抽象性为主的思维方法的文学研究阶段。文学史分期的自觉是以科学的历史观、文学史观进行文学史研究为重要标志的。本文考察了文学史撰写实践中有代表性的几种不同分期的依据,进而试图以文学活动的四要素为基础,提出社会史的发展、文学观念的变革、文体的流变是文学史分期参照的三个主要方面。     

“晚唐”、“晚唐体”及宋人对唐诗的分期

“晚唐”、“晚唐体”及宋人对唐诗的分期涉及宋人对唐诗的理解问题。本文就“晚唐”、“晚唐体”的源流进行了考证 ,并论及了与之相关的宋人分期唐诗的问题。     

略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诸问题

集中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的目的意义、分期的标准依据、分期的首要标志、分期的年代标界、分期的词语运用等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旨在促进对分期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重建与解释:丁韪良的中国历史研究述评

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长期以来忽略了近代著名传教士丁韪良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开创性成就.本文认为,丁韪良从包括进化论史现在内的当时西方主流历史哲学出发,在梳理和总结传统中国史学缺点的基础上,对重建和解释中国历史、特别是在寻找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和分期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和建设性的见解,开创了近代以来中西重建中国"大历史"的先河,是梁启超"新史学"和蒋廷黻、费正清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声.本文在充分肯定丁韪良对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划时代贡献的同时,也对其西方中心论和神学目的论提出了批评.     

新中国城市历史分期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城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有关新中国城市历史的研究较为薄弱,新中国城市历史分期的研究更是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通过对现有相关研究的学术回顾与梳理,可以发现新中国城市历史分期研究呈现出“零散化”和“边缘化”的状态,缺乏宏观研究视野,缺乏理论思考与理论建设,研究者之间缺乏互动,各观点之间对话不够。对新中国城市史进行分期研究有着重要作用,一是可以提供结构性的研究框架;二是可以提供理论研究视角和逻辑前提;三是可以提供价值评估体系和整体发展方向的思考。以对新中国城市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关键时间节点作为历史分期的重要依据,新中国城市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七个阶段,各时期城市的发展各有特点。     

谈原始社会史分期的标准

原始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原始社会史的分期问题,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至今仍无比较统一的意见。其主要原因就是各种分期法的依据和标准不相同。因此,解决原始社会史分期问题的关键是应该有一个比较统一而合理的分期标准。 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原始社会史的分期标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