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与政事的融合——以唐代词臣的敏赡素能为中心

以文求仕是唐代士人进入政坛的基本途径,而文学能否服务于政治,是素来存在争议的。这种争议未影响选官制度对文学的重视,说明了以文学从政的合理性。唐代政务运转以制诰为中心,如果聚焦于知制诰的词臣的高级才能敏赡,或可切入分析文学如何达成与政事的融合。无论是日常履职还是应对紧急情况,要高效、妥善地处理政事,词臣敏速地起草制诰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赡包括富赡的学识、措辞、风格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密的表达,这对于制敕的生成与作用非常关键。词臣可能身兼政事参谋、顾问之职,参谋顾问与代言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都需要敏赡的素能。借由敏赡,文学与政事达成了融合。在朝廷其他部门与地方政务运转中,敏赡素能同样具有广阔的施展空间,因而成为选士的一个标准,以此为入仕的核心才能也成为社会共识。     

温日知《屿浮阁集》的文学价值——以诗歌中的自然描写为中心

《屿浮阁集》是明代陕西三原文人温日知的诗赋集。集中含赋作四首,余皆为诗歌。总体看来,温日知诗歌情感真挚、语言质朴,与当时公安派的诗歌趣味相契合,尤其于自然描写最擅胜场,大量写景秀句体现出其在炼字、琢句、修辞、意象经营等方面的自觉追求。     

四库馆臣对别本的认识、处理及利用——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的考察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及存目图书多达万余,每部图书均撰有提要并注明来源,在撮举大凡、条列得失的同时,对部分图书的版本亦有所交代,但多数情况下语焉不详,偶尔直接忽略。修纂《四库全书》时,汇聚四库馆的图书不乏异本,馆臣概称之为别本,主要包括同书之别本、别集或丛书之别本以及某部图书部分内容的摘出别刻本。鉴于别本的复杂性、特殊性以及质量参差等问题,在遵循“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者”著录、“俚浅讹谬者”存目之原则的前提下,馆臣采取了正本别本均予著录、著录正本存目别本、正本别本一并存目三种处理办法。同时,馆臣还利用别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校勘补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馆臣对别本的利用,以及珍视文献、甄别取舍的审慎态度。     

边界与冲突——以S县某群体性冲突事件为个案

群体性冲突事件是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本文试图以变动发展着的边界为理论视角,通过对一个冲突案例的解剖,分析其间多元利益群体冲突存在的分歧及引起冲突的利益、权力和权利等构成要素,探究社会冲突发生的领域,力图解释社会冲突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进一步认识构建和谐秩序的微观社会基础。     

清初官方与明遗民历史观念的冲突与调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

雍正时期的曾静案及随之颁布的《大义觉迷录》集中反映了明遗民和清廷在华夷之辨、明亡之恨、君臣之义、治统与道统等历史观念上的冲突,体现了他们在文化秩序上的不同诉求。明遗民将明清易代视为篡逆之举,以华夷之辨和君臣之义作为否定清廷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思想武器,将道统作为自己的精神堡垒,以此寻求自身在文化秩序中的主导权。雍正则以儒家理念为依据,宣扬"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力求治统与道统的合一,建立以清廷为主导的文化秩序。二者的冲突与调适反映了清初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汇。     

论宪法价值的冲突与协调——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

在强调创新发展、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和保障个人权利的时代背景之下,通过梳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宪法理论和治理观念,可以发现秩序正统性构建的基本要点：个人权利与社会契约、分权制衡与集体公意、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价值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从不同的角度上进行解读,现代宪法各种价值之中存在着内在矛盾：个人、社会和国家构成价值观念的基础,但它们之间的利益需求往往存在着张力。多元化的社会应通过开放、民主和公正的程序或者机制去协调不同主体的价值诉求。     

性犯罪视野中的品格证据研究——以英美法为中心

英美法对性犯罪案件采用了与一般犯罪案件不同的品格证据规则,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护性犯罪被害人的权利、提高性犯罪的定罪率.由于该规则可能会侵犯被告人的权利,因此引起了广泛争议,这些争议实际上反映了被告人权利保护与被害人权利保护、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等价值理念之间的冲突与衡平.     

教会放贷与民教冲突——以清末广西民族地区天主教的高利贷活动为中心

近代以来,天主教会在广西民族地区的放贷活动十分普遍,对解决民众的经济困难有一定作用,但由于其利率较高、借贷条件苛刻、催债方式残暴等原因,往往引发民教冲突。     

权利冲突中的利益衡量与动态抉择——以罗伊诉韦德案为例

权利冲突特别是同一位阶的权利冲突,如何进行利益衡量并在此基础上动态抉择,是一个立法、司法层面均令人棘手的难题。罗伊诉韦德案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成功地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在生命孕育的三阶段具体分析了妇女隐私权与胎儿生命权的消长,妥善解决了两者的内在冲突。随着社会发展和民意变化,生命权和隐私权的平衡点在动态中微调和修正,但凯西案等动态调整主要限于堕胎程序等技术性规定方面,罗伊案所确立的分析框架很难被推翻,该利益衡量方法对立法及司法中同一位阶权利冲突的解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文化认知:价值冲突与认知模式——以"愚公移山"为例

文化认知在语言教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二语习得中,不同的文化认知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本文以愚公移山为例,展示了中西两种不同价值观对这则寓言的理解,并试图用认知模式来解决文化冲突,促进学习者的二语文化习得.     

计算机软件交易规则与版权法的冲突和协调——以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为中心

为适应计算机软件交易的现实需要,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创设了一系列新的交易规则.无论该法在多大范围内或者程度上被适用,这些新的交易模式和交易规则大多都成为了一种行业惯例,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推广.这些交易方式和交易规则的变革,给现有的法律制度特别是版权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版权法中的许多基本原则,如权利一次用尽原则、合理使用原则等,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私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正在遭到破坏.由计算机软件交易引发的合同规则与版权法的冲突,是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也应当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     

民初法律冲突中的妾制——以大理院解释例为素材的考察

辛亥革命后,纳妾之俗并未由此逆转,妾制由此面对社会与法律的双重困境.民初大理院在处理妾制时,既照顾到了现行律的基本法意,同时又努力摆脱现行律的保守立场,力图杂糅以西式的法理,在细节上加以调和.因此,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当口,既没有完全抛弃现行的旧法,又没有一味地适用外来的新法,使当时的法制得以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渐进更新.     

明代名节论的衍变及其影响——以明季士人殉节为中心

以对陈白沙“名节,道之藩篱”一语的诠释为中心,明儒的名节观分化成了两种路径：一部分士人坚守名节自身所带有的防闲之义与道德意涵,但因“非圣人则非人”而导向的严苛的工夫论,使得明清之际死节几乎成为“名节”的唯一表现形式;另一部分士人对“名节”这一所指的认知虽无不同,但通过对“藩篱”一词中“非道”这一潜在语义的表彰,确已形成了与传统名节观截然不同的路径。出于对明朝灭亡与满族入关两种失序的反省,明遗民试图通过矫正学术之偏以建构一种儒家理想下的政治图景。一方面,注意于“名节”的自觉性与“士风”或“学风”间的关系,试图重塑“士人”这一政治身份在道统观下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罔死”与“变节”的批评在延续明季道德严格主义风向的同时,也经由对名节观的厘正,而为自身在不仕清廷的前提下打开生存空间。回视程伊川之论党锢,在某种程度上,此两者皆可视为丧乱之后对宋学的回归。     

论“比兴”在宋词中的发展——以辛弃疾、姜夔为中心

比兴是中国诗歌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词初无比兴之义,至苏轼始不自觉地引入词中。靖康之难后,比兴成为南宋词作中最普遍的表现手法。其中,辛弃疾有意识地将比兴手法引入词中,以抒写家国之思,使词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姜夔则使比兴手法的运用浑化无迹。于是,比兴遂成功地由诗的王国进入词的王国,并成为词王国的主宰。     

明代哈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以贡赐贸易为中心

本文分哈密建卫前、哈密建卫至成化八年以及成化九年哈密卫内迁后三个时期,以贡赐贸易为中心,对明代哈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关系之盛衰及其缘由进行了探讨。     

社会冲突中的涉民族因素及其解决——兼论法治在民族地区的实现

在我国的社会冲突处置中,由于涉民族因素被赋予了"敏感"、"特殊"等政治属性,事件的衡平与定性往往被抬到政治决策的高度,法治的缺席导致冲突由单纯的法律关系演变成为复杂的政治关系。这种政治优先的冲突治理方式具有效率、秩序的优势,但劣势也非常明显:既不是制度创新,也不是政策替代,非制度化的治理逻辑甚至还抑制了民族地区的社会自我调节功能。在依法治理的角度,当前迫切需要建构统一的国家法治体系,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制定配套性程序规范、完善司法救济、加强规范政府行为的制度建设,以及促进民族地区法治共识的形成等。     

墟市、宗族与地方政治——以明代至民国时期闽西四保为中心

本文以明代至民国时期闽西四保地区墟市的发展为例 ,讨论了墟市发展、商业化和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在明中叶 ,四保共有 3个墟市。至民国时期 ,增为 9个。在大约 3 0华里的狭长地带 ,总共分布着 7个墟市。其中相邻的 3个墟市 ,墟期完全相同。这些事实单纯用乡村经济的商业化和施坚雅的标准市场共同体理论很难解释 ,必须将墟市发展置于当地的社会结构中进行考察 ,将之与地方政治联系起来。在墟市的发展过程中 ,当地乡村经济的商业化固然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但同时与地方势力集团进行权力较量和角逐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责任担当中的伦理困境及超越——以经典案例为中心的考察

培育和提升社会人的担当意识和负责任行为是现代伦理学的核心任务。对责任的担当和践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会遭遇诸多阻碍,而伦理困境则是这些阻碍中的深层次挑战。作为社会人的生存性境遇,责任担当面临的伦理困境主要有三类价值冲突:同质责任冲突、异质责任冲突和不同道德美德以及理想信念带来的不同责任要求。超越责任担当的伦理困境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是程序性路径。通过分析担当过程中冲突性责任要求的紧迫性、价值量,通过程序性比较,确定优先履行的责任类型。二是创造性路径。对于不可通约的责任以及价值,发挥道德想象的作用,通过实践理性在现实、理论、想象三者之间实现反思的平衡,创造性地实现担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