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评史论结合

史家治史,从来就有一个史论关系问题。五十年代有人提出“以论带史”,结果发展成为“以论代史”,历史变成了没有实在内容的空谈。空谈毕竟不是历史,于是出现“论从史出”的主张。最后,一场动乱把“左倾”思想推向顶峰,不但“史”被扫荡净尽,“论”也变成了一片胡言乱语。史学被中断了十年。如     

当代儒学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反思

当代儒学研究在历史主义价值取向下突出表现为“就史论史”、“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三种史论模式。在对儒学的诸种“历史解读”中,历史主义的研究立场并不直接指向儒学理论的原创性生成和发展,“创造性的解释学”依然有其自身限定的问题视界和儒学知识论域。当代儒学研究在解读目的和研究方法论上,应当力图超越简单的“照着讲”和“接着讲”,而是要在“对着讲”的全球文明视阈和现实问题批判中发展当代儒学,以直接“面向问题自身”的理论立场和知识勇气推动当代儒学原创性理论的生成。     

论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向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有哪些新趋向呢?概括起来,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指导思想和原则方面,由片面强调服从政治转向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由“以论带史”转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由“破字当头”转到“立”拿当头。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所说的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周扬同志也指出:“无产阶级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线,它的主观利益和历史的发展的客观的行程是一致的。……我们对于     

超越“史”和“论”的二元对置——从当前状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在当代语境中激活历史文献——从克罗齐的一个命题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从“诠释”走向“激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理论史对于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看马克思如何处理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对“史与论关系”争论问题的逻辑考察与反思

史与论的关系问题,说的是如何科学地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认识,因此,它实质上是一个史学认识论问题.该问题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争论较激烈的问题之一.争论始于五十年代后半期,在当时全民学马列学毛著出现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中,有人认为研究历史也要“以论带史”,由此而引出了“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形成了史与论关系争论中的三个基本口号将不同口号者或在解释上或从政治角度来做文章,谁也没能说服谁.“文革”时,由于政治原因争论一度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和对形而上学倾向的反省与批判,争论进入新的阶段,史学界人士首先对原有的三个口号进行了评价,然后在三个口号的基础上做了许多的补充、修改或解释说明,形成了十余种不同的看法(1985年以前的观点可参阅1985年3月11日《人民日报》蒋大椿《关于史论关系的讨论简介》一文,以后的主要有《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李桂海的《从史论关系谈几个历史思维模式问题》,《思想战线》1987年第1期文思启的《史论结合新议》,《光明日报》1988年11月2日戚其章的《谈史与论的关系》等),可谓硕果累累.但是,纵观累累硕果,各家只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终究没能取得一种较为完满的、为大家所认可的结论.而从近些年来看,由于经济改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

学界对于章学诚理论体系中“六经皆史”的命题，歧见迭出。本文则从史之含意、六经之地位等角度澄清了一些误解，认为章学诚“六经皆史”之“史”是指阐述先王之道的“撰述”；章学诚不仅没有贬低《六经》之意，反而通过系统化论述强调了六经的崇高地位。文章还对“六经皆史”说之渊源进行了探索，认为“六经皆史”说与庄子的有关论述有渊源关系     

道器与经史之辨——章学诚的经子关系论探析

“道器合一”与“六经皆史”是章学诚思想的核心理论。从道器与经史之辨的视域,探究章学诚的经子关系论,可以展现乾嘉义理学的新变,及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理路。文章围绕经子关系命题,一是阐发章学诚“道器合一”论与“六经皆史”观的哲学意蕴,二是揭示其“六经正名”观前提下的传记还原论,三是疏证其“六经皆史”观前提下的经史子关系论。由此,藉以阐明章学诚对汉学与宋学的双向排遣和兼采,及其对晚清回归原典运动及诸子学复兴的影响,从而说明章学诚开启了“后乾嘉之学”。     

目标

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一位作家拜访了一位84岁的老学者。在学者那狭窄的书房里,作家向学者倾诉了内心的困惑。 学者:“你应该抓紧现在和未来的日子。” 作家:“是的,我在尽力。但是,我已经浪费了几十年。” 学者摇摇头:“达尔文说他贪睡,把时间浪费了,却写了《物竞天择论》;奥本海默说他锄地拔草,把     

章学诚“史德”论辨析

章学诚的“史德”论,涉及治史原则和史家的修养问题,因而大受人们的重视;接着就是肯定、赞扬有加。早在二十年代,胡适、何炳松等就认为“《史德篇》论主观可以夺真实,其言极精。”(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九十一页)“我以为单就这‘天人之际’一个见解讲,章氏已经当得起世界上史学界里面一个‘天才’的称号。”(何     

论章学诚学术思想中的政治观点——《文史通义》原道篇研究

(一) 近年来在对章学诚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倾向。例如有人在论述中把“人民性”、“唯物主义的自然史观”、“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些桂冠都加到了章学诚的头上,甚至认为章学诚的“《古文十弊》,其中内容似乎是《新青年》时代文字解放的先驱”;也有人在论述章学诚时,只谈学术渊源,不谈阶级属性,把主要篇幅花在细枝末节的考证上,笼统地说一些“不为时俗所囿”等不着边际的话;最近,又有人不满意过去把章学诚抬得太高的现象,要求翻案,指责章学诚“想得多,做得少”,不及朴学家的工夫踏实,是一个说大话的空头史学家。     

章学诚学术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针对时风学弊，章学诚建构了以“世”、“道”、“史”为基本架构的学术思想体系，主张“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提出“本己性情为学”、“学欲其博，守欲其约”、“临文主敬”、“知人论世”的学术方法，并强调以“史德”为重心的学术修养。这体现了章学诚作为浙东学派之殿军所具有的才识卓见，对现代学术研究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论与史

论史问题的提出,是由于大家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到从事历史科学研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同时也要注意历史实际而提出的。但是,论与史的关系应当怎样处理,大家的看法还不一致。“以论带史”,这个提法五十年代就遭到人们的批评,认为以论带史,其结果必然变成     

农村孩子的脑子笨些吗?

我刚从师范毕业,到城关镇第一小学工作的时候,一位老师向我介绍情况说:“告诉你,农村的孩子是我教厌了的,他们脑袋瓜子最笨, 简直是捍面棒吹火——一窍不通。”我想到我班上的情况,农村孩子的学习成绩也确实不大好。我虽然还没讨厌过他们,也从没想到他们的脑子最笨,但对这位老师的说法,却一时无法答复。我班上的农村孩     

章学诚的治学思想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1738-1801年),曾撰《文史通义》等书。他不仅独创文史校雠之学,大论作史的原理和体例,主张史学经世,强调“史德”、“史意”,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在治学理论方面,也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在今天仍有它的借鉴意义。本文试图本着占为今用和批判地吸收占代优秀文化遗产的精神,将章学诚的治学思想归纳为八个方面,进行初步的评论。     

“六经皆史”源流考论

传统的观点认为“六经皆史”系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的一种创见 ,2 0世纪已有不少人提出“六经皆史”为明代王阳明所首倡 ,但是笔者在通过对中国古典文献详细查证之后发现 ,元代的郝经比王阳明更早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 ,并且发现郝经之所以能够提出“六经皆史”论 ,也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而是渊源有自。因此笔者对“六经皆史”的渊源进行了一系列考证 ,最终得出结论 ,“六经皆史”其最早应渊源于刘向、刘歆父子之《七略》、《别录》。     

论司马光《通鉴》史论的内容特点

司马光《通鉴》史论寓论于史，是《通鉴》全书的有机　组成部分。它的突出特点是，以“礼治”的思想为核心评论历史是非，以君臣为中心论述致　治之道，以“鉴古”“考今”为目的服务于社会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史事。《通鉴　》从纪事到史论都围绕着取鉴“资治”的原则，但史论部分更直接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思想观　点和撰史目的，是《通鉴》的点晴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