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诗》二十三首看咏怀组诗中诗美观的沿变

本文通过对李贺<马诗>二十三首的分析以及与阮籍咏怀诗歌的比较,试图追寻诗歌发展沿变背后表现与再现诗美观的消长与互补.论文认为,<马诗>二十三首不仅是咏物组诗,也是承继了阮籍咏怀组诗特点的咏怀组诗,其抒写情感的角度逐渐由内心世界转向外物,构思方式从以寓意为主转向刻画形象为主,诗人主体创作意识由表现的创作手法和诗美观转向了再现的创作手法和诗美观.     

论《孟子》对《毛诗传笺》的影响

郑玄的诗教思想受孟子影响最深的是"以意逆志"法与以史说<诗>.他在笺<诗>的过程中借鉴并吸收了孟子诗教思想的精髓.孟子认为<诗经>是西周王道教化的产物,可以用<诗>来证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理想王道时代.郑玄接受孟子以史说诗的方法,于<毛诗传笺>中在<诗序>和<毛传>的基础之上总结出了成体系的"正变"说以史释诗.郑玄也继承了孟子"以意逆志"的理论,并加入了他自己的创新,将孟子的"以意逆志"法上升为以"美刺"释<诗>.他将<诗经>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置于解诗的过程之中,从而推求和诠释诗人之志,赋予"以意逆志"更为深广的内涵.     

《诗》亡隐志——孔门诗教背景下《诗》的文化功能

"诗"与"志"的关系是中国诗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先秦诸子对"诗"、"志"关系多有论述,但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曾整理、研究过<诗>,对<诗>多有论述的孔子,除"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外,对这个诗学命题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因而,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中出现的"<诗>亡隐志"就显得意义非常."<诗>亡隐志"是孔子在春秋时代用诗背景下,对<诗>的文化功能的总结,同时也是在诗、乐分离之后对<诗>的文化功能的再次规定.它在湮没千年之后的重现,既是对孔子<诗>学思想的完善,也是对以"诗言志"为中心的传统诗学体系的重要补遗.     

《诗·燕燕》与儒家"慎独"思想考析

<燕燕>是<诗·邶风>中的一篇.其背景和史事长期在若明若暗之间,上博简的和马王堆汉墓帛书的资料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新证据.此诗的主旨亦可因此而得到较为深入的理解.楚简和帛书的<五行>篇里面,都有举<燕燕>之诗以释儒家"慎独"思想的文字,其意蕴亦须深入剖析.     

论《诗纬》对《诗经》的阐释

<诗纬>是形成于汉代的纬书的一种,与<诗经>相配.<诗纬>中对诗的性质的认识"天地之心",对<大明>、<四牡>等提出的"四始"、"五际"说,以及对<诗经>中的篇义、诗句的揭示、阐释和引用等,都表现出纬学的特点.<诗纬>对<诗经>的阐释,既是纬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对汉魏六朝的文论产生一定的影响.     

盛世君王的"成功"颂歌——从所颂对象考论《诗经》三《颂》的主旨

<诗经>三<颂>的主旨是颂人而非颂神,颂时王而非颂前王,颂"今"而非颂"古".<颂>诗的根本性质是颂美时王之盛德、成功并以之告神.<周颂>31首诗只有4首可视为颂神,余皆主颂人.<商颂>作于殷商后期,亦以颂时王之成功以告神为主旨.<鲁颂>纯颂时王,无告神之意.从所颂对象的性质是神灵还是时王这方面考查,<诗经>三<颂>的主旨是相同的.这一结论是阐释、研究<颂>诗的基础和出发点,它揭示了<颂>诗的本相,揭示了<颂>诗的创作特征和规律,澄清了前人关于<颂>诗的误解,亦有助于确定争论已久的部分诗篇的作时.     

阮籍《咏怀》诗的意象组合

本文认为《咏怀》运用各种方式组合意象 ,主要有象征、对比、叠加等方式 ;《咏怀》的目的在于咏怀 ,所以许多意象本身具有议论性质 ,有助于咏怀。而这些意象的组合与意象的特点则充分显示了阮籍诗歌个性化、心灵化的特征     

杜牧的登高诗及其艺术精神

杜牧登高诗中的所谓"伪作",其实大都为杜牧所作,如<登澧州楼寄京兆韦尹>、<题白云楼>、<登九华山>三诗,即为其例.从诗人所登之"高"而言,杜牧的登高诗,大致可分为登楼诗、登山诗、登遗址诗三类,不仅特点各具,而且是登高诗由盛唐而晚唐所产生变化的代表.以登高望远作表象,运用种种艺术手段,反复抒发诗人的"恋阙"之情,并于登高怀古中依然与"恋阙"关联而构成了一种强烈的恋阙情结.而这种强烈的恋阙情结,即为杜牧登高诗的艺术精神之所在.     

《关雎》所描写的地理位置初探

从<诗经>诞生之日起,关于<关雎>的研究著作或论文众多,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先秦、两汉时期的研究成果被全盘否定了.应该学习谢里曼对待历史的态度--尊重历史,并借助相关的历史文献或考古遗迹来予以论证.研究<关雎>所描写的地理位置重点在于"回归":回归到<诗经>的作品中--以"诗"解"诗"探究出<关雎>的创作地点在黄河岸边;回归到<诗经>作品的时代--以"史"证"诗"将<关雎>所描写的地理位置定位在现在的陕西省洽川县.     

“浑厚”之境——论上博简《诗论》对《诗·小明》的评析

上博简<诗论>第25号简最后三字作"<小明>不",专家多疑其后有阙.然而简文"不"字后有近两字的空白,证明此简在"不"字之后不大可能有和"不"字系连的文字.这几个字的释读在<诗论>的相关研究中,多呈空白状态.其实,这里是一字为释,用一个字,直指<小明>篇的主旨.简文这里的"不"字当依古音通假之例,读若负担、负责之"负"字.<小明>篇学者多从汉儒之说定为大夫"悔仕"之作,如今得上博简<诗论>的启示,可知并非如此.<小明>一诗的作者应当是一位忧国忧民,与友人相善的正直的、有较高德操的王朝大夫.<北山>、<四月>两诗主旨在于泄私愤而不顾国家安危需求.就诗作者的道德品格而论,<北山>、<四月>两诗与<小明>篇的差距显而易见.清儒姚际恒谓<小明>辞意"浑厚",信然.     

上博简《颂》之"平德"与《大雅》"盛德"对解

周代典乐制度演诗辅政,综合演诗流程是对周代宗法统治秩序的艺术化展演,是对伦理政治内涵的艺术表述,又是诗乐政治教化的流程,<诗>成为承载周礼政治的重要媒介,这决定了<诗>在结集过程中合典乐之需是关键,<颂>、<大雅>为天子乐,<颂>典于祭祀,<大雅>歌于飨燕,二者在演诗活动中不同的政治使命形成不同的典乐表现风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以为<颂>与<大雅>的表现风格有"平德"与"盛德"之别,是对<颂>与<大雅>的典乐政治意蕴与艺术风貌的特征性总结,充分证实了周代典乐制度是以多样化的演诗形式为天子至尊的宗法政治建构多层面的政治保障机制以及思想规范体系.     

《诗经》中《周南·汉广》本义新释——以"游"字为分析视角

<周南·汉广>是<诗经>中的一首情诗.历史上诸家对此诗本义,主要有三种观点,而今人则对影响最大的<毛诗序>的观点进行了全盘否定,进而以此诗的诗歌性质替代其本义.笔者在研究中发现,造成这种原因的主要问题在于历代研究者没有对游女的"游"字义项进行详细的考证,忽略了游字淫逸的贬义义项.因此,在论证游字贬义义项的同时,结合周南地域与周楚文化相异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周南·汉广>的创作,就是要表达"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的这一本义.这也说明<毛诗序>对此诗的看法,有一部分还是合理的.     

《诗经》--吟诵之歌

早期中国的诗产生于歌唱,以口头创作并靠口耳相传.在东周时期的文献中,"诗"这个术语有双重含义,既指<诗>,如<诗经>,又指"歌"(一种艺术样式).至于<论语>与其他文献的大纲中的所谓"学诗",系贵族子弟的一项重要教育内容.但是,"学诗"的真正意思又是什么?由于<诗经>成了那个时代的经典中或许最为重要的一部,并由于保持乐与诗为一体的口头(或半口头)创作的传统手法,"学诗"被假定为意指"学唱<诗经>中的诗歌".笔者对这种说法思之有年,感到益发不能令人满足.这些诗歌究竟是如何表演的?我对此问题孜孜以求,兴趣日增.本文拟通过分享可以被演唱的诗歌曲调的或多或少的创造性重构中的某些发现,设想一下<诗经>中的诗歌的实际演唱问题.     

阮籍诗歌的象征性

阮籍《咏怀诗》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千古不解之谜。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钟嵘就发出过“归趣难求”的感叹,唐人李善和清人沈德潜也曾有“难以情测”和“莫知归趣”的迷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深入研究阮籍诗歌的象征特点,也许是寻找这一谜底的重要途径。     

高适《燕歌行》的互文性分析

高适<燕歌行>由于在主题、意象、措辞等方面沿袭了先在诗歌文本的经验和惯例,有论者便断言其为"模仿之作".因此,对<燕歌行>作"互文性"分析,不仅可以厘清该文本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还能对其审美意义及其生成过程有进一步认识.从"互文性"视角考察,首先,在古题乐府<燕歌行>的文本网链上,唐代诗作的主题类型整体上由"闺怨"转向"征战".高诗在转向的同时,以一定的篇幅呼应了此前该古题所充分展开的风格情调,在复与变的平衡中实现了审美意蕴的动态生成.其次,高适<燕歌行>吸收了军旅诗的传统主题,同时又赋予诗歌严峻的现实批判和深沉的人性关怀,为军旅诗增添了新的思想内涵.最后,高适<燕歌行>整合了来自原古题乐府、传统战争诗的主题情调以及诗人对现实边塞战争的感受思考等多种元素,建构起一个完整统一的文本结构,融汇了丰富而复杂的思想与情感,具有深厚的艺术感染力.     

哲人的诗艺——简论柏拉图笔下哲学与诗的和谐关系

柏拉图笔下哲学与诗的关系绝非仅有冲突的一面,和谐亦是其重要的方面.在<王制>中,这种和谐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哲人苏格拉底在<王制>中做了很多诗;其次,<王制>本身就可谓一首诗;再次,苏格拉底批评荷马的同时也在向荷马学习;最后,苏格拉底表明,无论是哲学教育还是政治教育都离不开诗.当然,苏格拉底的诗是一种臣服于哲学的独特的诗.     

别裁诗史补心史——论清代雍乾咏史诗集《南宋杂事诗》、《明史杂咏》

<南宋杂事诗>和<明史杂咏>是清代雍乾时期两部重要的咏史诗专集,其体例亦史亦诗,在诗歌之后详列史料来源.这种手法出于创作群体"补史"的动机,除了补阙前史,有资考证外,还力图在稗官野史的民间表达中建立自己的史识态度,着力补前朝遗逸节士和乡邦风物之史,含蓄地表达故国之思等心曲.在艺术特色上,"饾饤"的浙派风格含有文字狱阴影下寻求保护色的因素.     

《楚辞·九歌·河伯》与"祭不越望"辨

<河伯>是<楚辞·九歌>中的一篇,它以河伯的爱情生活为主题,描写了河伯和心爱的女神嬉水的欢乐.但就是这首诗却因为与中国传统礼制"祭不越望"原则不符,在文学史上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通过对历代<楚辞>研究者的观点的分析,结合考古发现与上古礼仪制度的相关材料,笔者得出的结论是:<九歌>是国家祀典,其性质是屈原根据楚国国家祭典的需要而创作的一组祭歌,<河伯>一篇也是根据国家需要才产生的."祭不越望"原则,对<河伯>乃至<九歌>并不适用.     

萧红的国际化与国际视野中的萧红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勤于变换写作手法的先锋性实验派作家,她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常有出人意料之笔.萧红从由鲁迅作序、胡风写读后,发表<生死场>以来,她的结构一直是有争议的.20世纪30年代就有"结构不坚实"的微词,而她却逆势创作了短篇小说<手>、<家族以外的人>、<小城三月>,结构完美地无可挑剔.40年代,茅盾掩饰不住对<呼兰河传>的溢美之情,称其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新时期,杨义则进一步将她的小说定位为"诗之小说",称其为中国"30年代的文学洛神".     

清代科举与《文选》接受

清代科举在以经义为中心的总体框架下为诗赋考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这为<文选>在清代的接受提供了新的驱动力量.康熙十八年以诗赋为考试内容的博学鸿词科产生了巨大的"右文"效应,在这个历史机遇中.<文选>重新为举业群体所重视;到康熙中期,已经出现了"天下向风"、"家弦户诵"的火暴局面.乾隆二十二年开始的在各级考试中加试试帖诗的改革标志着文学考试的内容由制科走进常科;在此推动下,<文选>成为试帖诗考试的题库和人所争趋的举业宝典,<文选>的接受由此进入极盛期,历嘉庆而不衰.<文选>在清代刊刻和流行的基本情况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