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推进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新时代党在农村工作的战略部署。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由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两个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共同联系的是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农业现代化联结的是农村的生产力,农村现代化联结的是农村的生产关系,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交互作用规律支配下历史演进。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是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进路,要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上系统谋划,在补齐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短板方面集中发力,在一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夯实基础,充分释放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耦合互促的乘数效应。     

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工作研究

社会工作是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农村人口管理创新、农村社会治安管理创新、农村利益诉求管理创新、农村特殊人群管理创新都离不开社会工作。要推进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就必须摆正社会工作在农村社会管理中的地位;逐步推进农村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化进程;不断提高农村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为农村社会工作者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城镇化视阈下农村教育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研究

农村教育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是推动城镇化发展和农村科技进步的主要途径,在农村经济建设中起到了"内部动力、人才基础、就业转移"等作用,要通过扩大教育投资、转变教育观念、发展农业教育等方法,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困境与策略研究

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归属,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基础。当前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存在着产权归属不明晰、权责意识较弱等难题。因此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深化改革中,需要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与《管理办法》,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分配与交换。本文主要探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困境与策略,通过分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面临的难题,提出相应的产权与股权管理方案,以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     

日本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财政支农资金规模是很大的,日本财政支农主要表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本文介绍日本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特点,从中总结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启示,以完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农村公共财政制度,促进农业、农村发展。     

以教育促进农村城市化的探讨

我国现有的农村城市化水平低,农村城市化面临诸多的问题,在此提出以加强农村教育促进农村城市化的建议,该建议主要涉及: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全免农村义务教育费用、建立和完善补偿机制和深入开展农村职业技能教育等。     

农村医疗困境与对策研究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曾经发挥积极作用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萎缩解体,农村医疗陷于多重困境,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缺失,农民医疗负担沉重,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突出。经济体制变革、政府作用的缺位、医疗市场过度市场化、农民收入水平低等因素共同作用使农村医疗陷入困境。要有效化解农村医疗困境,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统筹城乡医疗资源,改革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探索和发展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作好农村医疗服务的基础工作。     

中国农民大病医疗负担研究:基于印度的经验

自从国家在农村全面推行以"大病保障,互助共济"为目标的新农合制度以来,农村大病医疗保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新农合筹资水平低、报销比例设计不合理等原因,使得农村大病患者依然面临沉重的医疗负担,影响了新农合制度在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基于印度农村医疗保障的经验教训,中国应制定合理的农村"大病统筹"医疗保险筹资率,调整现有新农合医疗报销比例,增加对新农合的投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最终促进新农合大病保障能力的提高和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农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现实问题与优化路径

农村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繁荣农村经济、推动新农村建设、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具有重要贡献。在当前我国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分析我国农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基础,深入剖析农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深层原因,从制度改革的层面提出系统的优化路径,对我国农村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以农民为本位的农村文化

农村文化是一个自有其存在价值的相对独立系统,但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农村文化却长期成为现代城市文化的附庸。农村文化建设应以农民为本位,立足于乡村社会的历史和现实,通过挖掘农村文化的固有价值,使适合农村生活特点,适合农民消费水平的文化在凝聚整合农村力量、焕发农民精神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此,应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全方位发展农村教育;培育农民文化协会;保护乡村文化多样性。     

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影响力，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是党的整体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力强弱,直接关系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弱化的趋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巩固党在农村的领导核心地位,必须不断地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     

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演变。这些演变给我们提出如下三类问题：第一，在地方政治体制上，为什么一部分王朝在开国初期采用了分封制，而当王朝稳定下来之后，却又谋求削藩?第二，在边疆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元代和明代采用“土司制”，清代却推行“改土归流”?第三，在省级政区和省级政府的设置上，为什么汉人政权表现出兴废不定和周期性循环，而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却不存在这种循环?此外，清代之后建立的汉人政权为什么又打破了这种周期循环，建立起稳定的省级政区和统一的省级政府?本文论证了上述问题可以用“风险论”——即中央政府追求“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及其面临的约束条件——来解释，还同时比较了“风险论”与“帝国的治理逻辑”和“行政发包制模型”在解释能力上的差别。     

试论中国古代"治世"的经济成因及其当代价值——以"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为例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几个政治相对清明、社会比较稳定的“治世”时期。当时的统治集团能够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措施,从而为劳动人民的生产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在古代“治世”时期实行的经济措施,主要有解放奴婢,驱民归农;奖励开垦,兴修水利;轻徭薄赋,厉行节约等等。认真分析古代“治世”的经济成因,对于现今我国农业的发展乃至新农村的建设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促进农村产业的多样化;在坚持土地承包制的同时,运用多方力量,完善农业生产的各种设施,促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同时,应加快面向农村的各项制度改革,多管齐下,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切实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党的执政能力,主要指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功能及其有效性问题。考量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至少应着眼于四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执政党所执掌政权的合法性与支持度;二是执政党执政之法律与制度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三是治理社会的高效率与低成本;四是社会秩序与风尚的维系程度。     

执政党对私营企业的统合策略及其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呈现政党国家与社会渐次分离的状况,集中体现在执政党权力范围的收缩和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新兴力量的成长与集聚。首先,本文通过理论阐述和案例分析发现,执政党与私营企业之间并非单向的吸纳与嵌入,更多表现为一种相互融入的共生关系。其次,基于对第九次全国私营企业家调查数据的分析进一步发现,在所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对于执政党相关政策的认可度更高,同时也更加偏好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的投入。结论表明,中国共产党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吸纳型和自上而下的组织嵌入型统合这两种分散政治压力的有效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私营企业的分类控制,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同时,成功引导私营企业承担社会功能。     

A NOTE ON AUSTRALIAN LOCAL GOVERN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In common with other advanced market economies, regional and rural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have come under increasing economic and social stress. One manifest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is the growing spatial inequaliti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genesis of spatial inequalities and examines their consequences in the contemporary Australian political milieu. The discussion conclude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se inequalities for local governments and communities in disadvantaged regional and rural areas.     

民主监督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以广东省蕉岭村务监督制度的实践为例

自2007年起,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纪委创造性地在当地开展＂村务监事会＂试点工作,使得监事会对村务的监督权得以落实并形成与决策权、执行权分列的村级＂三权分立＂状态,增强了村委会的公信力,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建设。蕉岭县的村务监督工作制度和实践经验,对指导当前村级民主发展、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预防村官腐败,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维护群众利益、保证新农村建设顺利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实践证明,村务监事会今后还应在规范监事会的监督权力来源、监督流程、建立对监事会监督工作的评估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与完善。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为农村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契机。然而,资源输入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却无法有效承接,并遭遇官民不合作的困境。基层组织主要呈现出两种样态：消极作为与难以作为,以及富人和灰黑势力主政后的摆平式“积极”治理。两种治理形态皆导致国家公共资源的耗损,基层组织的权威与合法性进一步下降。在资源不断输送的利益链条中,权力寻租者、地方富人与灰黑社会势力、谋利型的机会主义农民等几个行动主体相赖相生,形成分利秩序,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外,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从根本上说,这是国家在压力型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产生的张力,并在推动乡村社会从整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中产生的结果。这一转向试图建立新的公共规则,却使得乡村治权弱化,缺乏公共规则实践的强制力保证,造成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与责任的连带制衡关系发生断裂,乡村治理陷入新困境。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新代理人"成为描述当前村治主体角色性质的核心概念。契合当前项目进村要求,进而满足村庄社会项目诉求是"新代理人"形成的权威基础。在基层政府"悬浮"的背景下,村治主体的谋利冲动与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相互交织,村庄中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和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的部分村民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新代理人"的治理实践表现出一种利益治理的逻辑,这实质上是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困境的延续。在村庄社会增量逻辑的主导下,以"新代理人"为核心要素的村庄权力结构呈现固化态势。"新代理人"与传统代理人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逻辑、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这也凸显出"新代理人"概念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代理人"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从暴力犯罪看乡村秩序及其“豪强化”危险——国家法/民间法视角反思

对东北四所监狱“民事转刑事”暴力犯罪案件的调查显示,现代乡村社会存在一类特殊的纠纷：第一,它的广泛存在,标志着民间秩序整合力量在特定情境下的失败;第二,它也没有被国家法系统处理和吸收。本文通过对结构性访谈中7个案例的详细剖解,检视了这类纠纷背后乡村秩序的可能图景。与传统的民间法理论的预设相反,国家法秩序的“外来性”是地方性社会中日渐增多的“陌生人”获得保护的可能途径。然而,国家法的实践依赖于基层政治运作,其调整功能取决于民间秩序的配合,民间秩序整合的失败迫使国家法直接面对个人的实质性需求,而其调整无力反过来增加了个人对国家法的失望,并可能将失望导向对国家法独立性的质疑。在此背景下,“豪强化”的危险可能在乡村社会出现：“强力人士”依赖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和控制力,向下瓦解传统秩序的力量;借助国家法和国家政权在权力来源上的同一性,向上瓦解国家法秩序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