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机关撤销具体行政行为探析

从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二者的关系及权力机关的职能诸方面看 ,权力机关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十分必要 ,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原则方法必须适当     

论我国律师惩戒制度的完善

我国目前对律师的监管实行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的"两结合"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完善律师惩戒制度,需要对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进行职能定位,合理划分惩戒权限;设立律师协会惩戒机构,分设立案调查室与律师纪律庭,赋予相应的职能;完善律师惩戒的立案、调查、听证、审理、复查程序,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建立司法最终救济机制,对律师惩戒进行合法和合理性的审查。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认定的三重维度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之认定贯穿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运行的全过程,而并非只存在于起诉或诉讼程序中。应从履职范围、履职期限、履职程度三个逐步递进的维度来认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责”应类型化为监督职责与具体微观的管理职责,不包含抽象宏观的管理职责;对生效行政决定的履行监督应纳入履职范围;逾期未回复检察建议应被排除在“不依法履行职责”认定的履职范围之外。履职期限分为程序性履职期限和实体性履职期限,二者在不同阶段或单独存在或同时并存,导致不同阶段的履职期限计算规则有所区别。履职程度之认定应考察行政行为与结果二要素,二者的适用存在先结果后行为的顺位,且不同阶段各有偏重。     

论我国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职能

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机器。其中,刑事审判监督职能作为检察机关一项具体的职能,是刑事诉讼这根链条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内容。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于人民检察院的刑事审判监督职能有了一定的补充与完善。但笔者认为,现行新刑事诉讼立法对人民检察院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的规范还远远不能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拟从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的本质特征,结合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对刑事审判监督需要改革、完善之处作些探讨。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的司法界定刑事审…     

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互联网的监管研究

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互联网在代表产品、行业门槛、资金来源、授信依据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导致二者具有不同的风险。监管方面,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目前仍处于空白状态,对金融互联网的监管已覆盖一部分但仍存在局限性。因此对金融互联网监管不能与对互联网金融监管一概而论,应根据其风险不同制定不同的监管要求．对其应分类监管、区别对待。本文在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监管迫切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对二者监管的不同要求,分别从监管主体、监管范围、监管手段、监管措施和奖惩机制来对二者的监管进行细致研究。     

我国行政法院制度模式选择 ——基于法、德行政法院模式之比较

根据性质的不同,国外行政法院制度可分为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尽管二者具有某些共同点,但在承担的职能、体现的独立性及其与行政法学的渊源上存在明显差异.结合基本国情,我国应建立德国式的隶属于司法系统且独立于普通法院的行政法院制度.在制度的具体设计上,应着重解决好组织体系、经费安排和行政法官等问题.     

完善政府在工资集体协商中角色定位的思考

政府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应当被定位为规则制定者、协商服务者、争议的调停者和履行监督者四重角色,目前在政府角色定位方面存在的问题分别是：干预范围失度、相关规定不明：主体培育和信息提供服务缺乏：政府机关之间协调不够,三方统一调停机制滞后;监管理念存在偏差,引导激励性监管措施缺失。应当确立依法干预理念,提高立法位阶,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培育工会主体,建立协商信息提供制度;加强三方联合协调,推进调停机制建设,具体调停中防治结合;完善工资集体协商监管制度,引入引导性监管手段。     

生态环境部门“统一监督管理”条款的解释论展开——以《环境保护法》第10条第1款为中心

在环境管理的横向关系上,“统一监督管理与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职能分工构成我国环境保护监管体制的制度基础。考察“统一监督管理”条款的脉络,回顾其内在演进逻辑,在解释论视角下明辨其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可知该条款存在规范用语模糊、内部规则冲突、适用功能失位等弊病。为实现统管条款职责的充分履行,可将该条款释义至业务指导、综合协调、同级监督三个向度,并通过明确“统一监督管理”职责的履行程序、保障生态环境部门统一监管执法能力、搭建统管条款下的部门履职问责机制等措施,强化该条款中职责履行的施策方向。     

电信产业性质与产业监管模式演变研究

基于电信产业的发展历史研究,提出电信产业的性质随发展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总结电信产业性质演变的四个典型阶段,同时提出电信产业监管模式与电信产业性质的演变阶段存在一定的匹配关系,然后结合新条件下的中国电信产业性质演变的阶段特征,对中国当前的电信产业监管模式的改革提出建议。     

新时期高校纪检监察机关实施监督的对策思考

高校纪检监察机关如何行使监督职能直接关系到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状况和人才培养,本文分析了纪检监察机关在履行监督职能方面存在的不足,为纪检监察机关加强监督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措施.     

依法行政实践中的难点及其对策

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行事。法律是行政机关据以活动和人们对该活动进行评判的标准。目前行政管理实践中 ,法律与政策越位的问题较为突出。一是政策代替法律 ,二是政策否定法律 ,三是政策解释法律。正确处理法律与政策的关系 ,必须正确区分法律与政策的功能 ,避免越位 ;对同一问题既有法律规定又有政策规定时 ,要贯彻法律优先的原则 ,维护法律的权威 ;要严格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修改程序。要贯彻事权与职权一致的原则 ,并解决行政执法软弱的问题 ;行政执法机构的设立及其职能的配置 ,要有利于行政执法的统一和效能 ;行政复议制度既要兼顾司法监督的要求 ,又要保证行政执法的权威 ;行政强制既要体现司法监督 ,更要体现行政权的强制力     

日本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及启示

日本根据适用除外制度与反垄断法宗旨的关系不同将其划分为确定性适用除外和倒退性适用除外。确定性适用除外旨在保护中小企业参与竞争的能力以及维护知识产权领域的特定行为;确定性适用除外有利于竞争机制的维护,必将随着竞争政策的强化得以运用。倒退性适用除外则在市场经济尚未健全条件下保障了政府依靠产业政策培育相关产业、发展规模经济,但该适用除外与反垄断法维护竞争的宗旨相违背,必将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竞争政策的强化逐渐被废止。日本适用除外制度运用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如何通过适用除外制度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相互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奶牛良种补贴政策地方性实施效果优化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良种补贴作为畜牧业的生产性支持补贴,对促进奶业经济发展,提高中国奶业经济整体水平起重要作用.良种补贴政策的实施在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方式,但从安徽省近几年的奶牛良种补贴效果看,虽然每年补贴政策力度都在加大,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中国每个奶牛养殖地区需要依据自己的地域特征,实施具有针对性良种补贴政策:统筹兼顾,推进奶牛品种的多元化;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监管以及操作程序的规范;充分发挥政府在奶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并依据每年的发展状况进行针对性调整.     

我国反垄断法宽恕制度探微

反垄断宽恕制度是打击垄断协议的有效执法工具。鉴于我国反垄断宽恕制度存在适用条件不具体、减免罚款的裁量权过大、程序缺失等缺陷,我国应当借鉴美国、欧盟的立法经验,完善其适用条件,明确减免的幅度,规范其执法程序,以提高该制度的可操作性。     

现阶段金融监管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针对当前抑制经济过热活动中所采取的措施,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了金融监管中几个方面的问题: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关系、监管建设的路径选择和金融监管的边界.从中发现我国金融监管的市场经济导向日趋明显.     

我国信托公司的特殊功能、现实困境与发展出路

近年来,我国信托业发展迅速,信托公司作为信托业发展中的主角,在不断被叫停中创新,在特定时代条件下具备特殊的功能.这些功能主要包括:构建混业经营平台、解决民间资本出路、改进融资结构、支持中小微型企业发展,以及出击国际市场.同时,我国信托公司又面临着专业能力有限、销售渠道狭窄、市场化程度不高、信托文化没有形成、金融协调发展的观念有待深化,以及监管政策的支持不够等现实困境,因此,需要通过提高信托公司的专业能力、开拓销售渠道、提高市场化程度、培育信托文化,以及争取监管部门的支持来实现信托业的大发展.     

我国职权立法辨析

职权立法是与授权立法相对应的一种立法类型 ,基于立法权的相关理论分析 ,职权立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它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向其他国家机关分权的一种形式 ,是我国现行立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它与授权立法在权力发生根据、权力存在时间、所受立法监督以及目的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发达国家奶业相关政策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奶业发展迅速,但政府奶业相关配套政策目标不明确,手段单一。通过对美国、欧盟、日本奶业政策、手段、效果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奶业发展状况设定了适合本国的奶业政策,充分利用WTO允许的政策手段,在保护水平上OECD在大部分年份里奶业的PSE值都高于农业总体的PSE值。目前必须在一定时期内把加强对民族奶业的保护作为我国奶业政策总的目标;在政府奶业扶持政策中,充分利用"绿箱"补贴给予的机会,积极扶持奶农发展。     

日本大公司监督体制的改革

如何建立和完善公司的内部监督体制一直是日本公司立法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几年,商法通过进一步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权;完善外部监事制度;在大公司建立审计委员会等改革措施,形成了一个同时允许两种不同的监督模式并存的监督体制。这是大陆法系国家完善公司治理方面的大胆尝试,对我国公司立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制约与监督： 两种不同的权力逻辑

法治的根本在于控制国家权力、保障社会权益,而制约与监督是控制权力和保障权益最基本的制度基础。制约与监督具有不同的权力关系和不同的控权功能,准确把握制约与监督在制度和功能上的区别的前提是理解制约与监督不同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传统“强监督-弱制约”的控权模式使制约制度的功能被削弱,监督制度的固有缺陷被放大。唯有在强化监督的同时合理设计权力主体之间的制约结构,建立并完善“制约-监督”均衡的控权制度,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我国法治建设,提高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