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郭沬若与杜甫》一文的几点意见

《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三期发表的韩培基、江汗青二同志合写的《郭沫若与杜甫》一文,对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毫无疑问,《李白与杜甫》一书是应当进行批评的,韩、江二同志的许多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也有不足之处。在这里,我把自己的意见淡出来,与韩、江二同志商榷。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就对《李白与杜甫》的批评同萧涤非等同志商榷

萧涤非同志在《文史哲》一九七九年第三期上发表了《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此文前后,其他学术刊物上也发表了几篇批评郭沫若同志所著《李白与杜甫》(以下简称郭著)的文章。萧涤非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萧文)对郭著作了尖锐的反批评和批评,说郭著对杜诗作了“难以置信的”、“有意的曲解”,说它“抑扬随意,借比较之名,行打击之实”,简直“前所未有”。有的文章甚至说郭著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反     

杜甫过的不是地主生活吗?——兼与肖涤非、韩培基、江汗青诸同志商榷

郭沫若同志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曾立专章考证研究杜甫的生活。他认为:“杜甫的生活,本质上,是一个地主的生活。他有时也穷,但是属于例外。” 郭老此说,在近几年内,著文反对批评者确实不少。肖涤非先生留给人们约印象是深刻的。他在《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见《文史哲》1979年第3期)中,批评郭老是很尖锐严厉的,他说郭老是在“斤斤计较,拐弯抹角,寻章摘句来证实杜甫过的是一种‘地主     

《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和《杜甫研究》的修订

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发表20周年了.它的问世,曾激起许多人的不满与愤怒.有人因此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斥骂郭老是"党棍"、"学阀";当代著名的杜甫研究专家萧涤非先生,"差不多在拜读的同时,就想写封信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向郭老请益",以后终于专门写了《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虽然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但也如"冤家对头",大有满腔积愤,不吐不快之势. 20年前,我国政治思想领域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郭老的《李白与杜甫》留着这个时代的深刻印记.它对杜甫的基本评价,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三吏》《三别》等诸多名篇的     

李白究竟出生在哪里

陈寅恪先生四十五年前发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说李白是西域胡人,八,九年前,郭沫若同志的《李白与杜甫》问世,又说李白虽不是西域胡人,但却是出生在中亚碎叶城的中华汉人。     

《李白与杜甫》三题

文革中的郭沫若写作《李白与杜甫》的动机是复杂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欲通过李白、杜甫的研究来舐舔心灵的伤疤,宣泄感情的伤痛。《李白与杜甫》的缺陷突出地体现在机械地使用阶级分析法,主观随意地扬李抑杜等多个方面。文革这个特殊的写作背景,是造成上述缺陷的主要原因。《李白与杜甫》也是一部瑕瑜互见的作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史料、史实的考证上。     

李白家室考疏

关于李白的家室子女,自王琦《李太白年谱》至詹锳先生《李白诗文系年》皆有所考,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李从军先生《李白考异录》对此又有专章述及。本文只对诸家所考做些拾遗补阙,也不免重复旧说。又,文中顺便旁及章培恒先生最近发表的《被妻子所弃的诗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与李白的婚姻生活》,并无商榷之意。     

读《李白与杜甫》

前言《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同志的一部学术著作。作者功夫精深,开拓新路,道人之所未道,发人之所未发,文笔活泼,时见高论。本人读后,获益不浅,但有些地方,却亦未敢苟同。本文写就之后,原想争取郭沫若同志的指教,不幸郭老溘然长逝,令人悲痛之余,深为惋借。本文既有争鸣之意,且亦是对郭沫若同志的深切怀念!     

谈《李白与杜甫》——对《郭沫若与杜甫》一文的补白

郭沫若同志写的《李白与杜甫》一书,自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问世以来,可以说是一家之言,很少有人评论。可喜的是近两年来,才引起了人们的注目,越来越多的同志对此书发生了兴趣,写了一些评论性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谈了对此书的看法,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也是颇有意义的。     

李白的家庭出身考异

李白的家庭是富商,曾成为一种流行的说法,郭沫若同志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此作过具体而肯定的论述。但根据现有的史料判断:李白的家庭并非富商,李白之父迁居到绵州昌明县青莲乡也不是来经商的。即使如郭老所述的李白之父经营了那么大的商业,其家庭必然住于通都大邑,才便于运销商品和获得信息。可是绵州昌明县青莲乡既非通都大邑,又     

《李白与杜甫》一书读后

郭沫若同志的《李白与杜甫》,是一部探讨古籍的作品,为研究古典文学树立了良好的范例。我对这部书仅是粗略地看了两遍,还说不上有什么心得。但它给我的印象却是很深的,现在谈谈我的一些感想。先谈应行取法的几点: 本书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标明我国大诗人“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并以足够的史料证成其说,意义深远,已有不少的作家加以阐发,我就不再重复了。本书自始至终用阶级观点评人论事,如谓杜甫是地主家庭,李白是商人家庭,因此,他     

论杜甫成为“诗圣”的内因和外因

当前学术界正在讨论唐诗繁荣的原因,如果对于代表唐诗最高成就的杜甫作些研究,找出杜甫成为“诗圣”的内因和外因,解剖一个麻雀,再由此而进一步探索唐诗繁荣的原因,或者会有点眉目吧! “诗圣”一词,不过是说杜甫诗歌达到了最高成就的意思。就好比唐朝人把张旭叫做“草圣”、把李思训叫做“画圣”一样,只是因为他们的草书和绘画分别达到了最高成就,因而分别称之为“草圣”和“画圣”;这与儒家所谓“圣人”毫不相干。郭沫若同志为成都杜甫草堂所书楹联,不是也有过“诗中圣哲”字样吗?十年浩劫期中,扬李抑杜的声浪,一时高涨,郭沫若同志未能免俗,写过《李白与杜甫》一书,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杜甫作了一些过分的歪曲,学术界已有辨正,这儿不再细说了。     

“李白出生于碎叶”说不能成立

1971年,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提出,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此后,几乎所有涉及李白生平的出版物,都遵此说。笔者根据最早受李白委托为其编集的魏颢的《李翰林·序》、由李白临终前“枕上授简”为之编集的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以及李白友人范伦之子范传正为李白所立墓碑的碑文三条资料,得出李白确确实实生于蜀地而非蜀外任何地方的结论。     

关于李、杜研究中的两个问题——重读《李白与杜甫》

一九七二年,郭老的《李白与杜甫》发表后,在学术界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对其中的一些论据和论点,特别是对该书杨李抑杜的基调,以及对杜甫作为“人民诗人”的否定,人们是有不同意见的。最近在重读《李白与杜甫》和看了一些同志的有关文章后,想就上述两个问题,点谈自己粗浅的想法。     

杜甫笔下的儿童形象

前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种评价是很公允的.虽然郭沫若先生于十年动乱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李白与杜甫》中,高抬李白,重贬杜甫,但“曲高和寡”,也没动摇了世人对杜甫的定评.在这位伟大“诗圣”的笔下,不仅写景状物,均有超人的成就,而且也是人物写生的圣手.他把《遭田父泥饮》一诗中的田父(农民),活画出一个热情、豪爽、质朴可亲的、“不觉村野丑”的农民,同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北征》《羌村》等篇里,也活生生地     

我校唐代文学研究硕果累累

已故著名杜甫研究专家和中国古代文学欣赏理论家傅庚生教授的《杜甫诗论》、《杜诗散绎》、《杜诗析疑》、《中国文学欣赏举隅》、《文学析赏论丛》等专著,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李白研究专家安旗教授,先后出版《李白纵横探》、《李白年谱》、《李诗咀华》、《李白传》、《李白诗新笺》、《李白研究》等专著,     

晚年郭沫若人格分离的痛苦心灵

邵燕祥先生在《北京日报》(2004.9.6)撰文,披露了晚年郭沫若真实而痛苦的心灵。“过去我们总是从郭沫若一贯‘紧跟’这个大前提出发,由于毛泽东表示在诗中喜‘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于是认定《李白与杜甫》是逢迎‘圣意’之作,看来有失于简单化。”文中引述郭沫若因“文革”连殇两子,其中郭世英是周国平要好的同学,1968年4月在北农大私设的牢房里受了三天三夜的轮番批斗后,反剪双手坠楼而死。郭沫若在1969年1月写给周国平的信里说:“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     

说杜诗“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

杜甫在广德元年(763)春于梓州有《喜雨》一诗,末二句说:“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历来评论者都把这两句诗解释成让雷公降下滂沱大雨净洗吴越之地的盗贼,即净洗农民起义军,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如此看法。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更是明确地认定这是杜甫痛恨农民起义的铁证,是他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对人民的恶毒诅咒。于是乎,这两句诗便成了杜甫一生中的最大污点了。     

李白与少数民族

一、从李白氏族之争论谈起 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随着李白籍贯的讨论,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又提出新说,断定李白“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①由此引起一场关于其氏族问题的广泛争论。支持或否定者均大有人在。其后詹锳先生为陈氏之说寻得旁证数则,即太白精于西域文字,轻财好施,任侠仗义,象貌特出等,证明其为西域胡人。②而胡怀琛、幽谷更力证其“突厥化”程度很深,是“从碎叶突厥家庭中出来的”。③此外还有杨宪益等提出“李白是氏人”④等等。反对其说者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李白与杜甫》书中列举反证以否定之,坚持认定李白为汉人。虽然两     

李白《公无渡河》新探

李白《公无渡河》一诗,元萧士赟谓为“讽止当时不靖之人自投宪网者”。清陈沆《诗比兴笺》谓为悲永王磷而作,诗中渡河之叟系指李璘。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亦以为李白从璘之作,但以渡河之叟为李白自喻。以上诸说虽不相同,或不尽相同,但均认为此诗必有所指,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然此诗究竟因何而作,指归何许,谨陈一得之见,以供参考。此诗若联系李白幽州之行加以考察,其义自明。而《赠何七判官昌浩》《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二诗,则是打开幽州之行秘密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