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赋论纲

赋是一种介于诗与文之间的文体。说它偏向于诗,是因为它多有韵脚。早期的赋,语言形式或接近于《诗经》,或采用楚骚的形式;南北朝后期的短赋,也常常夹杂诗化的句式。说它偏向于文,是因为它没有诗那样具有整齐的句式,除律赋外没有严格的声律要求。汉大赋出现后,赋体有更多的散句,到了宋代文赋的出现,更趋于散文化,所以当代学者在编选中国古代散文时,赋往往被归入其中。其实,赋作为中国古代的文体,它是独立的,有其特殊性,它虽然有时具有诗的声情韵致,但不是诗;它的形式表面看像散文,但毕竟不是散文。 汉代人有时也将辞赋连称,甚至把辞也当作赋,例如班固称屈原的作品为“屈原赋”,从广义上说,《离骚》等楚辞是赋,也未尝不可。但从文体分类学的角度看,楚辞和汉赋有明显的区别,辞是辞,赋是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     

山谷散文立意的思维方法简识

写散文往往能创造出奇特的命意,构思出幽邃深微、玄妙莫测的意境。山谷散文创作数量可观,可是,对于山谷的散文,自宋以来,论者寥寥。在这有限的论者当中,也有不以为然的。如宋代罗大经在其《鹤林玉露》一书中,引杨东山论山谷诗文语说:“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这后半句可谓歪打正着,因为它说的正是山谷散文的长处。山谷散文正是“愈小者愈工。”由于“琐碎”,形式的“琐碎”:山谷笔下的散文,有赋、题跋、书简、疏记等等,可谓形式灵活,自由随便,文字多的千余言,少的仅吉光片羽般的一句话;题材的“琐碎”:山谷尽将儒释老庄、医卜百家、     

略论汉赋的思想内容

<正> 兴盛于两汉文坛四百年的汉赋,是继承了《诗经》和先秦历史散文及诸子散文的传统,在《楚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散韵结合的新文体,它脱离《诗》、《骚》而独立,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因此,它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但历来对汉赋的评价有不同的看法,较有代表性的是: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把汉赋刊在卷首,作为文章的楷模;清代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论袁瑞良先生的赋体散文

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兼具诗歌和散文之特点，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源渊久远的重要文体。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里说：“铺才逦文，体物写志”是赋之特征。刘勰又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象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赤壁赋》都是中国古代文赋的佳作。     

王逸赋论的经学色彩

王逸的赋论是汉代赋论的一个重镇,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骚赋文本的论与评。受汉代赋学与经学互动的影响,王逸赋论充满经学色彩,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个赋论命题上,即"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独依诗人之义"。王逸的这三个命题共同说明王逸是依《诗》说赋的,《诗》乃赋的范本,赋的意义之源,是衡裁赋文价值的尺度。王逸赋论所依托之《诗》是《诗经》经学,故其依《诗》论赋本质上是用经学来绳律骚赋文本。王逸论赋的经学角度导致他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读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对中国经学对审美的文艺现象的思与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浅谈赋对山水文学的影响

赋是界于诗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刘勰说它“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这种新文体如果真能承袭《诗经》、《楚辞》“直抒胸臆之情,体物写志之意”的创作精神,它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可是它产生     

汉赋渊源论

汉代赋作有骚体赋、散大赋和小赋。在三者中,能代表汉代文学特色的是散大赋,能代表汉家帝国气象的也是散大赋。汉代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大交融、大交汇的时代。汉赋,特别是散大赋如同汉代其他文化式样一样,在文化上整合前代,承接着多方位的文化源头。在历代赋论中,失之于偏者多,许多人只注重赋的诗、骚传统,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影响;象章学诚：“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文史通义·汉志诗赋》）这样切合汉赋文化特点的言论,十分少见。失之于偏者多,是因为赋受影响于诗、骚的特征明显,不必细察即可发见;得之于全者少…     

《辨骚》篇不属于总论吗?

《辨骚》篇在《文心雕龙》全书中的地位,刘勰自己在《序志》篇中说得很清楚:“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但是,由于《辨骚》篇放在“文之枢纽”即总论的五篇之末,同下面“论文叙笔”的二十篇相邻接,又曾有人把“骚”单独看作一种区别于诗和赋的文体,所以《辨骚》篇究竟属于总论还是属于文体论,就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争议。六十年代初,段熙仲和王运熙同志,     

现代散文意境美探微

如果说诗象一条小河被两岸夹住,那么散文就象涨水时的沼泽地,不见边沿,一片散漫。这便是散文在题材与表达方法上独有的特点之一——“散”。散文重抒情,象诗,却又不是诗;它可写入叙事,却又不是小说。它是最不受拘束,最自由的文体。然而,敞文只任其外在的“形散”,而不让其内在的“神散”。这便是散文妙与难之所在。众多的现代散文家以他们各具特色的创作为这一文体的生存、发展、完美闯出了一条道路,总结出一条规律。这就是用意境将散文之敞与不散统一起来,做到形散而神聚。     

赋:极富包融性的特殊文体

在中国古代文学诸文体中,赋这种文体最特别。说它是散文,它偏偏多有协韵,句式较为整齐;说它是诗,它偏偏还有些不协韵的散句。古代的研究者,一般把赋归人“文”的范畴来研究它。古代诗歌不讲分行,而讲究多少韵、多少字,这种传统,六朝时就已形成,例如梁武帝经常饮宴赋诗,令臣下赋个二十韵、三十韵,自己也曾作《觉意诗五百字》。因为中国古代诗歌除了少数七古和杂言诗外,句式都很整齐,押韵也很规范。假如我们不是用古代诗歌的概念(无论是近体或是古体),而是按新文学或今人关于诗歌的概念来看待赋体的话,我们会惊叹道:原来中国古代的赋说它是诗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葛克成(William·Granham,jr)英译庾信《哀江南赋》时将赋分行排列,以下是赋序前数行:     

申论屈骚为继往开来之一代文学

前人在论及文学源流、《楚辞》地位之时,尝以为屈子骚赋为继往开来之一代文学。刘勰云:“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己轩翥《诗》人(《诗经》的作者们)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1)王国维称:“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2)鲁迅说:“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子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然则《骚》者,固亦受三百篇之泽”,“《离骚》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极广远”。(3)     

试论刘勰的宗经、辨骚问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刘勰把《五经》看作是文学活动的指南,如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宗经》),而把《诗经》作为创作典范是不行的。葛洪《抱扑子·钧世》就指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鲁颂·閟宫》),何如王生之赋灵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乎?同说游猎,而《叔畋》(《郑凤·叔于田》)、《卢铃》(《齐风·卢令》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上林赋》)乎?”刘勰认为不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再看刘勰在《辨骚》里指出《离骚》“同于风雅”和“异乎经典”的两个“四事”,就能看到儒家思想束缚着刘勰了。以上这种看法,有不少作者不同程度地提出来讨论过,这里只想对这种看法,提出点商榷意思。     

莫把“刘子”当刘勰——何天行《楚辞新考》谬误一例

何天行的《楚辞新考》,为了否定屈原曾作《离骚》,在引用了刘勰《文心雕龙》的《辨骚》、《神思》等篇之后,紧接着说: 他在另外一部著作《新论·正赏》篇中却说,“郢人为赋,託以灵均,举世而诵之,后知其 非,皆缄口而捐之,此为未知文也。”他所谓“郢人为赋,託以灵均”者,明指《离骚》赋而言。还说:“可惜刘勰没有说明原委,但从这一段话,可知《离骚》的作者虽系楚人,而必不是‘灵均’无疑。”     

重探汉代经学中的赋比兴说

考察赋比兴所自出的“六诗”“六义”说在汉代经学中的出现与诠释过程,可知赋比兴作为一组关联范畴出现在经学论述中始于东汉时代,但直至汉末并未作为观念架构应用到《诗经》的诠释。真正影响汉代的是《论语》“诗可以兴”的观念,《毛传》之以兴说《诗》及王逸《楚辞章句》的以兴解《骚》都属于此一传统,这也是《毛传》及王逸“独标兴体”的真正原因。由于汉代经学家未以赋比兴的观念架构论述《诗》《骚》,因而应将汉人对《诗》《骚》之兴的论述从赋比兴的观念架构中分离出来重新诠释,并重建从以兴论诗到以赋比兴论诗的观念史。汉代经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亦应改写。     

论毛泽东诗词的形象思维(下)

四毛泽东在信中又说:“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同比、兴两法一样,赋也是自《诗经》以来我国诗歌创作的传统手法。谢榛曾经对《诗经》的赋比兴手法作过统计,他说:“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由此可知,赋的运用在我国古典诗歌里是相当广泛的。对赋这种表现手法,我国历代诗论家有过不少论述。刘勰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孔颖达说:“赋之言     

什么是散文

一什么是散文?已经出版了二十个散文集的巴金回答道:“我实在讲不出来,我并非故意在讲假话,也不是过分谦虚。”这就足见这个看来似乎简单的问题其实并不简单。无怪叶圣陶在谈小品文是怎样一种文体时说:“要象下定义一样叙述出来是不容易的。”如果说叶老这里说的小品文和散文并不是一个概念,那么,郁达夫的话说得可谓直接了。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他说“我们的散文,只能约略地说,……系除小     

试论古诗之流——赋

<正> 《周礼·太师》云:“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亦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里所谓的“赋”,究为何意?历来学者的认识很不一致。或以为指作诗方法,即铺采摛文,直言其事;或以为是用诗方式,即使于四方,歌诗显志;或以为乃赋体之原始,即六义附庸,蔚为大国,亦即班固所谓:“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前两说,虽略不相类,但古今学者,多有附和,几无异词;而后一说,虽亦有赞同者,然持异议者却不乏其人。例如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诠赋》校注中说:“赋、比、兴三义并列,若荀屈之赋,自六义之赋流衍而成,则不得赋中杂出比、兴。今观荀屈之赋,比、兴实繁,即士(?)所作,有狐裘龙茸语,三句之中,兴居其一,谓赋之原始,即取六义之赋推演而成,或未必然。”李伯敬和褚斌杰同志也都继承其说,并从几个不同方面作了发挥论证,否定第三种意见①。     

赋比兴源流浅探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告诉我们,一定的创作方法是人们从一定的世界观出发对创作经验的总结。我国传统的“赋比兴”创作方法,是前人总结了《诗经》的创作经验,并经过历代许多作家的探索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赋比兴”的历史演变,深入地加以考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掌握诗歌创作艺术的规律及其特征。最早提出“赋比兴”的是《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中也说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孔颖达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     

《诗经》与后世文体之赋间的源流关系

上古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赋体源流问题,一向争鸣不已,众说纷纭。近年在争鸣中所论及的《诗经》与后世文体之赋间的源流关系问题,很自然地形成了讨论的主要方面。这些问题是:一,《诗》六义之“赋”及所谓的“不歌而诵”之“赋”,同后世文体之赋各有无源流关系?二、《诗经》之“赋”诗的体制,同后世文体之赋有何源流关系?三、附     

吸取散文的果汁——散文教学谈

“为什么诗和散文,幸福和不幸总是那样紧密地连在一起呢?”列夫·托尔斯泰在《青年时代的日记》里曾这样热情地发出探究的疑问。是的,诗和散文确如航行在艺术海洋里的两艘姐妹船。诗歌创作的重要美学原則——创造诗的意境。而“真正的散文是充满诗意的,就象苹果饱含着果汁一样。”散文和诗一样无疑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