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浪漫主义作家的自恋情态

典型的浪漫主义者是关注自我、表现自我、表现自我陶醉的“自恋者”。中国现代文学中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品一般也多体现着这种自恋的情态。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浪漫性都与自恋情态有关 ,革命的罗曼蒂克则是因为将自恋转为“自尚” ,浪漫主义色调变弱     

郭徐爱情诗抒情手段的比较

郭沫若和徐志摩的爱情诗,都以抒情为主要表达方式,而又各具个性。其具体形式主要包括:直白剖心式抒情,谈心呼告式抒情,比兴比拟式抒情,象征寓意式抒情等。     

艺术至上 生命最美——徐志摩的唯美艺术观和爱情诗创作

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最为典型的唯美主义者,艺术至上主义者。鲁迅的“神秘主义”论,茅盾的“代言人与挽歌者”说,周作人的“性灵说”,胡适的“自由、美、爱”说及林徽因作为恋人的解读都很精彩,但他们都强调一点而失公允和全面,反而把徐志摩“复杂”化了。徐志摩的唯美主义艺术观主要体现在表现世俗肉欲之爱和精神之爱的爱情诗里,他无疑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命激情的陈述与言说者。     

鲁迅与郭沫若译学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在翻译方面,鲁迅与郭沫若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所表现的译者地位等方面。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翻译策略方面,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郭沫若则倡导“风韵译”。在译著及译文所体现的译者地位方面,鲁迅让译者“显形”,郭沫若则让译者“隐形”。但大道之行,殊途同归,他们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     

关于郭沫若与“孤军派”关系的概略考察

在郭沫若研究中,郭沫若与“孤军派”的关系是一个未被人们注意的问题,而郭沫若自己曾谈过同“孤军派”的交往和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也确曾对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有过不少影响,因而这一问题的考察也就实属必要了。关于郭沫若与“孤军派”的关系,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追根究底说“泛神”——郭沫若泛神论研究之一

差不多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郭沫若泛神论是人们探讨郭沫若早期思想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而困难的问题。该问题的难度首先来自研究对象,因为泛神论在理论上的艰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郭沫若本人有关言论的丰富庞杂,也可能把人导入迷宫。但就研究者而言,对郭沫若泛神论的研究之所以尚未达到一旦豁然而贯通的地步,我以为恐怕更在于没能找到一系列簇新而有力的研究点,并由此全面深入地开掘出郭沫若泛神论的各层面。郭沫若泛神论的“基本概念”、“理论来源”、“哲学性质”、“发生原     

“民族魂”与“球形天才”——从思维方式看“五四”时期的鲁迅与郭沫若

进化论与泛神论对鲁迅、郭沫若而言不仅是作为理论学说而更是作为思维方式从而在“五四”文坛发挥巨大作用的，它们使鲁迅、郭沫若的思维矢量分别指向未来和远古。由此也便产生了“五四”“为人生”与“为艺术”的两大分野。作为人类种族性记忆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的原始思维方式，在鲁迅那里凝成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代表——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郭沫若那里则化为其前期新诗的艺术构思，创作出“别有天地非人间”的伟大诗篇——《女神》。思维方式的变革是文学革命最根本的内因。鲁迅、郭沫若研究的最终出路不是局限于学术圈子内的花样翻新，而在于开放——在民族巨人的定位下进行认识和评价。     

仪式:郭沫若的“精神基因”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评价褒贬反差最大的文化名人之一.目前郭沫若研究中最迫切的课题是探索郭沫若文艺创作和精神历程的深层本质,还原郭沫若“人格现象”背后的内在原因,从而达到对郭沫若的整体认识.仪式是纵贯郭沫若文艺创作与精神历程的一个关键词.从早期新诗创作到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剧创作,仪式始终作为郭沫若的“精神基因”而存在.仪式赋予了郭沫若“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天才灵感,形成了郭沫若独特的创造性思维方式,也导致了郭沫若创造力的最终衰退.从仪式角度考察郭沫若的文艺创作与精神历程,有助于揭示郭沫若的文化人格,使郭沫若研究尽快走出众声喧哗的混乱局面.     

“墓庭的光景”——徐志摩诗文中的坟墓意象解读

徐志摩酷爱“墓庭的光景”.这类关涉着生命和死亡的“终极性意象”,显露出诗人灵魂深处发生的断裂.写诗的徐志摩,与读社会学的徐志摩,扦格柢牾,使他感受到一种走不出的巨大悖谬.苏珊·朗格睿智地指出艺术形式与人的生命形式之间的“同构”性,这与诗人生命“同构”,且由此可洞悉诗人灵魂隐秘的意象,对徐志摩来说,就是坟墓.     

徐志摩思想发展述评

作为一代诗杰,徐志摩那“晶莹圆润”的诗作曾拥有广泛读者,也颇得文学史家的好评。然而,对于徐志摩一生起落消长的思想变衍的探析,却历来颇多异议。原因就在:作为“中国布尔乔亚开山同时又是‘末代’诗人”的徐志摩,一生都是在矛盾痛苦中度过的,其思想充满着复杂性;而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总是同中国社会现实及其发展前景不相谐调,时或遭至非议也在所难免。笔者认为尽管徐志摩毕生追求的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社会”,其社会思想跟不上时代发展,难免于碰壁,但诗人对理想的追求是真诚的,其间不乏希望祖国自立、民族自强之意,贯穿着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对“理想社会”从追求到幻灭的过程,恰恰典型地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探索人生道路的艰辛,从反面演示了他们应有的历史性选择。本文以徐志摩探寻“理想社会”为脉络,分四个时期描述其思想变衍轨迹,试图以此对徐志摩的思想发展作出尽可能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