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吏治与乡村民变——以浙江为例

本文以浙江为例,从吏治方面考察清末乡村民变蜂起的成因,认为胥吏的敲诈勒索及州县官忽视民瘼的敷衍态度加深了官府与乡民的对立,导致清末乡村民变频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整顿吏治,然效果甚微,其原因与不合理的制度有关。     

清末十年民变研究述评

清末十年,民变风起云涌,构成一种十分令人关注的社会现象,加剧了社会局势的复杂动荡。对清末民变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开始,但迄今尚未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评述,力图摆脱政治史的框架,厘清民变概念,确立民变研究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清末民变中若干值得关注的内容,如民变复杂生动的过程及其蕴涵的多方面的社会变动和互动关系作了思路上的阐述,希望有助于该项研究走向深入。     

晚清政府应对民变举措初探——以江苏为例

清末,各地的民变风起云涌,江苏是民变的典型省份,直接威胁政府统治。尽管清政府采取了“抚剿结合,弹压为主”、严防匪民结合、查禁谣言、加强宣传等诸多“应变”举措,试图将民变尽快平息下去,或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取得减少或阻止民变的效果。     

清末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动——以捐税为中心

20世纪初年,由于清朝大张旗鼓地举办新政,使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动。一方面,国家对于乡村社会资源的索取在加剧,控制程度在加深;另一方面,清政府把权力系统延伸至乡村社会的绅士,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开始直接接触。与此同时,农民不堪负担,不断掀起抗捐税斗争,给予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以沉重打击,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迅速紧张。紧密化和对立化在清末新政时期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出现了矛盾的统一。     

浅析清末新政时期闽赣地区乡村社会的变革

1901年1月,为了挽救濒临危亡的统治局面,清政府被迫发布＂变法＂上谕,宣布＂维新新政＂。江西、福建、广州等地积极响应,在农务、工商业、教育、税收等方面进行部署、推行新政,这些新的举措对传统乡村社会造成冲击,引起了乡村社会的变革。     

明代浙江:乡村社会、农家生活和社会教化

本文是《浙江通史》（明代卷）第四章《社会生活、民间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变迁》之第一节,全文以浙江为例,勾勒和叙述了１４－１７世纪江南地区乡村社会的特征,描述了当时乡村地区乡民的四时农事、日常生活、岁时节日和乡民的娱乐活动,探讨了明代社会教化和乡村自治的特点。     

旁观者观察清末民变的视点与反应——《申报》有关长沙抢米风潮的舆论取向

<申报>作为局外旁观者,充分关注长沙抢米风潮之前因后果,以及事变过程中复杂的官绅关系,其相关报道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借此发挥其舆论功能,极力为宪政作舆论鼓吹.<申报>最后归结以速开国会为解决民变问题的根本主张,恰与当时立宪派发动的方兴未艾的国会请愿潮流相一致.这正是<申报>的舆论取向与宪政改革的时代精神相契合的一面.     

社会调查真开始于民国吗?——以清末社会调查为中心探讨

清末,整个社会兴起一股社会调查之风①,尤其以留日学生、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以及趋新士绅为主体的民间调查力量更显得生机勃勃。纵观清末社会调查的调查宗旨、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各方面,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社会调查早在清末就已经兴起。     

清末民初基层社会民间调解的变革——以四川会理县的实践为例

民间调解不仅能缓解地方诉讼压力、减少讼累,而且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清末民初,在民间社会的主动探求与官方引导的合力作用下,民间调解由自发和无序逐步开始了程序化、制度化,并由县城逐步向乡场等更低层社会组织渗透与扩展,最终成为基层社会一种稳定的民事管理机制.考察清末民初民间调解秩序的"实践历史"及发展动力,对于完善当下社会协调机制,尤其是基层社会的自治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乡村休闲旅游技术创新研究——以浙江临安白沙村为例

浙江的乡村休闲旅游不仅起步早而且发展快,但就其整体水平而言,尚处于发展和提升阶段,存在着诸如旅游产品单一、宏观管理欠缺、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矛盾突出等问题,迫切需要对其实行技术创新。本文以白沙村为实证对象,在分析白沙村乡村休闲旅游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就乡村休闲旅游技术创新主要的三个方面（产品创新、管理与服务创新、营销创新）展开探讨并提出发展对策,以期对其他类似地区的乡村休闲旅游开发提供参考。     

乡村医生收入水平及影响因素——以重庆市为例

乡村医生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植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卫生服务工作者,对我国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在目前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常住人口减少的背景下,对重庆市的乡村医生收入水平和来源结构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影响乡村医生的收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对增加村医收入,稳定乡村医生队伍提出了政策性参考和建议.     

清末民初乡村民众视野中的新式学校

清末民初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新学教育已然成为科举的替代品,新式学校则是绅士阶层捞取新的社会资本的中介。然而另一方面,由于一些新式学校在上学花费、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效果、人才取向等方面与私塾相比缺少一定的乡土亲和力,在民众的视野中却成为有钱人的奢侈品和疏离于乡村社会的摆设。当然随着新学教育的发展,人们对学校的态度多少有些转变,兴学之初的那种极端的抵制行为也越来越少。     

个体、社会与乡村社会转型——以个体化为视角

社会转型一直是社会学界的热点问题,其中市场转型理论是其集中代表。但是基于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转型理论只有在经济学领域才具有解释力。这种因果性解释难以把握乡村社会结构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一个个体化进程中的社会逐渐呈现在社会学的面前。     

宋代乡村社会的多元权威——以民间纠纷的调解为例

宋代乡村社会中纠纷的调解可展现出乡村社会的多元权威,其中既有宗族势力、士绅、豪强、民间组织首领及宗教人士构成的非制度性权威,也有乡村行政头目等制度性的权威,在实际乡村生活中,各种权威交织在一起,共同维护着乡村社会的秩序。     

徽州清末民初乡村演戏文约

春正月初六傩人班演戏老规 田坑班,下马米一筒,子一个,开台米一筒,子一个,起马米一筒。进门吃饭一二碗,水豆腐四碗,时菜四碗。中台点心饭,小菜碟。下台酒饭,鱼二碗,子二碗,糕二碗,水豆腐四碗。时菜四碗。出门酒饭,鱼二碗,水豆腐四碗,糕二碗,时菜四碗。     

孙中山浙江视察及其社会影响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其足迹遍及海内外。1912至1916年间,孙中山曾经四次到浙江视察,杭州、绍兴、宁波、海宁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每到一处,他都会即兴发表演说,宣传他的革命思想。他还多次前往秋瑾墓、陶社等烈士陵墓或祠堂祭奠英烈。通过梳理孙中山在浙江各地的革命活动,阐述其浙江之行的社会影响,并结合浙江省博物馆馆藏相关文物,管窥孙中山如何进行革命的动员和传播。     

乡约与明代乡村社会治理 ——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明代中后期,随着里甲制度的衰败,由地方绅士和官吏提倡的乡约制度在明代许多地方得到实施,乡约本为以道德自律为目的的民间的自发组织,但到明后期,基层政府大力在地方推行乡约制度,并利用乡约来进行地方治理,其利弊得失在史料中描述甚少,而明末小说<醒世姻缘传>对此有详细记录,如乡村社会的治安、民间纠纷的调解等.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社会再组织——以贵州省塘约村为例

构建运行高效、协调统一、功能健全和责权明晰的新型乡村组织体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社会基础。而各类乡村组织整合、动员、治理与发展乡村的能力,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案例村通过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成立集体经济组织,采用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统分结合等经营方式,促进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以此为基础,案例村健全和完善了乡村组织体系,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并在社会生活秩序、经济社会交往和乡村公共性等层面实现了乡村社会的再组织。这表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将为实现乡村社会再组织提供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