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明权:幽灵还是精灵

掀起释明权制度理论的盖头,我们会发现,释明权本质上是法院对诉讼程序的管理控制权,其法理基础在于它是法官和双方当事人交流的理性工具。通过对辩论主义的补充和限制,释明权纠正了完全放任当事人主导诉讼过程所带来的诉讼迟延、成本增加、诉讼投机等缺陷,确保当事人平等且富有实效地接近司法公正,从而使其成为“实现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修正器”。本文希望通过对释明权基本理论的探讨及其实际运行的考察,为建构完善的释明权制度提供理念参考,从而周全和妥当地保护当事人权利的目的。     

行政诉讼释明程度探析

行政审判实践中存在着行政诉讼怠于释明、释明不足、释明过度等乱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行立法对行政诉讼释明程度规制的乏缺是重要因由之一。当下中国,在重视法官消极释明功能的基础上强调积极释明功能的发挥是必要的,并经由立法明确行政诉讼释明权行使的原则,规制释明权行使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     

论我国释明权制度的建构

本文从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出发,对大陆法系的释明权理论进行了介绍,分析了释明权与民事诉讼模式的关系,认为释明权制度是对纯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修正和完善,指出我国在民事审判方式变革和民事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建立释明权制度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并从立法角度对我国释明权制度的构建进行了思考。     

论美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释明”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因此,审理者、裁判者要对所承办的案件负责,就必须赋予其适当的释明权。"释明"是使不明确的事项变得明确。释明权是大陆法系中的特有制度。随着两大法系诉讼理论的交融,美国诉讼制度也出现了"释明"倾向,其司法改革的动向值得参考借鉴。但我国要引进"释明权"制度,则需要从传统的职权审判主义模式向以辩论主义为核心的当事人主义模式转变。     

析中国法官释法权的缺位及其弊端

在中国享有刑法司法解释权的主体只有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官释法权并不被认可。法官的司法解释地位之所以被忽略,是因为在立法上没有认可法官的释法权;而在司法制度上,法官独立审判机制的缺失和法院系统内部案件请示制度以及错案追究制度的存在,都直接导致法官并不愿意行使刑法解释权能。法官释法权的缺位不仅有碍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不利于法官司法能动性的发挥,而且直接不利于个案公正的实现、影响刑法理论的发展、动摇公众对刑法的信仰。     

中国司法改革中的程序正义取向——释明权初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长期以来的争论——我国是否应该有释明权,作出了回答。这项被大陆法系国家看重的概念,其内容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存在价值？在我国是如何被规定的？在我国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它是对法官权力的约束还是对法官权力限制的反弹？带着这样的疑问,作者进行了思考,并给出了答案。     

论基层法官剩余权的保留——由“黄陵模式”引起的思考

"黄陵模式"打破了原来的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庭等庭室分立的建制,以法官室取代庭室的分立与分割,对案件实行流程管理和一揽子处理,是对我国长期形成的审判机制的改革.这个改革引申出了诸多深层次法治理念乃至于法律制度的问题.文章由"黄陵模式"引发了对基层法官在实现法治和谐中权力的思考,提出了基层法官剩余权的概念以及应当保留基层法官剩余权的命题,从基层法官剩余权的涵义、基层法官剩余权尚未保留、基层法官剩余权保留的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从一个侧面佐证了"黄陵模式"及其主审法官制的时代合理性.     

谁来守护司法的公正?——法官权利保障制度研究

法官权利保障制度是司法独立、公正的前提条件和"真正内核"。保障法官公正裁决,关键在于完善法官权利保障制度。一是从内外制度方面保障法官司法独立权,重点是完善四种内部制度与理顺两种关系,即"发回重审与改判"考核制度、内部案件管理制度、审判委员会制度、案例指导制度,理顺法官等级关系、司法行政与司法审判的关系;二是通过完善法官任免程序与退休制度保障身份独立;三是完善经费保障制度以降低法官因经济利益损害司法公正的可能性;四是赋予法官在执行司法审判职务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和发表的言论不受指控或法律追究的权利。     

诉讼程序运行中当事人与法院的作用分担论略——以协同进行主义为视角

在民事诉讼中,关于程序运行中当事人与法院的作用分担存在着"当事人进行主义"与"职权进行主义"的划分.针对传统分类的缺陷,加强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已成为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调整法院与当事人作用分担的共同趋势.在我国,协同进行主义的引进有助于修正因过于弱化法院职权所引发的法院实体性诉讼指挥权的缺失,明确当事人在程序运行中的权能与责任.在制度建构层面,协同进行主义需通过强化法院的释明义务与当事人的诉讼促进义务,保障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得以实现.     

以裁量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问题研究

司法判决的说理性不足,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与社会道德价值相冲突,法官滥用、怠用自由裁量权以及在裁量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都会引发公众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公平性、合理性的质疑。裁量正义是建构司法公信力的内在基础。以裁量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要求法官合理运用司法技术,强化裁量的说理性;推进案例指导制度和智慧法院建设,强化司法公开;实现司法裁量和社会正义理念的良性互动,强化法官裁量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论量刑失衡及其对策

量刑失衡又称量刑偏差,是指机关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对性质相同、情节相当的犯罪,在适用相同法律时,刑罚裁量相差悬殊的现象。其形成原因在于量刑主体主观过错,即量刑操作者由于个人认知水平与能力、情感、性格等因素而导致的量刑失衡。量刑失衡的对策应是量刑平衡,其内涵要求审判机关在前述条件不应当在同一刑种与刑度内裁量刑级;其实现的路径是增强立法协调,适时颁布解释,提高法官法律职业教育,建立判例法体系。以此纠偏量刑失衡,提高量刑平衡的质量,促进司法公正。     

制度公正的道德践行

制度公正该如何是好?从哲学层面研究制度公正在于探寻问题的本真,寻求制度公正的原点;关注现实,追寻一种合理的价值实现方式,是制度公正的政治路径;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是制度公正的伦理话语。制度与人原始的相互缠绕,使得制度公正本质是人自我的公正;幸福是人自我公正的价值诉求,缘此,制度公正本质还是一种求善之举。公正是人类普世的永恒理想,也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论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

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是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对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实现社会正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主要有:制度是正义的保障;效率是正义的标准;自由是正义的核心;同情是正义的矫正。本文对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的现代意义与价值进行了评析。     

对等:正义的内在生成原则

正义作为“相同者同等对待”和“不同者差等对待”的统一,它的实现是以对等为中介的。从人的同一性出发,通过对等而实现同等对待,从人的差异性出发,通过对等而实现差等对待,对等是正义的内在生成原则。     

构建正义的法经济学体系——以正义与效率的一般关系为视角

法经济学产生以来,一直被批判无视正义而偏重效率。确定正义与效率之间的恰当联系是法经济学走出批判的有效路径。正义与效率之间的"联结点"锁定在"正义的实现维度"上,即以效率作为正义的实现维度。一方面,在一般性理论研究中把握二者兼顾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在具体制度的经济分析中,确定满足二者之间"联结点"要求的具体条件。     

刑事审判权对检察权制约的现状与立法完善

刑事审判权对检察权的制衡是刑事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这种制衡应该与检察权的强度相适应,并且不得违反刑事司法审判的中立性原则和被动性原则。然而,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设计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这一原则,造成审判权对检察权制衡的过度与不足,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以司法公正为核心构建更为良性的权利制衡机制,完善审判权对检察权的制衡,对于促进两权规范的行使,维护权力均衡和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析诺齐克的非功利主义分配

分配制度的公正与合理,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决定因素。在诺齐克看来,现实的分配机制普遍以功利主义的方式实现社会财富分配,这违背了其正义分配三原则。诺齐克试图通过设定正义分配原则,实现个体所享有的各种权利的一致,并阻止任意伤害个体权利的行为。诺齐克认为要实现正义分配,需执行自由放任的市场原则,以帮助个体实现权利的最大化目标。     

“经济人”假设与制度认同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最基本假定,"经济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主体,但它必须受制于制度的约束。制度是规则的集合,是一系列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组成的规则网络。但一种制度框架只有经过制度认同,经过所有公民价值批判后,才能为人们所认肯和接受,公民才会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个社会才会有基本公正的秩序。     

论尼尔森对《哥达纲领批判》的政治哲学解读

凯·尼尔森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哥达纲领批判》进行了较为本真的解读,认为马克思葆有一种正义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被理论渗透的经验论述和道德评价。马克思的正义观要求我们应当根据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生产方式判断社会现象的正义性。共产主义两个阶段有着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正义原则,无产阶级的正义诉求绝不是追求所谓的“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而是消灭阶级。     

社会正义何以可能

社会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那么,社会正义实现的现实条件又是什么呢?中西方有不同的社会传统。中国人特殊主义的正义观、漠视规则和重视人情的习惯,制约了社会正义共识的达成和“法治”秩序的构建,唯有从培育公民意识、强化程序正义观念、促进公民社会成长和增进社会资本入手,社会正义在中国的实现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