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与钱谦益的思想渊源

关于金圣叹的思想渊源,过去的研究比较侧重于李贽对他的影响,其实,金圣叹与钱谦益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思想交流。从金圣叹的交游来看,金圣叹有可能从多种途径沾溉钱谦益的学术思想;金氏思想中包含了重视经世和伦理的成分,这与钱氏的通经学古之说颇为接近。金圣叹与钱谦益的“仙坛倡和”本身就折射了二人在以教疗禅、返经正学方面的契合。     

戴震对清代训诂学的贡献

(一) 我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旧称“小学”,它是随着经学的研究而发展起来的。经学的研究自西汉元帝时起(公元前48至前33)至东汉末年(公元220)为全盛时代。汉以后由盛及衰,经过一千四百多年至清代而复盛。古代的语言文字学也一样,始盛于汉,复盛于清,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形成了马鞍形的两个学术高峰。清代语言文字的研究之所以盛极一时,这与清儒以汉学为正宗而研究经学,兼通小学是有密切关系的。自汉代至清代,由于时代悬隔,古书音读,早已失传,典籍虽存于世,而后人都不能通。清初顾炎武首先指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以知音始”。为古韵学的研究开拓了考古审音之先河。自此之后,学者治经,兼及训诂音释,旁通语言文字学。清代在乾嘉时     

戴震的“通经”与“明道”

戴震的学术宗旨是“通经以明道”,并在义理、考据和文章这三种学问之途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他对这三种学问之途所作出的那种高下、本末之分的治学态度却常常为时人学者们所诟病。考察他这种治学方法上的利弊得失对于我们矫正清代“经学”之弊以重开当代“经学”之新风气方面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论汉语方言俗语的考源及段玉裁的贡献

晋代学者郭璞在(《尔雅·释诂》“初……始也”条下说:“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这可以说是我国传统训诂学的主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国的训诂学者在“释古今之异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通方俗之殊语”的情况怎样呢?我们认为,从总的方面讲是研究得很不够的。其原因:一是经学家解经从根本上忽视方俗语词,尤其在训诂学还处于经学附庸的漫长时间里,方俗语词难于登大雅之堂,自然就谈不上在方俗语的考源上去花功夫了,即使是在训诂学隆兴的清代乾嘉时期亦不免如此。二是方俗语词的意义难于确诂。究其原因,盖有多种。择要而言:其一,可以作为     

晚清定海黄氏家族教育探析

黄式三、黄以周成为学界公认的“东南经学大师”、“浙东学派殿军”，得益于社会、家族及家庭的共同努力，家族教育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文章以家族教育为视角，从黄氏家族教育之渊源与发展、家族教育之内容与特色及家族教育之成就与影响三方面探讨定海黄氏家族成为经学名门、簪缨望族的秘诀。     

道在求其通,解经须性灵——一代通儒焦循的经学思想

文章从“考据不是经学”、“实测与贯通”、“惟经学可以言性灵”三个层面,探讨了乾嘉学者焦循的经学思想。文章指出:焦循对当时“考据”学风的批评,体现了当时经学信仰与学术客体之间的某种紧张。焦循提倡实测与贯通,则开创了一种注重过程研究的经学研究方法。焦循强调无性灵不可言经学,走上了经学与子学的整合之路,为乾嘉以后经学研究转向多元化提供了新的经学诠释理论。     

“文法”术语的出现及其频繁使用──兼论清人的文法观

本文说明“文法”一词在清代学者著作中已经出现，并且频繁的跟“句法”交替使用；清代学者用“文法”、“句法”所指相同。说明清代学者已明确的树立了句法观，并认识到句法结构的特征及古人造句的句式特点。说明建国前译Ｇｒａｍｍａｒ为“文法”的术语，渊源于清代学者用的“文法”。说明汉语语法学界过去认识到清代学者的虚词研究成就，而对于清代学者的句法观及句法研究方面的成果注意和重视不够。     

贾田祖与扬州学派的创立

在扬州学派早期诸家中,贾田祖年辈最长。受清初以来朴学思潮影响,贾田祖由酷爱诗歌创作转而首重经学,是扬州文化风尚由"虚"转"实"的范例。随着乾隆朝扬州文化的复苏与一批学术新锐的涌现,他率先提出重振扬州学术的要求。他兼综顾炎武与惠栋、戴震等诸家学术思想,初步树立了扬州学派考求古学的学术宗旨及治学规模。他的学术思想,是凝集扬州学派早期学者群的重要纽带。     

论戴震的治学方法

对研究对象分析至微,掌握其不易之则是戴震治学的基本方法.科学方法的运用使其在多学科成就卓越.他的文字学研究采用本之六书、因声求义之法;他的经学研究走由词通道、求十分之见之路;他的水地研究以山水维系郡县;方志研究看重沿革和实用;测算、机械研究强调图文并重.这些研究方法至今仍足以为各学科提供研究方法之借鉴.     

“吴皖分帜”与江藩论戴

从《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国朝宋学渊源记》看,江藩基本把握住了戴震的学术全貌,比较注重戴震对友朋后学的影响,当然,这两点处处都渗透着江藩的“纯汉学”眼光;江藩对戴震以“晓徵为第二人”颇有微词,这是缘于他认为戴氏之学低于钱大昕,实际上他在多处是惠戴并称的;江藩品人论学多以戴震为参照,其前辈学者及友朋论戴惠之学亦无贵己贱彼之迹象。认为吴皖分帜之观念始于江藩且其有重吴略皖之倾向,实有武断之处。     

论戴震从考据学对义理之学的回归

戴震是一个富于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戴震来说,考据不仅是破坏旧经学、旧哲学的工具,而且也是建立新经学、新哲学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基础。戴震之新义理思想的确立,不仅因为他自己有“志乎闻道”的志向,以及“此学不仅在故训”、“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还主要归因为他的理论批判与社会批判的理性追求。     

试论道家在汉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

由于受传统的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历来都认为汉代是“经学时代”,认为儒家思想是汉代学术思想的中心,认为儒家由“子学”发展为“经学”并最后堕落为“神学”是汉代学术思想发展史的主线,而对于在整个汉代自始至终存在着的众多的其他学术派别的丰富多彩的学术思想却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摆脱这种以经学概括汉代学术思想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对于儒家之外的学术派别尤其是道家学派在汉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作一系统的阐述。     

注释杂记

清戴震有几句话是很著名的：“经之至老，道也；所以明道，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由文字以通手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造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躐等。”然而他在《毛诗补传序》中又反过来说：“余私调《诗》之词不可知矣，得其志则可以通乎其词。”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批评说：“戴氏能分见两边，特以未通观一体，遂致自语相违。”“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初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庶得以定某句…     

阮元的学术渊源和治学宗旨

阮元在学术思想上虽然受到戴震的影响,但治学的侧重点和戴震显然有别。从治学实践来看,阮元注重求实、通博和经世致用。在学术渊源和治学宗旨上,他和顾炎武更为接近。     

略论明清时期的考据学思潮

明中叶学术界兴起的考证之学,迤逦发展至清代乾嘉时期而蔚为大国。这期间经历两个阶段:(1)从求博到求真。明代考证学以博奥夸耀于世,实事求是之意不足,而哗众取宠之心有余。入清以后,学者鄙弃明人治学的浮嚣之气,考证之学转向求真。(2)从求古到求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有吴派和皖派之分,吴派稍早于皖派,其学标榜“求古”,唯汉是从。皖派不以为然,治学主张“实事求是”。清代学术的思想理论性不如宋明之理学,但亦自有其特色。本文重点分析了戴震“以情情”的思想意义,以及“由词通其道”的治学方法,同时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方法论作了分析与检讨。     

重评戴震——关于戴震思想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的省思

戴震思想的研究,长期停留于汉学与宋学、经学与理学以至于“欲”与“理”的方法之争和概念之辩以及唯物与唯心、理学与反理学的思想路线斗争的理论研究层面上,遮蔽了戴震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儒学思想发展历史以至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从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准确地和完整地评论和判定戴震思想的真实价值和历史贡献。从宋明理学以及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其内在的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种传承关系所导致的原有思想理论的深层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这一变化所产生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变动的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反省和反思戴震思想的地位和意义,重新评判戴震思想的真实价值和历史贡献。得到的结论是：首先,从宋明理学的发展历史看,戴震是新安理学的终结者;其次,从儒家思想理论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历史实际看,戴震是儒家思想理论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哲理化进程的终结者;最后,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戴震是通过关于“理欲之辨”的理论批判所实现的对于“理学思辨模式”的片面的和偏激的思想实质及其反社会和敌视人的社会功能批判的实践批判者。     

汉代经学简议三题

两汉是我国古代经学全面确立时期,也是经学获得繁荣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经"是对于一部分儒家典籍的专指与特称,"经学"则是以诸经为对象的阐释、考辨、研究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是始见于汉代经学史的两个不同派别或学术系统,两者的各自发展和交互论争贯穿于两汉,也影响到后世。两汉四百年经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主要成绩在于保存和整理了一批重要的儒家经典,贡献了一批有多方面学术价值的经解、经注,并在治经的若干原则、方法上形成了"汉学"的特色。     

"二重证明法"的提出与王国维学术思想的转变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对学术界影响极大,学者多以为是1925年他在清华研究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始提出,并由此论其前后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但在1913年夏,王氏已明确提出"二重证明法",并对之有较充分的论述,其出发点似与"二重证据法"有所不同,前者主要针对经学,后者则针对史学.因而对其学术转向的原因及在经史研究方面以"二重证据法"为表征的治学理念、方法有必要重新认识.     

钱穆与张舜徽汉代经学研究之比较

钱穆、张舜徽二人,均被当今学界视为”通人之学”的国学大师,两人于经学之研治,亦皆在汉代经学上有专门的代表性著作。通过对二者汉代经学研究的比较,可窥见其各自治学方法、旨趣的异同,从而更好地解读两家经学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思想。     

戴震人格美思想初探

建国以来,学术界对于戴震的自然观、认识论和伦理学思想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相比之下,有关戴震美学思想的考察则显得相当薄弱。这种状况与戴震美学的重要历史地位是很不相称的。本文试图围绕戴震的“性善才美”说,对他有关人格美的理论见解展开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戴震美学思想的重视。一“性善才美”说是戴震人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了他的美学思想的主干。我们可以用戴震自己的一句话概括这一学说的基本内容:“人之性善,故才亦美。”“性”与“才”本来就是戴震人生哲学的两个核心概念。在《孟子字义疏证》中,他专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