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罗姆·弗兰克的事实怀疑主义

罗斯托院长要我谈一下弗兰克(JeromeFrank)的法律哲学的要点,我决定联系未来的远景来谈,一个原因是,弗兰克经常面对的,经常谈论和写作的就是未来的问题;所以我这样谈是忠实于他的活学态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的“事实怀疑主义”恰恰是一种勇敢地面对未来,并向它挑战的哲学。事实怀疑主义不但对法律哲学及程序改革有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的情况。25     

20世纪30年代之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

西方现实主义理论自晚清民初引进中国以来,历来是聚讼纷纭的话题。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的确立是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至70年代,现实主义历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三突出”的“浪漫化”与“左化”演变,其内涵逐渐被政治话语架空,遂发生变奏;与此同时,邵荃麟、秦兆阳等理论家也在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80、90年代,现实主义呈现复兴之象,并在同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竞争中曲折发展;而后因“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崛起,现实主义再次走向写实。进入21世纪,现实主义继续成为主流,同时也出现了支流“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和异流“神实主义”。回望百年中国现实主义的演化进路,不仅有助于厘清现实主义的发展逻辑,而且也助于烛照当下的文艺创作。     

民主现实主义:单极世界的美国外交政策

本文是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和专栏作家之一查尔斯·克劳萨默于2004年2月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演讲。他阐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4个流派:孤立主义、自由主义国际主义、现实主义和民主全球主义。他的结论是,现实主义和民主全球主义的一个版本、即他所称的民主现实主义最适合于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弗兰克命题之证伪

所谓的"弗兰克命题"是指,就任何具体情况而言,法律或者是(1)实际的法律,即关于这一情况的一个已做出的判决;或者是(2)可能的法律,即关于一个未来判决的预测。针对确定性问题、视角问题、关注的领域、判决一致性以及法律效力五个方面的理论焦点,逐一进行证伪,进而揭示弗兰克法律现实主义思想的知识贡献与理论限度。     

“双性同体”的解构与重构——解读《捕蜂器》中弗兰克的矛盾身份

伊恩·班克斯在《捕蜂器》中塑造了一个“双性同体”的邪恶少年杀手弗兰克。作为一个被父亲建构的“男性”,弗兰克的女性生理性别和男性社会性别成了二元对立的矛盾。作为一个“兼性人”,他的自身充斥着不可调和的、互相矛盾的因子。被“交性”后的弗兰克被排斥在男性和女性的范畴之外,成为一个“他者”。而最终其男性身份被解构的结果却是其女性身份的重新建构。弗兰克的矛盾身份反映了女性主义关于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争中后者的胜利。弗兰克矛盾的双重身份导致了他矛盾的思想意识,并最终酿成了他畸形的人格和悲剧的人生。     

弗兰克现实主义的司法观

弗兰克并不排除一般的法律规则的存在,只是怀疑在具体案件中,法律规则的适用是：否能导致人们预期的法院判决,法律规则本身是否可以提供人们需要遵守的理由;因此提出法官的判决才是现实的、真正的法律。司法在弗兰克那里已经不单纯是三权分立体系中相互制衡的一种因素,而且是权利、义务实现的必由之路。法律的存在与否并不在于是否由立法者或法官做出,关键的是发生实际的法律效力。强调司法过程的重要性只是弗兰克将法律与社会联系在一起考察的必然结果。     

论西塞罗的神学立场与宗教态度

文章具体考察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神学立场与宗教态度 ,指出西塞罗的神学立场与他晚年的哲学立场一致 ,一方面他以学园派怀疑主义的态度对以往神学观点进行研究 ,运用希腊哲学中的理性神思想对传统的、神人同形同性论的希腊罗马宗教进行批判 ;另一方面又站在有神论的立场上批评以伊壁鸠鲁学派为主的无神论思想。文章结合西塞罗本人的宗教经验对他的宗教态度进行辨析 ,指出他高度重视宗教的社会作用 ,但把传统和习俗作为宗教信仰的基础 ,又用宗教信仰作为政治、法律的合法性证明。最后结合实际 ,指出研究西塞罗宗教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实与浪漫,肯定与否定——论康拉德小说中的女性观

康拉德后期小说集中在主人公与女性的关系上,这是有意的选择,并非无意的转变。他着力描写的是女性定型人物。小说强调理想主义与怀疑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人的超验抱负,他既肯定又否定。创作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手法兼而有之。     

简论马克·吐温小说的思想意义

在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马克·吐温(1835—1910)的小说创作占居着重要的地位。他的小说,继承废奴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暴露美国民主政治的腐败,反对美国种族主义的压迫,嘲讽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狂,痛斥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谴责美国侵略扩张     

法律现实主义及其对中国问题的方法论启示

法律现实主义对法律理论、法律实践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本世纪初,又兴起了与传统的、老一代的法律现实主义不同的、但又与前者一脉相承的法学思潮,这便是新法律现实主义。法律现实主义的兴起是与抨击法律形式主义相伴随的,“法的不确定性”由此成为法律现实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怀疑-批判、经验-实证、“行动中的法”或“活法”的研究方法是法律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法律现实主义——尤其是新法律现实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意义非同小可,尤其在方法论方面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反传统的美国法律现实主义

传统观念认为法律天生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而在20世纪20-30年代美国法学界兴起的法律现实主义,否定了认为法律规范具有普遍性、确定性的传统观念,对美国正统的法律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美国法律现实主义对于法律的不确定性的主张,可以称之为对传统法学的一次致命性的打击。我们试图在学术脉络中凸显美国法律现实主义反确定性传统的法律观,力图揭示其所作出的学术贡献以及限于自身视角而难以逃脱的学术限度。这场“反叛性”的运动,带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批判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法律现实主义的消失正是它的胜利,因为法律现实主义的实际目标与任务,就是要突破人们对法律的旧有理解框架,打破已有的思维惯式。     

刑事法律论证的逻辑基础探析

法律三段论是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所采用的最基本的法律论证模式,其背后的逻辑基础是什么,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根据传统观点,法律三段论的逻辑基础是直言三段论;演绎逻辑基础论者主张演绎逻辑是法律三段论的逻辑基础;反演绎逻辑基础论者基本上否定了逻辑在法律审判中的作用。现实主义法学派的反演绎逻辑基础论观具有片面性,法律三段论应有其逻辑基础,应以非单调逻辑作为逻辑基础,用缺省规则表达无罪推定规则,重新修订传统法律论证理论,探讨刑事法律三段论的逻辑基础问题。     

重新审视法律现实主义——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

法律现实主义在美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极其显著,然而,以往对法律现实主义的理解颇为狭隘。在主流的法律现实主义之外,还有一种激进的法律现实主义长期为人们所遗忘。通过对这种激进法律现实主义的考察和对法律现实主义兴衰的探索,可以揭示法律理论在社会中形成的机制,从而提示我们对于法律理论的认识和运用应该如何保持反思。     

现实主义法律运动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现实主义法律运动是对法律形式主义的一种反动和纠偏。文章通过历史性、比较性、语义分析等研究方法,认为法律现实主义对于当时急速发展的美国社会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地给予回应,其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评可以概括为对法律确定性的怀疑,而怀疑的重心又归于现实主义者们洞悉到在司法过程中“人”的因素的客观介入和不可小觑,即归于司法过程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和影响,并且“新”的更为真实的法律确定性正是存在于其中。当我国的法律规则日臻完善之后,我们需要借助现实主义法律运动的观点及时地将中国的法制建设推进到“下一步”,即关注法治中“人”的因素,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高于现实”与“低于现实”评析两种现实主义文艺价值论

现实主义的文艺“低于现实”论和“高于现实”论虽然尖锐对立,却不可论孰是孰非。这在于文艺本身不是什么可以普遍认同或经由实践能够证明的“客观事实”。由此可知,诸凡关于文艺的见解和理论皆无关于真理,不属于建立于客观事实之上的科学性“认识”,而是从一定主观立场出发做出的观念“宣扬”。从而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艺科学,只有关于或为着一定时代之一定人群的文艺理论。     

苦难历练中追寻自我的民族家园——小说《伙计》的犹太文化母题解读

"寻找自我的民族家园"是犹太民族恒定的文化母题之一,伯纳德·马拉默德的小说《伙计》对这一犹太文化母题进行了移位运用和艺术阐释。从犹太文化角度上说,承载马拉默德犹太观的小店是主人公的精神家园:莫里斯的精神隔都(Ghetto)①和弗兰克的迦南圣地。同时,弗兰克的追寻之旅体现了马拉默德在犹太文化影响下的现实主义创作策略。他对全人类追寻精神家园这一主题颇富见地的哲学思考则表明其文学创作主旨衔接了美国犹太文学中的犹太性与普世性。     

对80年代中国引进现代主义的回顾与反思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其推崇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主导中国文坛近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现代派进入中国,引起争议。文章用“接受理论”的观点分析争议的原因,并据80年代中国对现代主义的推介和研究形成热潮这一事实,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现实主义地位受到挑战。     

论法律方法的法治立场——基于新形式法治理论的视角

法律方法对于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司法过程中,法律方法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案正义的实现。虽然对于法律方法的适用都要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但是由于不同的立场对于何谓法治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司法克制主义推崇形式法治的立场,而司法能动主义则坚持实质法治的立场。因此基于不同的法治立场对于法律方法的适用可能会对法治的实现在实质上有着不同的作用,甚至有害的作用。基于新形式法治理论,我国现阶段法律方法的适用应该坚持统合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关照之下的法治立场,因为这两种立场本身都是为了维护法治这个目的和立场的,没有必要非此即彼,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限度,而这个限度则是由形式法治的立场所决定的。这种法治立场并不是一种泛泛而谈的纯粹理论性的研究,而是一种面向司法过程的法治立场,是我们运用法律方法的原则问题。法律方法的法治立场的确立,有利于我们在司法操作的层面更好地实现法治,这与政治或是国家意义上的法治立场是不同的,是一种面向司法实践的法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