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清末学制变迁的动力机制

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制度的变迁尤其是1902年“壬寅学制”的制订和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现代学制的产生和中国教育在制度上走向现代化的开始。文章从中外形势发展的需要、新学的发展和推动、经世思想的推动、进步人士的影响四方面因素讨论张之洞与清末学制变迁的动力机制。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徽州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性历史文化信息,是多元主体进行生产活动、建立社会关系的高度聚合体。以黄山市L村为例,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介入,在类型化主体要素和公共事务的基础上,解析不同历史时期徽州传统村落行动者网络构成及其转译过程,探讨治理共同体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自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徽州传统村落经历了从血缘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再到市场共同体的治理变迁;关键行动者由宗族组织转向县政府,吸引新的行动者加入的同时,推动自身与其他行动者角色的转换。自组织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传统文化复兴的内生动力和政策引导、资本推动、多元参与的外源动力联合驱动了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论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加强对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对于推动社会发展与转型、制度变迁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制度变迁的最终决定力量,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人的需求与发展对制度变迁与创新起根本的推动作用,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社会意识形态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制度变迁的外部力量,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强生态保护和社会建设。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变迁及秩序重建

借鉴地域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从空间生成、制度规范以及主体行动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城中村、超级村庄和新型农村社区为例,对比阐释其空间生成、主体重塑、秩序整合等方面的经验样态及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乡土发展与村落转型的多元化动力机制及推进模式,使得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呈现总体性、动态性,并在空间整合、制度转轨及主体重塑方面表现出复杂性、渐进性。因此,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既要遵循村落共同体变迁与乡土社会转型的空间生成演进规律,调动村落共同体内生资源和居民主体性,实现传统村落共同体空间功能及其整合路径的现代性转型;又必须在新型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意义上,实现乡土性与都市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序衔接和良性互动,将制度嵌合和机制转轨的社会代价和心理成本降到最低。     

论新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

新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历经60余年变迁,其变迁动力来自于根本动力、基础动力、直接动力三个方面的分力融合而生成的合力.根本动力是社会环境,基础动力是政府,直接动力是大学生.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有利于深入认识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动变规律.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回应革命与改革:土地制度变迁动力分析

回顾合作化时期中国土地制度的三次变迁,可以发现对革命与改革的回应构成了土地制度变迁的核心动力。革命与改革分别应对当时社会发展的两大任务即国家政权建设和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土地制度变迁则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革命与改革的既定目标。而以往从经济层面展开的土地制度变迁则缺乏对制度变迁政治动力和社会核心命题的关注,因此以往研究强调的制度不经济和低效率并不足以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充分条件。从革命的世纪到去政治化的世纪,土地制度变迁始终绕不开政治命题的影响,所以要强调重返政治分析的土地制度研究。     

中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变迁的轨迹、逻辑与动力机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是中国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通过梳理中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发现其在变迁模式、变迁路径与变迁过程上呈现出三重变迁逻辑,而制度环境、制度系统、观念与行动者之间的协同互动则构成其变迁的动力机制。反思过去,展望未来,为推动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使其进入良性循环的制度变迁轨道,需要进一步强化以人为本的征地思想、确立依法征地的制度原则、融入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村落商业经济的变迁及其意蕴——以义乌小商品市场发源地的一个村落为个案

文章以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发源地的后乐村为个案,考察了建国50年来村落商业经济变迁的历史过程,并根据其呈现的"地方性知识",对一系列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观点作出了反思.指出村落商业在农村现代性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村落场域拥有形成和发展商业的内源力,村落的现代化进程遵循着特殊的发展轨迹,测评村落现代化水平应有自身的特殊指标.     

同构发展:回族村落变迁中的政府引导与农民参与——宁夏张村个案研究

本文以宁夏张村为案例点,采取田野调查的方式搜集资料,分析了回族村落农民如何在寻求变迁的同时维系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研究发现,传统回族村落农民通过多元化的生计策略以追求赶社会的梦想,他们与政府结成伙伴关系,通过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妇女积极投入生产,促成了政府主导的现代农业发展项目的快速发展和持续运行,形成了新的生计模式。农民与政府共享相同的发展价值,共同构建了村庄的变迁与发展,传统和现代不再是完全的对立,而是互相渗透的糅合。     

训诂家在词义发展中的作用及局限性

即使是最完美的辞书,也存在释义上的谬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与辞书义项的训释与训诂家个人对词义的认识不无关系。     

话语意义建构和口译能力培养

鉴于口译活动的复杂性和创造性,在口译教学中引入法国释意学派的“脱离源语言外壳”的概念,通过词汇、句法和语篇等示例帮助学生在口译活动中建构话语意义,以增强学生口译中的理解和表达能力。     

歙县许村方言异读及音变现象研究

方言存在异读是一种普遍现象,从歙县许村方言[1]的实际情况看,其异读情况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一是文白异读,二是元音内部屈折变化,三是变调,四是在语音发展中产生的合音现象.而音变则是在语流中由于音节的相互影响而产生的语音变化,从许村方言看,主要是清入与平、上、去三声结合而产生的变化.严格意义上说,它不属于异读,是与异读有本质区别的语音变化形式.对于这两种现象的研究,对于揭示方言语音与中古音韵的联系具有一定的意义.尤其是方言语音内部元音的屈折变化的研究,对于中古汉语是否存在形态变化更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现代性变迁与村庄传统结构的重塑——鲁中D庄调查

基于对鲁中D庄的驻村调研,分析了现代化、市场化进程所带来的现代性变迁对农民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生计结构的深刻影响以及对传统的村庄社会关系、伦理习俗与社会结构的重塑。文章着重从"离土不离乡"的兼业化生活、"分家不分舍"的代际关系、"简约不简单"的风土人情、"动帐不动田"的两田制活标本四个方面对D庄的现代性变迁与村庄结构的互动过程加以描摹和分析。这些现象,在发达地区或城镇化进程较快、人口流动性较大、市场化程度较深的农村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政策角度,努力实现农村现代化进程、农民现代性变迁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系统之间的匹配与协调,整体推进新农村建设,应当成为一项共识。     

从吸纳到求援：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政治

通过对征地前后村庄政治的考察,发现随着村级组织掌握资源形态发生变化,村庄政治运作实现从吸纳向求援的转型。征地之前,村级组织掌握集体经济,通过多种手段吸纳村庄内部各种力量尤其是反对派从而实现村庄政治格局的动态平衡,村庄权力结构呈现体制内精英—中间派—反对派三元均衡的样态。征地之后,集体经济消失,村级治权弱化,为实现权力和利益空间的稳定,村级组织开始向基层政府和村庄外出精英求援,村庄其他势力的话语空间减缩,村庄权力结构逐渐呈现一元独大的形态。而在一元权力格局之下,村级组织逐渐悬浮,村庄治理陷入困境。     

词义变化的动因

词义变迁问题一直为语义学所注意。 50年代有人责难 ,人们比较多的是对变化事实进行分类和描写 ,对变因的研究却不够好。几十年过去了 ,把这方面成果综合起来观察 ,得出结论 :现实作用力、心理力量、文化压力、语言内部力量是推动词义 (或词义体系 )变化的四种力量     

鱼木寨“坐活夜”民间习俗的文化意蕴略探

土家民俗“坐活夜”承载着复杂丰富的文化蕴含。这种用丧仪来进行的寿诞习俗极有可能留存了原始时代弃老厌老的影子,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老者人生价值的增长而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野蛮血腥的味道。类似“坐活夜”习俗在其它民族民间习俗也曾经存在,但早就消失,而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湖北利川大兴乡的鱼木寨仍然留存。其中的原因大概主要与鱼木寨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以及土家文化独特的生死文化观有关。土家人对生与死、悲与喜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辩证认识以及重死乐生的文化精神,可能直接导致这种用丧仪来祝寿的习俗流传得较其它地方更为久远。这种独特的文化习俗没能继续传承的原因则与“坐活夜”的社会文化功能在当今社会的逐渐丧失密切相关。     

“哕”义衍变考

通过考证,指出"哕"义古今词义有异.先秦至两汉间,"哕"义为声徐有节的声音、呃逆及深暗貌;南北朝当是"哕"字义衍变之始,唐时"哕"既有"呕"义,也有"呃逆"义;宋金元时民间以"哕"为"干呕"义,"哕"之古义"呃逆"为"咳逆、呃"所替代;明清以降,有的医家甚至不知"哕"之古义为"呃"者.     

《中国乡村生活》解读

《中国乡村生活》一书反映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及优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蔑视。其作者 (美 )明恩溥对晚清中国城乡生活的困惑与误解 ,一方面体现了他对中国儒学的包容性、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国文字的意韵特征及中国民俗的求吉尚乐精神的不了解 ,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个来自发达的工业文明社会的基督徒对一种正趋衰落的乡村封建文化的蔑视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