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民俗与科举学

科举习俗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婚庆习俗、饮食习俗、游乐习俗、社交习俗、建筑习俗等都打上了科举的烙印。本文在论述与科举相关的婚庆习俗、博状元习俗、“闱姓”赌榜习俗、文昌崇拜习俗的基础上,论述科举学的广博性。科举习俗鼓励民间百姓读书应举高中,多数是寓意吉祥、积极向上的,不过也有一些消极的部分。科举文化是中华民族不应忽视的重要的文化遗产,应该加以系统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对其中的科举习俗亦应作如是观。     

科举学的文化地理视角

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研究科举学具有整体综合的优势,可以丰富和拓宽科举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域;科举人才与地域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因素有着互为因果、彼此影响的复杂关系,而科举考试的配额制度作为调节科举人才与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的中介机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科举考试的区域配额制度对于现代高考"倾斜的录取分数线"问题也具有极为强烈的借鉴意义;这便是从文化地理视角研究科举学的旨趣所在.     

“科举学”研究的佳作——宋元强《清朝的状元》评介

在中国历史上延绵存在了一千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官僚政治和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随着海内外科举研究的广泛开展,“科举学”已日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在“科举学”这一内容广博的专门研究领域中,有关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特别丰富,已出版的各类著作就不下10本,要在此基础上作出新的探索,其难度可想而知。最近,宋元强     

文化自觉与科举学研究

20世纪上半叶,在废止科举制的激愤余绪中,科举研究总体上而言比较薄弱,迨及建国直至文革期间更加被边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举研究日渐升温,科举学理念、为科举制平反的理念相继出现,这既是学术研究走向文化自觉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自觉的一种典型表达方式。科举学的正式出场为科举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平台,有助于科举研究走向更深层次的文化自觉,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看则有助于理性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科举学的人文视角

年轻的科举学要在21世纪发展成为一门烁然可观的显学,就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走求真、趋善、臻美的人文之路.研究者应该坚守"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抱有对历史"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态度,坚持"多元与会通"的研究范式,努力揭示科举考试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规律,致力于推动当代考试改革及考试作用的完善.     

东亚科举停废的动因与教育影响——国际比较的视角

科举制度与儒学教育密切相连,儒学教育在东亚传播和演化过程成为"科举文化圈"形成与解体的重要背景。东亚科举制受各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在科目设置、考试管理和存废时间上存在某些差异,但都与儒学教育密切相连,具有鲜明的儒学文化特征。在东亚教育史上,儒学与科举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从国际比较来看,东亚科举停废的动因:一是科举制不能适应选拔新式人才的需要;二是西方文化教育冲击动摇了儒学文化基础;三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导致科举制终结。从废科举过程考察,东亚存在国别差异。科举制虽已废止百年,但科举文化传统对当今东亚社会的教育观念、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和文化传承仍有重要影响。     

唐代福建的教育与科举活动

唐代是福建经济和文化开发的重要时期。福建的人文教育活动也在唐代出现转折,从唐中叶以后进入持续发展阶段,为宋以后福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本文从辨正建中(公元780年)以前“闽人未知学”的旧说入手,追溯李椅福州兴学、陈元光父子漳州办学活动,进而分析常衮来闽以前福建极少进士及第者的原因和唐末科举的兴盛情况,以期对福建早期的文化开发有较明确的认识。一凡是涉及唐代福建文化教育的论著,必然要引述《新唐书·常衮传》中的一段记载:建中元年,常衮任福建观察使。“始,闽人未知学。衮至,为设乡校,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钧礼,观游燕飨与焉。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关于常衮在福州兴学这件事,《新唐书·欧阳詹传》也有类似记载:“及常衮罢宰相为观察使,始择县乡秀民能     

专题研讨: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

主持人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2005年是中国学术界的“科举年”。今年,不仅许多刊物开辟了科举百年专栏、发表众多论文,而且还将出版第一部科举学专著《科举学导论》;不仅在大学中首次开设了“科举学导论”的课程,而且还将于9月2日这一科举百年祭的日子,在厦门大学召开“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届时将有海内外众多历史学、教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者,以及文博界、考试管理界研究科举的同仁参加这一盛会。废止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废科举后,深谙社会进化和世事变迁的严复曾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     

谣谚中的宋代科举社会

丰富的谣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谣谚为材料、从民众角度阐释和理解历史的机会。散落在各类古籍中数量不斐的宋代谣谚不仅反映出宋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的特点,展示了科举制下的众生相,昭示着宋人对科举及第寄予的极大热情,折射出因科举产生的种种社会心理,而且也反映出受榜下择婿之风影响而造成青年男女婚嫁年龄过大等社会现象。字句简短的谣谚不经意间保留了宋代科举社会特有的历史信息和时代特征,为我们更真实地把握宋代科举社会提供了生动鲜活的佐证。     

明代科举研究的一部新作——《明代科举文献研究》

陈长文教授的<明代科举文献研究>一书,已于2008年3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明史和科举学研究界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全书包括上、中、下三编,上编为<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是作者用力最勤的学术领域.包括<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的意义及现状>、<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原始性与权威性>、<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流通与庋藏>、<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与其他版本之比较>、<进士登科录探源--兼与傅璇琮先生就"金花帖"问题商榷>、<山东省东明县文物保管所藏明版(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述论>、<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版式、结构及体例>、<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刊刻、流布与珍藏>、<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文献价值及其局限性>、<明代进士登科录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等十个专题,各从不同角度对明代进士登科录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大多属于此前无人或很少有人问津的原创之作,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更好地利用明代科举的第一手资料--登科录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论唐代童子科

童子科虽然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常科,但却不为研究科举制度史者所重视。童子科在唐代最早见于唐高祖武德七年（６２４）,它的出现是唐代统治者积极推行儒家教育、维护封建统治的结果。它的设立曾在唐代社会产生过一定影响。     

科举考试与日本

作为东亚科举考试文化圈的一员,模仿唐朝制度的日本科举考试经历了古代的贡举制、江户后期的"学问吟味"与明治初期的"进士及第之法"提案三个阶段.但是,受到政治体制与历史条件的制约,日本的科举制度并没有真正地发挥出公平竞争、选拔人才的功能.贵族色彩浓厚、注重汉文"素读"的日本科举制度只是游离在政治体制的边缘地带,潜移默化地发挥着文化传承与教育普及的功能.     

论科举制的完结

190 5年中国废除了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科举制的最终废除 ,并不能因此否定科举制长期以来的合理性。科举制的废除过程 ,是由废八股、设特科、建立新式学堂等几个步骤完成的。这个破立的过程 ,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有机部分。正是在近代的历史背景下 ,中国的知识体系和人才观念才最终完成历史性的突破 ,即完成了道德人才到技术人才的转变。对照科举制的完结线路 ,反观科举制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意义 ,以及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也是一个有价值的思路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改革

为了杜绝科举考试过程中出现的舞弊行为,维护科举考试的公正原则,选拔优秀人才;也为了缓和权贵势要与普通士人的矛盾,宋朝统治者在开国之后逐步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所体现的维护国家考试之公正原则的意向值得肯定,并且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为后世考试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与教训。     

朝鲜李朝武举考略

朝韩武举学习我国宋代武举而创设,实施过程中又接受明之影响,更有自己的创造.本文介绍了其创设过程,对应试资格、考试程序、考试内容及除官等问题一一辨析,指出其作为与中国武举的异同之处.     

宋代的童子举

童子举起源于汉代从童子中选拔人材的制度 ,唐代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宋代童子举虽几次停罢 ,但多数时间都得到实行 ,且在南宋中期较为制度化。童子举的选拔程序为州郡推荐、国子监初试、中书省复试、皇帝亲试。考试内容以背诵儒经为主 ,兼及诗赋等。正式录取为授官、赐出身 ,另有免解、赏赐绢帛等奖励办法。宋代在校学生、女子、宗室外戚中也实施了童子举。宋代童子举对当时文化发展、人材选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过于偏重死记硬背和脱离社会实际 ,所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宋代童子举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了解其经验教训对今人的智力早期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古文运动、科举与"唐宋八大家"

古文运动与科举制度的出现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唐代古文家对科举考试中的时文多有批评,但实际上古文家与科举考试有着相违与相依的双重关系.从宋代起古文渐渐在科举考试中发挥作用,"唐宋八大家"的出现正反映着古文与科举的这种双重关系.     

宋代科场论述文论略

宋代科场论述文,留存作品极少。然而,嘉祐二年(1057)省试史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曾巩、苏轼、苏辙三人之作得以留存,典型地表现了宋代考场论述文之风貌。考场论述文,"限五百字以上"。曾巩文章603字,长短适宜,有理有据,明白畅达,文从字顺;苏轼文章548字,层层推进,议论纵横,豪骋雄俊,结合新颖恰当的事例,非常具有说服力;苏辙文章553字,论点和论据相对混乱。其他科场论述文保留下来的有王禹偁二篇、田锡二篇。王禹偁《三杰佐汉孰优论》大致依据史实敷衍,与中心论点疏离,而三年后之《四科取士何先论》则是一篇完整严谨的议论文。田锡所考乃时事论题,文章后半段重点在颂圣,与一般论述文格式不同。宋人科场论述文具有短小精练和史论性质两大特征,对宋文创作影响深远。此外,欧阳修利用嘉祐二年权知贡举的权力,痛击"太学体",录取曾巩等,他们一起领导着宋代文坛新的创作风气。此后,通达流畅、明白如话成为文坛新的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