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美国家的动物保护立法分析动物的权利

欧美国家动物保护立法实践源远流长,他们为动物的立法详细而周到,为动物立法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现代法学研究中,对动物权利争议的焦点在于动物能否成为权利主体。把动物作为权利主体的观点,是对传统法学研究范式的挑战;而且,世界范围内的动物保护立法实践,已经证明了动物享有权利的可能性。从学理上讲,对动物权利的保护也是保护我们人类自身的必然要求。     

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之法学辨析

本文在主客二元法律结构和由该结构所维护的法律秩序之下，从法理学和伦理学的角度，对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在法学上的应用可行性进行了论证。结论是法学上应采用“动物福利”而非“动物权利”。最后本文对法学上的“动物福利”与动物保护学、动物伦理学上的“动物权利”之间的学科转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人类在海洋生活的十大猜想

猜想一：戴上“头盔”和海洋动物交流假如人类生活在海洋里,与海洋动物交流是十分必要的,“头盔”能够接收动物“讲话”时发出的声波,并将声波转换成人类能够理解的语言。同样,它也可以把人的语言转换成动物能够理解的语言。     

动物保护的“十字路口”——我国民法典编纂中动物保护策略的展开

我国民法典编纂正如火如荼,编纂一部完整、全面的民法典需要法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努力,日前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再次引发了学界对动物法律地位的探讨,重振了社会对于动物保护的信心。学界对于动物主体地位的探讨已形成结论,但是民法典的编篡再次使“权利”一词风靡。基于对《德国民法典》第90条a款的错误理解,动物权利再次成为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旗帜和口号,但实际上遵循社会发展历史并参考法律实践,动物权利这类跃进式探讨并非目前动物保护策略的最佳选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编纂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如何体现动物保护的基本精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论智能行为的演化——从激进生成认知的视角看

对动物心灵和认知的自然化理解需要同时给出两个说明：(I)动物与人有哪些心灵与认知能力;(II)人的心灵与认知能力在哪些方面不同于动物的心灵与认知能力。在进行这两个说明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两种陷阱：一方面,超智能主义陷阱将民间心理学用来言说人类认知能力的概念(如表征、信念、意识等)滥用于动物认知,从而使得在对(I)进行说明的过程中容易将隐喻当成实在性的描述;另一方面,极端物理功能主义陷阱将动物与人共有的神经系统对外在刺激的因果功能反应能力赋予了过多的说明力,从而使得在对(II)进行说明时面临说明鸿沟或“难问题”。文章通过区分人类认知演化过程中的四种智能行为,论证了激进生成认知在给出上述两个说明时可以成功地避免这两种陷阱,并且优于目的论语义学。     

精神与自由

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动物”命题把人理解为动物本来就有其局限,而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家进一步将理性视为人的唯一本质则问题更大。从宇宙演化和生物进化的角度看,人类本性就在于人类性,其基本含义就是谋求生存得更好,包含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不断满足。精神需要被开发出来并得到满足,人就具有了精神性,也就获得了超越性和自由。这种精神性才是人类本性之所在,也是人的本然本质和应然本质,它使人成为高于动物的精神物种、自由物种。精神是高级自我意识的产物或体现,主导观念、最高理想和基本信念是其中的核心要素。精神是人的超越性和自由的根基,自由是精神追求的目的和结果,而精神状况通过自由来展现或彰显。精神所达到的境界决定着人的自由程度,人要获得更多更大的自由,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精神之所以能使人自由,是因为只有精神才能使人具有超越性,而具有超越性正是自由之体现。     

动物保护模式辨析及我国的选择

人类由动物演化而来,仍将与动物相伴而生,为维护和增进人类福祉,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动物已成为当代社会的共识。保护动物的理论基础包括新人类中心主义、动物福利论、动物权利论等,相应的立法形式表现为初始形态的反虐待动物模式以及较高层次的动物福利模式甚至动物权利模式。考虑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国民的接受程度以及社会文明健康发展的需要,走以反虐待动物模式为起点的渐进式发展路径,是推定我国家养动物保护的合理选择。     

汉英语言中动物文化内涵的跨文化解读

动物与人类社会关系紧密。动物词汇是最早进入人类词汇系统的词类之一。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动物词汇逐渐具有了文化色彩,反映着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表现为动物词汇文化内涵意义间的巨大差异。论文通过对英汉动物词汇进行对比研究,从概念意义和文化内涵意义两个宏观层面讨论动物词汇之间概念意义和文化内涵意义的关系,指出对动物词汇的理解需要建立在对不同文化认知的基础之上。对不同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认知,有助于避免不同文化间差异所引发的交际障碍,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     

论清代动物保护思想与实践

除了继承历史上有关理论和实践外,清人的动物保护理论和实践有其新的内容。他们认识到,人类嗜欲无穷,故动物保护甚为必要。政府和舆论相互配合,在动物保护方面,多所作为。他们既肯定支配乃至杀戮包括野生动物在内的动物的正当性,又明确地反对不必要的、不适当的杀戮和消费,在保护耕牛、禁止用毒药捕鱼等方面,力度尤大。许多知识分子,或倡导"戒杀放生",以此作为抑制对动物及其制品过度消费的一种方式;或以"动物临死含嗔",故肉食品有毒之说,来劝世人戒食肉;或明确反对以动物取乐,寓"动物权利"、"动物福利"思想。由于"戒杀放生"等劝阻人们食肉的言论缺乏足够的科学支持,因此这些言论的效果并不明显。     

动物能力

从智力上分析，人类的确是这颗星球最高级的动物。其实，科学家们早就知道，包括动物在内的其他生物并非一无是处，它们也有许多让人类望尘莫及的能力，有些能力甚至令人叹为观止，尤其以下几种能力为最，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能否将生物的这些超级能力“据为已有”。     

农民生态权权利缺陷对农村生态保护的影响及立法对策

赋予农民生态权可以使农民成为农村生态维护的权利主体,为农民在生态立法上争取话语权奠定制度基础。然而,生态资源的公共性导致农民生态权权益主体的权利不明晰、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引发生态权利冲突,这使得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保护中遭遇实施困境。为了使作为抽象人权的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保护中得以落实,在理论上应明确生态权在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在立法上需要具体规定作为农民生态权权能的生态知情权、生态参与权、生态公益诉权。     

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的四个问题

深化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必须解决好四个问题。一、自然资源作为自然财富和生态财富要真正转化为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必须使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树立为了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生产目的，并建立与自然资源相一致的发展方式和生存方式，制定系统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这要求我们树立系统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把树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建立生态文明发展方式和确立“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有机结合起来；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仅仅满足于宣传生态文明理念是不够的，其关键与核心是如何实现科学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生态化；四、脱离对环境权问题的研究，片面强调对“环境民生论”的阐释，既不能准确理解“环境民生论”的完整内涵与价值，也无法真正践行“环境民生论”，故强化对环境权问题的研究与阐释，是当前我们理解和践行“环境民生论”的关键。     

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的四个问题

深化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必须解决好四个问题。一、自然资源作为自然财富和生态财富要真正转化为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必须使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树立为了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生产目的，并建立与自然资源相一致的发展方式和生存方式，制定系统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这要求我们树立系统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把树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建立生态文明发展方式和确立“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有机结合起来；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仅仅满足于宣传生态文明理念是不够的，其关键与核心是如何实现科学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生态化；四、脱离对环境权问题的研究，片面强调对“环境民生论”的阐释，既不能准确理解“环境民生论”的完整内涵与价值，也无法真正践行“环境民生论”，故强化对环境权问题的研究与阐释，是当前我们理解和践行“环境民生论”的关键。     

和谐新农村视阈下的农民环境权现实对接与本体法制化研究

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是和谐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当下农村生态恶化现状催生了农民对环境权需求的萌动,农民环境权是对消解中的桃花源复归的权源对接。在对环境权与农民环境权作景象概览与价值评判的基础上,深度审视当前我国农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现状,以权利的应然与实然级差为视角,作出了对农民环境权本体法律化的科学预设。     

“生态福利”的法学蕴涵及其学理证成

生态福利是生态危机时代公民的生态利益普遍缺乏法律保障的背景下提出的新型权利概念,是因居民生存和发展需要,由政府提供的以生态利益为内容的公共利益。生态福利符合权利的基本特征,它既是从生命健康权延伸出来的公民基本人格权利,又是从公民环境权分化出来的公民基本环境权利,是一种新型的应受法律保护的正当利益。对环境整体价值保护必然要求生态福利的权利化,对社会主体生态福利的法律保障是环境公平的合理内核,生态福利是法律调整生态利益冲突的直接结果,各国的环境司法实践也彰显了生态福利是环境法益的重要内容。     

狩猎权法律问题初探

狩猎权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在特定狩猎场所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并取得猎获物所有权的权利。在法律上确立狩猎权具有权利创设、生态保护和经济激励三重功能。狩猎权属于＂特别法上的物权＂,兼具公法和私法的双重性质,其权利的行使受到限制,权利的设定应主要采用拍卖等市场化方式。     

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制度建设回溯与展望

中国环境法治发展40年,也是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发展和建设的40年。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建设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完善,逐渐形成由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构成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权利体系和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规则。总结经验,公众参与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公民环境权利的题中之义,是提升环境决策质量的重要保障,是调动公众环保力量的必然路径。面向未来,广义层面的公众参与应当注重提升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狭义层面的公众参与应当通过完善主体界定、推动信息流动、推进协商参与和加强社会监督等实现进一步完善。     

生态权利观的多元聚焦与差异整合

环境法学不仅视生态权利为人权的组成部分,也把它当做生态社会中其他权利的基础。生态政治以社会正义为核心价值观,强调了以广泛的权利为前提的个人和社会的生态责任。生态哲学所强调的生态权利是以认同自然界的权利为基础的人的权利。多元生态权利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生态权利的对象性规定、生态权利的主体性界定、生态权利的代表权确立等几个方面。只有回到生态权利的原始发生地,通过对生态权利观的根源分析,才能整合观念差异,以获得共同同意的、从而具有普适性的生态权利观念。     

动物权利的法定化困境及其破解

作为伦理学命题出现的动物权利论,在西方及我国法学界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他们提出了动物应当成为法律主体,享有法律权利的主张。从法学或者法律的角度主张动物权利,不得不面临动物权利法定化的困境:动物主体如何确定,权利内容为何,如何实现权利?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法律架构中是无法解决的。事实上,动物权利的初衷也是为了保护动物,但它却无法法定化,在社会现状及立法技术条件下,真正能行之有效的动物保护立法策略仍然是动物福利。     

从社会正义到生态正义——戴维·佩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探析

不同于以往地球上的任何一种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生态危机由人类自身活动和生产引发,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必须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戴维·佩珀不仅关注到生态危机的本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的逻辑,还提出了从深生态到社会正义的一系列新问题。戴维·佩珀虽然是地质学家,但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中,他对各类生态思想进行反思和分析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探析,将生态实践导向生态政治、生态治理,从而构建一种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戴维·佩珀的生态理论中,环境问题不再是单纯的生态问题,而是一种社会问题的延伸,因此要实现生态正义就无法绕开社会正义,或者说实现社会正义就是实现生态正义的前提,生态学与社会正义的关系不应被颠倒,在争取自然权利的同时更应该关注人类权利。同时,以人为本的生态观也更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旨,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相一致的科学生态观。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时期,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结合历史与现实经验丰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